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掉队的鬼子，被行桥村民抓到，他们来不及挖坑将鬼子活埋，便只好将他们塞进古井里，用石头砸死，然后再用大块板石把井口盖上。其中有个鬼子会说南昌话，跪在地上哭喊："饶命饶命！"村民们大声喝道，"你既是中国人，为啥去当鬼子的帮凶？狗汉奸，坚决除掉！"
日本鬼子占领南昌已有五、六年的时间，他们在南昌坏事做绝，同时还强迫许多当地青年去充当炮灰，所以那时，有人也把南昌人称作"南昌鬼子"。
那些受了南昌人欺负的外地人，至今，还会"南昌鬼子，南昌鬼子"地叫骂。
七、打人民
说起来，日本鬼子已是令人可恨到极点，可在国难当头时刻，竟还有人趁着人心惶惶，冒充日本鬼子，趁火打劫，这样的人，真应该天诛地灭。
邻村陈坊村就出过这么一个浪子，名叫陈茂年，外号赖狗子。赖狗子孤身一人，长期在大徐、伏牛等村落一带流浪，有时也靠帮人短工换口饭吃。
1942年初夏，日本鬼子窜扰，有几个鬼子从伏牛河下爬上岸来，杀人放火，村民们纷纷逃离家园，躲到附近山上避难，几个村落里一时空无一人。那时，赖狗子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他捡了一套鬼子的黄狗皮军服穿在身上，跑到村里，走进有钱人家翻箱倒柜，抢人财物，遇到走不动的妇女，就上去强奸人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行径，被村里的放牛娃认了出来。
第二天，日本鬼子滚蛋了，地方上的老者，叫人去把赖狗子抓来问罪。被捉住的赖狗子，还穿着那件黄皮，他面对众人的指责，毫无愧色。有一位叫胡猪俚的老者，是当地的大财主，他站出来大声疾呼："这样的败类，决不可以姑息容忍！你们赶快把他处理掉。"随即，村里的几个青壮年，把赖狗子五花大绑，拖上山去活埋了。这一来，也算是为村民出了一口恶气。
第二年六月间，陈坊村人知道赖狗子被大徐、伏牛村的人活埋了，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赖狗子在大徐、伏牛帮短工，去年鬼子窜扰时，他只捡了些人家不要的衣服和零碎东西，竟然被大财主胡猪俚叫人活埋了，实在欺人太甚！大家说，怎么办？"
"怎么办？把胡猪俚抓起来，抄他的家。"村民们愤怒地说。
不一会，陈坊村就集合起了三百余人，有的拿鸟枪，有的拿梭镖、钢叉、耙头、刀、棍等武器，人手一件，立即出发，开赴大徐村，要捉拿胡猪俚。陈坊人还在汪家村的周家凹下，埋设了长龙（土炮），在徐岭亭上，架设了松树炮，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他们决心要和大徐、伏牛村的人武斗一场。
那天早上，我和父亲在徐岭亭脚下的梯田里耘禾，看到脸孔熟悉的陈坊人，父亲问："你们个个抗着家伙，急匆匆要到哪里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其中有位年轻人回答："老人家，你耘你的禾，不要多管闲事。"
大约不到两个时辰，就看到胡猪俚被陈坊人绑着牵回陈坊村。村民们把他关进祠堂上的谷仓里，要他交出三百担稻谷，赔偿赖狗子的安葬费，否则不放人，甚至要拉他出去放血。伏牛村人少势力小，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陈坊村的要求。
