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老伴正好担任小学毕业班班主任工作，不巧那段时间，岳母的冠心病和气管炎发作得很厉害，需要人随时看护。我老伴那时一个人忙里忙外，又怕影响教学工作，又怕没有时间照顾母亲的生活，心里着急，于是决定让老人到抚州蓬侯妹妹的家中住一段时间，妹妹退休了，时间上方便一些。老人当时不情愿，但也没办法，她说："小女儿人是好人，就是脾气不好，在她家生活不自由。"她叫女儿不要让爱人出外去打工，女婿已经是六十一岁的人了，离家遥远很不自在。我爱人也想，外出打工，人地生疏，的确很孤单，但人活在世上，总得做事，为了赚钱，没有办法。1992年清明节，我特意请假回家扫墓。第二天，夫妻俩去抚州看望岳母。几个月不见，我震惊地发现，老人生病已经很严重了，一身浮肿得厉害，人整个变了形，肉色发紫，异样难看，但她神智还很清楚。
就在那天下午，老人大概意识到自己要不行了，她提出最后的要求：想搬到大儿子家里去断气。老人受传统的"三从四德"观念影响，认为女子"在家从夫，夫死从子"，死也要死在儿子家，这样才能死得安稳踏实。
我老伴和妹妹赶紧跑到她们大哥吴新民/吴健民的家中，商量料理后事，结果吴的老婆熊梅英/赖梅英脾气败坏，坚决不同意，她怕老人进门会带来晦气。蓬侯妹妹为此十分愤怒，与熊/赖拍桌子大吵起来。正在吵架的时候，突然蓬侯妹妹的两个孩子跑来说，"外婆从竹椅上滑跌下来，已经断气了"。等我们急惶惶赶回去时，老人的身体已经冰凉了。
老人生病可怜，临终时儿子竟不愿意接纳她，想起来心里真是悲凉。
记得她讲起，小时候，她父亲曾找算命先生给她算过命，算命先生说，她的命是龙船型，两头翘起，中间吃水，意思是她青少年时期生活幸福，中年受苦，晚年享福。她说："算命先生真灵，我做女儿的时候享爹娘的福，老来享两个女儿的福。"解放前，老人娘家家境比较殷实，她做女儿的时候还读了几年私塾，年轻时嫁到吴家，吴家又是当地最大的地主，那几年的确享了一点福；后来几十年，她带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守寡，监督劳动，生不如死；晚年时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在女儿家中，衣食无忧，日子过得还算比较舒心。
算命先生还算出，她在79岁时命中有道坎，有如打马过竹桥，很难过得去。没想到，这些都应验了--那79岁时的竹桥，她没能过得去。
老人去世之后，我爱人常常想起她，想起来的时候就忍不住流泪。我不便安慰她。老伴告诉我说，真后悔，临终的时候，自己没能给母亲多一点的照顾。
老伴说，自己做女儿做得不好，小儿子还小的时候，常常会和岳母争抢饭菜，争抢电视频道，当时，老伴内心里竟然总是偏袒儿子，希望儿子能多吃一点，而没有护着母亲；另外，她觉得自己太怕苦怕累，如果不把母亲送到妹妹那边，而是把她送往医院里去好好照顾的话，说不定老人还能够多活一段时间--她说，那一段时间，老人三个星期里就住了三次医院，每次住院病情都有好转，况且，老人住院时，用的还是她自己的钱，并没有花女儿一分钱；还有一件事：老人去世之后，她这个做女儿的，给老人换衣服、擦洗身体时，心里感到特别恐惧害怕，都不敢去靠近她，这实在不像是做女儿的。
她说，每当她想起这些事，心里实在后悔。
可是，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八、乐乐幼儿园
1994年，老伴退休了，那年她55岁。
老伴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她的想法很明确：办幼儿园，一来可以利用自己多年来的幼儿教学经验，为社会继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二来也能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
老伴把钱看得重，她学校里有同事退休后办幼儿园，收入不错，看得她很羡慕。她记得过去在乡下时，有一次向邻居开口借5元钱，结果碰了钉子，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常常耿耿于怀。她说："成不了女强人，也不能闲在家里。"她把日本连续剧里那个顽强拼搏的杂货店老板娘阿信当作自己的偶像。
