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大禹时代的过去，中原地区崭新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了，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夏朝建立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两千一百四十六年，而就在那个时间段的前后，先前的蜀山氏古蜀国已经经历了蚕丛氏与柏灌氏两大部族统治的时期，古蜀社会由完全松散的部落氏族制度过渡到了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制度。蚕丛氏应该是先前的蜀山氏族人当中分化出的一支，当蜀山氏在四川平原地区暂时立足之后，内部又不断分化组合，终于，日益强大的蚕丛氏部落取得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古书记载，蚕丛王“其目纵，使称王”，也就是说，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青铜面具上因为夸张而突出的眼睛正是蜀王“纵目”的体现。
蚕丛氏蜀国崇拜的图腾是蚕，这一点从出土文物上能够得到体现。夏朝的历史渊源和蜀国极为密切，但是到了夏桀统治的时期，夏朝曾经大举攻伐蜀国，但是没有成功。商朝建立之后，鱼凫王逐渐在蜀地站稳脚跟，崇尚鱼鹰的鱼凫氏族也取代了柏灌氏而统治了四川地区。根据《尚书》《周礼》和《左传》等古代文化典籍的挤记载，商王朝实行严格的内外方国体制，商朝周围的部族都严格依附于商王的统治，并且遵循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而三星堆王国大致兴盛于中原商朝的中期，其都城的面积甚至超过了同期的商都，这是方国体制所不允许的，因此可以断定，鱼凫国从来都没有依附于殷商体制，而是拥有一套完全独立的政权体系，这一点从上述考古发现当中得到了证明。
在有些版本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商朝的甲骨文遗物当中有“登人征蜀”和“丁卯卜，王敦缶于蜀”的说法；这两句甲骨文告诉我们，蜀与商至少发生过两场战争。“登”是征兵的意思，“登人征蜀”指的是商王向各个部落征兵讨伐蜀人；“缶”代表今山西永济一带的缶人部落，反抗殷人统治的缶人被商王朝的军队击败，不得已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商王为斩草除根，决定御驾亲征了。甲骨文中类似的关于商蜀战争的记载很多，却少见商朝人炫耀胜利，恐怕铩羽而归的事情是不能计入国家重要的文献档案的。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六年的一次考古发现，那一年在四川彭县出土了几件青铜兵器，上面分别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的字样，据考证这是商朝贵族的名字，因此推断这些兵器乃是蜀人从商朝缴获的战利品。可以想象，当年的成都平原距中原殷都有千里之遥，且相隔崇山峻岭，飞石崖壁，道路险恶，商人劳师远袭，伐蜀颇为困难，惨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既然战争无法解决统治权的问题，从商朝中期开始，殷人便逐渐接受了这个西部相邻的部族，而对蜀人的态度也悄然改变，甲骨文中说商朝巫师时常“至蜀有事”，大概是举行祭祀之类的仪式；商王朝还曾经得到“蜀射三百”，意思是蜀人向商王贡献了许多弓箭手；最有意思的是，商王在宗庙中也常常帮蜀人算上一卦，有一次“王占曰蜀其受年”，意思是商王占卜出蜀人将获丰收。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蜀地与中原地区的往来极为密切。
今天的考古发现大致说明蜀文化要分三个时期，早期的蜀文化代表是新津县宝墩文化遗址，晚期的蜀文化代表是成都的金沙遗址，而中期的古蜀文明则会聚在了广汉三星堆遗址当中，四川先民的大量宝器也就是在商朝中期的三星堆时代被创造出来的。加上在周围地区发现的众多中小遗址群落以及纷繁复杂的青铜器造型特点可以推断，古蜀王国实行着部落联盟制度，在古代四川地区存在着不同的部落，分别拥有不同的图腾崇拜，但是共同尊奉同样的部落联盟首领。
古蜀社会拥有高超的手工工艺水平，无论是在制玉、制陶还是制铜方面，他们都拥有极佳的造诣，而他们的精神观念也极为丰富，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他们建立了部落联盟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的精神统治，掌握“通天权力”的巫师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古蜀社会的对外交往密切，在密切的交往过程之中，古蜀人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借助地理环境上的便利，古蜀人发展出了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但是古蜀王国并不封闭，他们的文化深受当时的中原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从出土文物上看，这种影响来自中原的商文化、长江中下游的楚文化乃至古代西亚地区的文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文明与外界交往开始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早得多。在这个文化不断交往与融合的过程中，古蜀王国可能扮演中极其重要的角色，有研究表明，西南地区乃是中印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这一通道并非是从张骞的时代才开始存在的，而是来自于更为久远的时代，而西南地区的古蜀人也一定会大力吸收来自于西域的艺术灵感，并借此设计出诡异而又神奇的青铜和金器造型。