事后，陈坊村人，背后议论纷纷，谴责赖狗子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冒充日本鬼子趁火打劫，强奸妇女，他被人抓住活埋，做了流离鬼，实在是罪有应得。但是，陈坊村人历来仗着村子大，人多势众，不分青红皂白，硬把胡猪俚捉了来问罪，实在是他们利用宗族势力去奈何人家。那时候，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陈坊村的宗族势力最大，他们一旦和邻村人发生纠纷，往往都是全村人一齐出动，要把对手置于死地。那时的旧政府自顾不暇，对这类事情从来不闻不问。
解放后，七十年代初，大概就是1975年，陈坊村有个叫大眼的村人，在金溪县枫树坪村给人帮短工，他突然患上急病，来不及医治就死了，陈坊人因此造谣说："大眼被枫树坪人害死了。"此事传到大队书记陈金山/陈金水耳朵里，他不去考查虚实，立即动员一百多号人前去打人民。陈坊人赶到枫树坪，乌一王二，杀人家的猪，翻箱倒柜，拿人家的衣物。该村小组长劝阻不了，便去报告当地政府，双方政府，即金溪县政府、临川县政府，马上派干部下去，负责处理此事。
经过调查，说明陈坊人无理，最后处理结果是，临川县政府责令陈金山/陈金水去枫树坪，向受害人家赔礼道歉：杀了人家的猪，照价赔钱罚款，拿了人家的衣物，全部归还对方，然后，按所有参与者的名单，一一罚款，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情。
这件事情，成了乡邻间的一个笑话。
八、穷年乱世活命难
日本鬼子窜扰，行桥小学关了门，我失学在家。
那年我十二岁，1942年的光景。那几年时间里，雨天，我在家中读书、写文章、复习功课，或帮父亲抄写经卷，晴天，除了放牛、砍柴，参加田间劳动之外，还出去卖过几次柴火，也卖过米，还给人家帮过一阵短工。日子零零落落，显得格外漫长。
有好几次，早晨，我跟随下汪的乔俚，去卖柴火，乔俚个子高，村人都叫他高生，他人是个好人，只是没有话说。乔俚后来去参军，腿受了伤，回家，享受荣军待遇，村里人叫他乔拐子。
我和乔俚挑着棍子柴去陈坊卖。我的杂木棍子柴，卖给陈坊的陈佑林/陈佑安家，他家开杂货店。清早，陈佑林/陈佑安坐在柜台前，架起二郎腿，手里捧着水烟筒，喝着早茶，十分清闲自在。
他看见我挑来的是杂木棍子干柴，便故意装出一副蟹壳脸，说："喂，细伢崽，你的柴我买，你的柴怎么这么湿？你给我把柴挑到厨房里去，叠放在灶脚下，一定要码放整齐，否则，我就不买你的柴！"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有钱人，店老板，财大气粗，对卖柴的穷孩子如此挑剔，人世间不平等的事情太多了--"
有时候，我跟着父兄，挑着柴火到三十里外的青泥镇去卖。青泥镇上，有几户地主人家，还有很多开店的老板，那边没有山，家家户户只能买柴烧，所以青泥镇上的柴，比较好卖。
还有几次，一般是在上午，我带着砍刀，柴架，去西坑村的和尚山上，砍倒碗口那么粗的松树，再把它们截成两尺来长的树段，卖给西坑做烧酒的熬房里。我一个人，一直忙到午饭后，又累又饿。我深深地体会到，砍柴这种活，实在太辛苦了！常言道：养猪不穷，败山不富，砍柴伢崽，坏衣裳坏裤。
除了卖柴，我也卖过大米。
卖大米、卖稻谷是农民主要的活钱来源。我在行桥小学读书时，交学杂费，书本费、伙食费，就是靠卖大米卖柴火换来的钱。
卖大米时，总要邀集好村里年纪较大的人一同去，同村人，互相有个关照，不会上当吃亏。有时候，你一个人去卖米，遇到狡猾的买主，他欺负你，用大秤称米，少斤少两你都看不出来，而且，他还会强说你的米不好，故意压价等等。
我去过伏牛、分水岭卖米。那时分水岭上有十几家小草棚饭店，只卖饭，专供肩挑担扛的小商贩路过时吃饭歇脚，不供住宿。我的米卖给盲公子，他是本村人，正仔暴眼的叔父，在分水岭开饭店。
有一次，我跟随村人去伏牛村卖米，路上爬山过岭，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快到大徐村的时候，他们放下箩筐，在泉水坑边停下来，往米中注水，用手拌匀，以增加重量。我的米少，我不敢学他们的样子，老实说，那样可以多卖几个钱，可是良心有愧。