1994年暑假，我们订购了十套幼儿课桌椅，在上顿渡镇外河街租了范姓人家的一间旧房子，正式办起了幼儿园，幼儿园的名字叫"乐乐"。九月份贴出开学通知，很快就招收到了二十几个小孩。我们在教室墙上挂满了拼音字母、认字表，幼儿图画，当年我在行桥中学时，一直是学校的美工，一般简单的字画没有问题。家长们一看到这些图画，个个都很放心，认为我们有专业水准。幼儿班分成大小班，开设了语文数学唱歌体育等四门功课，每天上、下午上课，中午不提供膳食，接送由家长负责，每人每学期收取学杂费60元。所有这些工作由老伴一人承担，工作虽然很操心辛苦，但收入不错，那时她一个月退休工资才3百多，办幼儿班的收入，每个月平均下来，也有200元左右，这的确是一份不错的收入。
学生多了，烦心的事情也多了，有些家长不愿意及时交清学费钱，还以财撞人，说什么自己一年下来收入多少千多少万，哪里会在乎你幼儿班这么一点毛毛小钱，你若多问他一两次，他就不高兴，马上把孩子带走，送到另外的幼儿班去；有的家长，每天故意很晚才来把孩子领回家，老伴没办法，只好一直在那里等着，直到最后一个孩子回家，她才能离开幼儿班。
老伴把办幼儿班当成了一个重要的事业，认为可以从中闯出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幼儿班办到第三年的时候，她把蓬侯妹妹邀请到教学工作中来。她妹妹50岁时从青海的工厂退休后，回到家乡，闲得无聊，到街道管理委员会申请到一份交通巡管员的工作，站在马路边上，配合交警管理交通。交通巡管员工作风尘仆仆不说，而且危险，常常与不讲道理的人发生吵架打斗，而且一个月只有35元报酬，太辛苦了。教幼儿班比起当交通巡管员来说，工作轻松许多，收入也好多了。两姐妹合作了一年多之后，考虑到每天在临川与抚州之间往返交通辛苦，蓬侯妹妹决定在她住家附近独立开办一家幼儿园。正好，1997年，我们在抚州市金巢路上购置了一个店面，蓬侯妹妹便把她的幼儿班开办到我家的店面里，课桌凳、挂图、拼音字母、识字表，墨水粉笔等一切都是由我们提供，每个月她给我们一点房租。
不久，老伴"乐乐幼儿园"的房东要涨房租了，她只好换地方，把幼儿班迁到土城头，但因为那里没有什么生源，开学时，老学生嫌幼儿班离家太远，纷纷退学了，最后只剩下7个孩子，实在难以维持，老伴只好把幼儿班转让给了一位熟人。
不久，老伴与学校退休同事罗老师合伙，在我大女儿玉茗路上的房间里，新开办了一家幼儿班。后来，罗因为以高价向孩子出售糖果，引起家长不满，因此生源流失严重，最后，玉茗路这家新开的幼儿班，只维持了一年左右，就彻底停办了。
2000年暑假，我们在抚州的黄巢路上，新购置了一套带院子的公寓，因其一时空置着，老伴决定用它来办幼儿园。我们购置了滑梯、转椅、铁木马等，花去了千余元，然后，老伴和妹妹商量，决定合作办学，扩大影响。开学时，我们的生源，加上妹妹带过来的生源，一共有四十多个小朋友。
谁曾想到，大概过了一年，两姐妹因利益分配不均，竟然撕破脸面恶口相向。妹妹认为，幼儿园的管理，应该由她来作主，由她来制定分配方案：她带过来的二十几个小朋友的学费不参加分配，而另外二十几个小朋友的学费则应该双方平分。我老伴觉得不公平，要求所有学费放在一起平分，可是妹妹不同意，同时指责姐姐贪婪，贪得无厌。两个人为此争吵起来，最后，以姐姐的惨败收场。
当姐姐的，心态一贯比较温和，不会吵架，事后为此伤心流泪不已，她心想："同胞姐妹，小时候在一起吃了那么多的苦，一起讨过饭，感情那么深，没想到竟会在晚年，为了几个钱如此大伤和气，还是算了，算了算了，拆伙最好。"老伴说的是她姐妹俩小时候的故事，土改时期，她们作为地主家庭的子女，有一段时间曾靠讨饭为生，那时候做姐姐的，对妹妹很爱护，妹妹也十分听话能干，一家人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可现在，"感情破裂了，"她说，"真难过，感觉就像断胳膊断腿一样。"
后来，在儿女们的劝说下，老伴与妹妹消除了误解，和好如初。但是，幼儿园还是散伙了。散伙之后，乐乐幼儿园还垂死挣扎了大概半年之久。老伴因人手不够，请来大儿媳妇帮忙，大儿媳她不怎么懂教学，只会在孩子面前表演"我是一个木头人--"之类的游戏，具体的工作，全靠老伴唱主角。每天，她从上顿渡赶班车去抚州，抚州回上顿渡，早出晚归，不管晴天雨天，劳碌奔波，伤神费力，有时常常要等到晚上7点多钟才能回到家，比平常上下班的人都辛苦多了。有一次，回家路上，她走到地区附属医院旁边的车站时，突然头昏眼花，站立不稳，神志不清，分不清东南西北，幸亏她及时抓住了护栏，同时使劲拍打按摩头部，坚持了片刻之后才清醒过来。人老了，出现这样的情况，想起来真危险。
2002年底，乐乐幼儿园彻底关门了。那所房子租给了一家名叫"金色年华"的娱乐公司。"金色年华"，名字起得好听，里面住的都是一些外地来的小姐。不久，我们发现小姐们把房子弄得一团糟，心里觉得窝火，再加上我们对小姐的行当多少有点看不惯，所以，趁着更换合同，我们就把房子收了回来。
九、玉茗大道
80年代末，上顿渡镇新起了一条大街，叫玉茗大道②。
