史前考古发现的遗迹与遗物都不会有自名的，进入历史时期才可能从中找到有关的文字材料。《蜀王本纪》说:“是时人萌 (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既无与中原等地通用的文字，当然不可能有文字标明的“鱼凫”的遗迹、遗物出土，故我们只能借助于后世的文字记载、神话传说、民族志等材料，用历史考订的方法来探求。地下出土的图像或纹样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鱼凫”既为两种习见在一起的动物，在文物图像中寻找他们的踪迹就成为当务之急。
1986年夏，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当第一眼看到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 (K1:1)上的纹饰图案时，我脱口而出:“这不是鱼(图像)、凫(鸟)、王(人头)吗?”现在看来现场的第一印象是很宝贵的，当然这还只是一种假设，有待论证，但并无凿空之嫌，所以就有学者引用。例如《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中认为“林向先生的解释尤为确切”。同一书中还对古蜀部族对“人头”及“鱼”和“凫”两种动物的神性崇拜作了论证，书中说:“金杖上的人头图案，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与二号祭祀坑所出蜀王形象造型———青铜大立人相同，表明杖身所刻人头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神人之间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所以，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杖，同时也是一具神杖，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再次明确地表明“鱼凫正是蜀王本身”，这正是对金杖图像上为什么会有“鱼凫王”图像的一种阐述，两段文字十分契合。奇怪的是有学者却用自己的成见看待，认为是“矛盾”的“另一种说法”，而对此加以驳诘，孰是孰非，看来是不辩自明的了。
不过，上述阐述与我的原意还是有所不同，这里略加申述。金杖是蜀王兼祭司的权杖也是法杖，金杖上的图像表现的是一段蜀国的辉煌历史，蜀王祭司要借助先王之神灵来巩固自己的权威，所以它就不是本王自己的徽记，因此用三星堆遗址出土有“鱼凫”图像来论证三星堆古城即“鱼凫之都”是不够的。《蜀王本纪》所载的蜀国世系既然是西汉人采撷后人口碑相传的古史传说，那么它只能是历史投影，并非信史，不可过分穿凿，若据这些口头传说来计算“蜀国朝代”的编年，那是不可信的，如你能相信“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吗？若硬要理出蜀国史，我们不妨把《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所记的蜀国世系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程度的“顺序”而不是“朝代”，用来与地下的考古文物发现相印证，以窥见蠡测古蜀文明的发展史，还是有价值的。
例如文献所载的“蚕丛”。《华阳国志?蜀志》比《蜀王本纪》多说了几句：“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为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古文苑?蜀都赋》章樵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由此数语提示，我们只能说蚕丛氏还处在岷江上游山谷中，尚未进入成都平原。从其“居石室”、“葬石棺”、“始称王”来看，蚕丛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程度只可能是才进入氏族社会之末的部落联盟阶段。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在岷江上游今名“蚕陵山”一带，考古发现了大批石棺葬，虽然迄今发现的石棺葬年代断不会超过商末周初，但作为“蚕丛”石棺椁习俗的证据还是可以的。
我们再回过来看“鱼凫”。《华阳国志?蜀志》沿袭《蜀王本纪》，没有更多的史料:“次王曰柏灌(按:惜无下文焉)。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这条材料的关键有二:一曰“湔山”，应近“湔水”，学者一般认为即在今都江堰境内。说明“鱼凫”已从岷江上游南迁到成都平原了。二曰“田”。“田”有两说，可作耕种讲，通“佃”，《诗?甫田》有“无田甫田”，孔颖达疏曰:“上‘田’谓垦耕，下‘田’谓土地。”“田”又作打猎讲，可通“畋”，《诗?叔于田》有“叔于田，巷无居人”，疏曰:“时人言叔之往田猎也。”学者一般都倾向于田猎说，其实笔者以为不能无视耕种说，因为原本以渔猎为生的“鱼凫”部族已到了成都平原，“湔山”即使在平原边缘，但在山前面水环境下逐渐转过来发展农业还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其“仙 (死)去”时，“蜀人思之，为立祠”，祠者庙也，这可作农业定居的佐证。因此可说“鱼凫之世”是由岷江上游迁入成都平原发展农业定居，逐渐形成有设防的聚落，建立早期国家，或称“酋邦”，此是龙山时代“宝墩文化”的古城群及其遗存，乃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以为温江万春镇鱼凫村的“鱼凫古城”比起广汉“三星堆古城”来，更像是“鱼凫之世”的遗存。至于温江寿安乡的“鱼凫王墓”，则本是东汉砖室墓，而被民间讹传的，成为名胜古迹，不再论例。
当然，万春的“鱼凫城”，不能肯定是“鱼凫”所筑，因为缺乏文献记载。它的最早出现是在南宋，有郫县人孙松寿者，字嵒老，绍兴五年(1135)进士，曾为汉嘉(今雅安北)守，大概在此游历后写了一首《观古鱼凫城》诗，诗曰:“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高城为野垄，故国霭荒村。古意凭谁问，行人谩苦论。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成都文类》卷二)可见他是在高高的城墙孑遗下凭吊后发出的感叹，在当时当地能知来龙去脉者已难找了，但可证明它是一座废弃的古城，只能是故老相传的“鱼凫古城”名胜古迹而已。