十四岁那年，八月上旬的一天，突然有消息来，说乡保长不定哪天晚上会带人来我家抓壮丁。我家大哥二哥是他们抓丁的目标，他们已经躲到廖坊河上撑船去了，我虽是学生伢仔，按政策可以免丁，但他们若抓不到家中其他男子的话，就会抓家人去当人质。我父母也得躲，我自然也不例外。听到消息时，已经是晚饭后了，父亲决定躲到汪家村的祖庙上，母亲去了大姐家，我呢，穿上蓑衣，独自一人，跑到面前山龙脊段上去躲避。
晚上天空暗淡无光，田野异常寂静，空气里蚊虫极多，地上蚂蚁也多，叫人坐立不安，我只有来回走动。当时我觉得山上也不安全，怕有野兽，还是慢慢往山下走。走到离村庄较近的许家山，静静地坐了一下，眼睛盯着村里，耳朵也竖起来察听，村里没有一点动静，只有下汪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差不多熬到下半夜，我才慢慢试探着回到家中。
第二天，父亲去了金溪的白马寺，母亲还留在大姐家。父亲临走前，叫我去行桥宝龙山庙上国兴大师那里住几天。
宝龙山庙里，白天环境幽静，在庙门口可以看见空旷的田野村庄，也可以看见行桥街市上，人来人往。到了晚上，山里蚊虫极多，叫人无法入睡。国兴大师是父亲的朋友，不说话，慈眉善目的样子。后来文革的时候，宝林寺被拆，国兴大师，在58年就去世了，算是躲过一劫。
在寺庙里过了两天，母亲捎来口信说："已在大姐家借到了钱，交掉了逃兵税，可以保一年平安无事。"
前一年，为了替两个儿子雇兵，家中卖掉了唯一的一头黄牛，东借西贷，凑齐三百银元，我母亲把银元装进菜篮子里，篮子上盖好菜叶，清早天还微微光的时候，就急匆匆地将银元送到伪乡长黎佑民家。这一次，一年不到，乡里又来抓逃兵，几天下来，一家人东躲西藏，实在叫人无法安生，难怪我父亲会怨恨蒋介石，跳起脚来骂蒋介石是草寇，终究会完蛋的。
在旧社会，人们除了要忍受天灾的困扰外，还要忍受政府的苛捐杂税，兵匪的骚扰抢掠，十里百村处处民不聊生，穷苦人只有仰天长叹："活命难，难活命--"
1944年7月间，日本鬼子投降的前夕，那时时局紧张混乱，盗匪成灾，搞得国无宁日家无宁日。一天下午，父亲和我在对子门前的池塘边上捞丝草喂猪，突然听到下汪碾米间方向，有人高喊："快来人啊，抓土匪--"
我马上翘首张望。父亲说："大白天，哪来的土匪？"
不一会，就见一个白衣男子，飞快地奔向许家山，沿着田间小路没命地往山上跑，跑向古塘，枫树排，越过豆角山，过了铁门坎，很快就不见人影了。
后来才知道，有两个土匪，白天在邻村符昌用木制的假枪打抢，被村民识破之后，便立即逃命，七八个村民穷追不放，从符昌一直追到汪家庙下，抓到了一个，另一个逃到汪家面前山上去了。
两天后，符昌村传来消息：那个被抓住的土匪，村民们蒙住他的双眼，将他五花大绑，牵到梁安的石壁边，背上绑了个石磨层，然后把他推到盱江的碧水潭里去了。
有人问："为什么符昌村民不将土匪交给地方政府处理？"村民们回答说："政府官员腐败透顶，官匪一家，他们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村民们只好自己团结起来对付土匪！"
汪家村在1947年秋天也遭了土匪。那时已是解放前夕，时局动荡不安，盗贼成群，经常有化了装的匪贼，大白天里哄抢地主老财家的财物。那时我不在家，后来听我母亲讲起，说是一天下午，汪家村里，来了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其中有两人打着看相算卦的旗号，把上汪村民吸引到重阳家里，看相算卦的人自我介绍说："祖传麻衣相法，如果看相卜卦不准，不取分文。"