三星堆王国大致属于鱼凫部落统治的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很久，以至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物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先后差别。西部的周人部族起兵伐纣的时候，曾经召集天下的诸侯共同举兵，就在这个时候，鱼凫蜀国响应了号召，还派出军队参加了孟津的会盟仪式，并投入了牧野之战，商朝灭亡之后，鱼凫国也逐渐走入了统治的末期。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犬戎兵进镐京，秦部族奉命勤王，平王东迁，天下大乱的时候，彝人的祖先杜宇部族慢慢崛起，杜宇部族的首领名叫蒲卑，他率领部落迁徙到成都平原地区，取代了岌岌可危的鱼凫政权，建立了杜宇王国，并自称“望帝”。在杜宇王国建立的初期，蜀地的农业取得了大发展，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蜀国的酒文化开始兴起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蜀国的水灾又一次泛滥起来，大量的良田被淹没在滔滔洪水之中，蜀中百姓对于这个新生的政权日益不满。
就在这个时候，楚国人鳖灵顺江而上进入了蜀国的腹心地带，他胸怀大志，胆识过人，向望帝献上了治理水患的方略，望帝非常高兴，于是任命他为丞相。鳖灵担任蜀相之后，决定效法当年的大禹，征集了大量的民夫，重新疏通岷江河道，就在这个时候，后来的都江堰工程有了最初的蓝本，那就是开凿宝瓶口，引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就在鳖灵丞相日夜辛劳的时候，杜宇国王却暗自与鳖灵的妻子通奸，事情败露之后，羞愧难当的蒲卑只好放弃王位，带领族人重新进入了四川西部的茫茫大山之中，杜宇王国从此便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鳖灵继位之后，建立了开明王朝，号称“丛帝”，共传十二位君主，大约在公元前三百一十五年左右被秦惠王吞并；秦灭蜀之后，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部分余众迁到今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从此，西蜀地区彻底与中原文明融为一体，共同流入了华夏文明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亚特兰蒂斯帝国在一晚之间沉入海底的传说使得近百年来无数的探险家魂牵梦萦，试图找到这个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史前世界；美洲玛雅古国的消失之谜，牵动着世界上所有热衷于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好奇心；世界上甚至还有许多人相信大西洲真的存在过，可是没有人说得清它为什么会消失；似乎一种文明的产生所带来的惊异与好奇还比不上它的消失更加引人注意，因为产生代表着存在与延续的维度，而消失则代表着未知世界的开始。
未知事物本身就是摄人心魄的。
三星堆文明并没有彻底从人类历史当中消失，但是作为一个来源于久远年代极其特殊的文化个体现象，它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整个中华文明大发展、大繁荣的整体路径当中。如果说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全部都被保存在汉字当中，而汉字又是来源于中原商代的甲骨文的话，那么三星堆文明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文字保存，除了现存的考古发现之外，其文化呈现的空间便极其有限，也就是说，古代蜀国的历史和文化等同于处在消失的状态，已经可以被算作是神秘的未知事物。我们了解蜀文化的源头，除了零散而飘渺的传说以及后代的文学作品之外，便只有靠《华阳国志》这本地方志的点点记载了。但是当三星堆王国的众多宝器重现人间之事，人们才惊异地发现，它们其实比传说和文学本身还要神秘。
在三星堆文化大发现之后不久，在成都附近的金沙村又发现了一个古蜀国时代的遗存，从考古发现的整体状况看来，这是个属于后三星堆时代的文化遗存，从出土器物的情况看来，它的存在年代比三星堆要造，但是其繁荣程度应该能够说明这是另一处古蜀时代的大都邑的遗址。我们不妨推断，当三星堆文明日渐衰落乃至消亡之后，古蜀国的中心地区已经由鸭子河畔南迁到今天成都市周围的地区。从一个文化中心的衰亡到另一个文化中心的崛起，这期间一定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平移与转化是如何造成的；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站在两个巨大的器物坑遗址面前，设想一下，为什么同时会有王国里那么多珍贵的宝器被人为摧毁并埋入地下呢。
一个最为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两次重大的宗教祭祀活动之后留下的遗迹。考虑到三星堆出土的两个器物坑存在着时间的先后顺序，所以可能是相隔时间很长的两次最为重大的宗教祭祀活动的结果。由于没有古蜀时代直接的文字记载，所以只能参考相近的中原文化的宗教活动特点，在整个殷商时代，大型的宗教祭祀活动主要分三种，第一等大祭祀，主要是是献给宇宙与宗庙的活动，第二等中祭祀乃是贡献日月星辰的仪式，而第三等小祭祀仅仅献给山川百物。商朝是彻底的群巫之国，除了王族之外，国中本身就有一个庞大的巫师集团，掌握了国家很大的世俗政治话语权力。具体说来，祭天的仪式叫做“燔柴”，需要焚烧礼器，使得烟气上大天庭，把人间的圣物贡献给众神，是一种极高的礼节；祭地的仪式叫做“瘗埋”，需要把礼器打碎后埋入土中贡献；祭山的仪式则是“庪悬”，需要把献祭的圣物悬挂起来，让山神得到祭祀；祭川则要用到“浮沉”，就是把圣物投入水中冲走，祈求河神保佑。如今虽然没有关于三星堆时代宗教活动的确切记录，但是从出土文物被打碎、焚烧和掩埋的情况看，这些祭祀活动在当时都曾经进行过，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器物会被同时埋入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