但是，1996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了“鱼凫古城”是一座早于三星堆古城的古城。可从陶器排队分析得出其历史发展的年代顺序。鱼凫村遗址的早期(第一、二期)，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年代相当，当时还没有三星堆古城，它是鱼凫城的使用年代，属于龙山时代。鱼凫村遗址的晚期(第三期)是鱼凫城废弃的年代，它介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二期之间，而三星堆古城是从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期开始建筑的。可见“鱼凫古城”早于并与“三星堆古城”相先后衔接。
再看“鱼凫之世”之后的“杜宇之世”，社会历史发展成熟，史料也多了。《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杜宇来自何处学者有争议，但他不是从江源——岷江上游下来的，与江源的女子联姻才自立为蜀王，则可无疑。《华阳国志?蜀志》说得更多:“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 (按:推知鱼凫世的农业还原始)。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按:两种记载正好相反，此改说杜宇在江源，利来自朱提，这也许是基于父权意识的改动)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按:此说时序有误)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按:有了都城郫邑，并可能由此而得名)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按:有了固定的疆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按:有官吏，能大规模治水)帝遂委以政事，(按:有国家机构)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按:氏族部落酋长可自相授受了)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按:当时巴还在江汉平原西部，在三峡地区仗盐业而雄)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这两段记载歧义甚多，不便一一辨析，但至少可见“杜宇之世”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1)原始农业鼎盛，能大规模治水。(2)确立了君主政治，有国家机器，以统治地域中的人民。(3)其国力渐强，经济、政治、文化的辐射力已超出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了。
我们曾归纳过广汉发掘的三星堆古城(三星堆遗址二、三、四期，或称三星堆文化)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城内有大小不同规格的建筑物，大量精美的饮食器、漆器、玉器、礼器、乐器和陶塑艺术品等社会上层人物享用的物件;还有神巫们在祭祀后埋下的成吨的青铜神像、人像、神树和礼仪器，罕见的黄金权杖、金面具、金箔等。可见已具备文明时代的社会标志(冶金术、城邑、礼仪中心、艺术和文字符号)，此城应是古蜀文明的中心城市。”这是笔者2001年7月在四川省台办主办的台湾学者的“三星堆文化研习营”上的讲演，愚以为在三星堆遗址发掘总报告出来以前，是对考古发现最全面的概括了，正待检验。可见，这样的社会历史发展水平只能与文献记载中的“杜宇之世”相匹配，而是“鱼凫之世”所不能比拟的。但有一点，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重叠，因此有学者说三星堆遗址兼属鱼凫与杜宇也是勉强通的，而三星堆祭祀坑属于三星堆文化，则不能说是“鱼凫王朝”之遗迹了。
“鳖灵”为古蜀国扩展之世，古蜀的经济、政治、文化逐渐由盛而衰，《蜀王本纪》“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即开始“开明之世”。而《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更多，所提供的几点很值得注意:(1)君主已固定世袭。“始立宗庙”，“庙称青、赤、黑、黄、白(五色)帝”。(2)有礼乐陵寝。“以酒曰醴，乐曰荆”，以大石“为墓志”。(3)成都始为蜀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4)扩张势力。“帝攻青衣，雄张獠僰。”(5)与秦、巴交恶，而自取灭国。“(蜀王弟) 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这些记载明确地表明“开明之世”可分两段，前盛后衰。
成都的十二桥文化正是开明的盛世，其金沙遗址群的宫殿与祭祀区的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成吨的象牙、无数的金、玉、铜器珍宝，不仅承袭了三星堆古蜀文明，且把三星堆文明推进到新的高度。
但随着巴人受楚人胁迫，由江汉平原峡江东部，向西进入四川盆地，带来新的文化因素(巴楚文化)，与“古蜀文化”进一步融合，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巴蜀文化”。1980年新都晒坝甲字形木椁墓中出土“邵之食鼎”等鼎、敦、壶、盘、匜等战国中期楚文化因素后，该墓被认为是荆人鳖令之后开明王朝某王陵是有道理的。四川盆地各地发现的战国木椁墓和船棺葬就反映了这段历史，其中尤以成都商业街的船棺墓地为代表，它可能是开明王族的陵寝。但表面的强盛己难掩盖其受秦、巴夹击而走向衰亡的命运。
综上所述可以推论，“鱼凫之世”的时代，应该是开始了从“野蛮时代”—“酋邦制”向“文明时代”—“国家制”过渡，即处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型期，是古蜀国历史进程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这就是我们要想法弄清“鱼凫”问题的缘由。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