不一会儿，四个盗牛贼，把上汪十几头水牛、黄牛赶出了村外。一群牛快走到村外的过龙山时，被村里捡粪的老人发现了，见事情蹊跷，赶紧大声呼喊："大事不好，快来人啊，有人偷牛了！"村民们听到了喊叫，马上拿了锄头、梭镖、钢叉，拼命呼喊着追赶出来，追到过龙山，盗牛贼见势不妙，不得不丢下牛群，急速往张坑山里逃窜，翻过山岭，跑向分水岭了。
等村民各自把牛牵回来时，那两个算命卜卦的人，也已跑得不知去向。
后来村民们才醒悟过来："啊，原来他俩与盗牛贼四人是一伙的。"
第二天，听说黎家边的一个村子，也出现了两个算命卜卦的人，他们在村东头算命卜卦，另有四人即在村西头抢劫一户财主家的东西，后来村民们发现了这四个匪徒，赶紧鸣锣为号，全村男女老幼齐出动，把四个匪徒赶跑了。大家一说起来，就知道，这几个匪徒，其实就是前一天在汪家村里出现的盗牛贼。
九、耘禾
耘禾日当午，汗如雨下土。放眼看世上，还数农民苦。
小时候，我跟随父亲，在梯田里没完没了地劳动。农忙时，一天要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早饭中饭，母亲给我们送到田间。如此勤劳耕作，一家人还往往不够糊口。如果遇上岁旱、虫灾，加上兵祸，那收获的稻谷，除去交纳租税捐外，所剩无几。常言道："镰刀挂上壁，农民没饭吃。"
夏天炎热，后半夜时，天上偶或还挂着残月，趁天气凉爽，我与父亲、兄长，天天都去田间耘禾。坑垄田深处，小山环抱，晚上不敢去，因那时野兽多，常有虎狼出没，一般就在家门口就近的水田里干活。
稻田中杂草特别多，通常要耘三次禾，等耘到水稻生长已封了行，也就是说水稻已圆杆孕穗了，耘禾工作才告结束。
水磓上方有三丘大田，面积八亩，是租管家村地主朝珍鼻屎管竹亭/管菊轩的田。晚上耘禾，我跟二哥一起，他耘四行，我耘三行。二哥大我五岁，但是在劳动中，他从来不会体谅我，关心我，反而待我如冤仇，非打即骂，很少有和谐的日子。晚上我看不清，没有把杂草耘倒，天亮之后，他命令我全部重新耘过。常常我一人在田里耘禾过午，中午时分，太阳正照，暑气逼人，空气热得像要点得着火。
有时我看到南城县下来一伙客商，他们雇人用鸡公车推着货物，老板身穿纺绸衫裤，手中撑把洋伞，潇潇洒洒、大摇大摆地走在后面。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心想，老天！人世间竟有如此不平，有推车的、挑担的，还有摇风打扇的，坐轿的、坐车的--同样是人，过的却是两重天地里的生活，难怪有人会铤而走险，去偷去抢去打家劫舍！那时，政府不管百姓死活，到处民不聊生，可当时居然还有人，说什么"种田种田，半年辛苦，半年悠闲"的闲话，他们哪里知道，种田人要活命，总有做不完的事情。
不管那些，还是耘我的禾，这是我的命。
耘禾前，必须先排干田里的水，早上耘禾之后，下午才能往田里灌水。水田杂草生命力强，如田字草、田钉草、鸭仔草等，及时灌水的话，那些被耘掉的杂草又会复活的。
夏季来临，我天天要去拜天--跪着耘禾，一拜就一直要拜到秋天。秋天的时候，我的一双膝盖皮跪厚了，跪烂了，溃烂处流着桐油水。实在无法再跪了，就改用瓦刨耘禾。瓦刨耘禾只能耘去禾间的杂草，而禾蔸下的杂草仍需弯腰用手去耘。有时，累糊涂了，稻叶会把眼睛刺伤。弯了一天的腰，腰也直不起来，眼睛也浮肿了，晚上收工回家，佝着腰，路也认不清，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走着，有几次我的脚趾被石头踢破了，当时一阵阵钻心疼痛。那时我已经瘦成了皮包骨，父亲拉着我的手说："穷人家的孩子，实在是可怜，日不休，夜少眠，天天去耘禾，累成这个样子，等到立秋以后就可以解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