玉茗大道东西方向，宽四十米，长约一公里许，规划有步行道、绿化带，大道两旁都是水泥现浇的四层以上的民房，一楼可做店面，二、三、四楼是住家，房屋的外墙上，一律贴了时新的瓷砖，装了气派的铝合金窗户。
住在这些新房子里的，大多都是那些靠打大包发财的人家。
打大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兴起的一个新名词，指的是那些背着大包袱四处谋生的游医与江湖郎中。那时改革开放不久，社会上开始有人口流动，临川县凤岗乡一带的乡村里，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外出打工群体，他们离乡背井，有的走村串乡卖老鼠药，有的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所谓的"祖传秘方"旗号，招摇过市骗取钱财，还有的打着什么"医学专家、医学博士"这类金字招牌，明里坐堂行医，暗里制假贩假，过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江湖生活。这些打大包的，以所谓的"专治性病"的游医为多。
凤岗乡是临川县一个比较贫穷的乡，年轻人早早外出谋生，因受到沿海一带经济发达地区财富的刺激，自然做起一夜暴富的发财美梦来。他们敢为风气之先，在灯红酒绿的开放地区，敏感地嗅到了性病治疗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于是乎弄来假文凭，并从当地卫生部门搞到外出行医开业的证件，然后披上白大褂，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专家，堂而皇之地开办起性病治疗这类私人诊所来。有些胆大妄为的，还冒险去承包大医院的生殖健康科室，几年下来，有不少人真的发家致富了。那些年，整个中国南方的性病治疗市场，据说都被来自江西临川凤岗的打大包者垄断了。
我大女儿他们夫妻俩省吃俭用，在玉茗路上也买下了一套房子。她的邻居洪源胖子/林源胖子，就是一个打过大包的人。听洪源胖子/林源胖子讲，在外地开诊所，治性病，虽然很辛苦，要担风险，但是也很赚钱。他们流行的做法是，先通过关系，从老家的卫生部门获得行医执照，要么干脆买一个假执照，然后，联系好一些外地的小医院，托熟人想办法去巴结医院的领导，争取把医院的某一个科室承包下来，或者另开诊所，将某医院挂名为自己的上级管理机构，每年按合同向医院上交议定的费用，剩下所得就全归自己了。这里面具体的门门道道很曲折，不过，利润极高。听说，他们低价买来消炎抗菌的庆大霉素注射液，把它重新灌装进印有外文字母的药瓶里，药瓶以德文标签的居多（因为懂英文的人太多，容易露陷，懂德文的人要少得多，容易蒙混），这样，庆大霉素就变成了德国原装进口的药材。这样偷梁换柱之后，一剂普通的消炎针，价格就贵出了上百乃至上千倍，给患者每打一针，就可以索要两三千人民币，同时再给他们几包高锰酸钾，叫他们晚上坐在浴盆里泡洗患处。这样下来，每个患者，打上五六针，洗五六次，性病基本上就可以治好，而打大包的，光从一个患者身上，往往就可获纯利两万余元。一年下来，能够做上几单生意的话，收成就很好了。那些风流病患者，不少是包工头，也有乡长、镇长，还有一些是科局级干部，他们大多讲体面，不敢去正规的大医院就诊，只好躲进这种所谓的有正规牌照的私人诊所，偷偷摸摸就诊，他们，成了打大包者最为稳定的客源。
凤岗肖家村的肖木元，农民出身，小时候上过半年小学，斗大的字不识半箩筐，他三十几岁时出去闯荡，开始时行游医，招摇撞骗，用烤干的黄牛粪研末，掺入极少的人造麝香，名曰"百草灵"，专治疑难杂症，他凭这包治不死人的干牛粪，不仅在外面混下来一年半载，而且还赚回不少钱养家糊口。后来他猎取到了几个偏方验方，开设起私人诊所，专治性病花柳病，这一下财源滚滚，在外面混了十几年，靠打大包赚到了一百多万。在他的带携下，他的儿女们也加入到打大包的队伍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一家人买下了玉茗大道好几家店铺、住房，他将房子全部出租，坐享其成。
冯家村有个叫冯才喜的，高小毕业，他看见村里人出去打大包发财了，便也带着自己老婆一起外出，一路游荡到河北，在河北任丘油田医院承包了泌尿科，专治性病，几年下来获利不少，在玉茗大道上也盖起了一幢五层的楼房。有一次，油田上派人下来追查假医生，他闻讯后匆匆溜回家中，回家之后，无所事事，又害怕坐吃山空，于是他放下"医学专家"的架子，拉起板车，向建筑工地的民工做起了快餐生意。有一段时间，我看见他和他老婆，把快餐摊子摆在县老干部局的大门外，专门给在那里等客人的三轮车师傅卖饭。后来，打假风波过去，他又带起老婆出外打大包了。
据冯才喜介绍，他村子里有个叫冯达旦的，他敢想敢干，村里人都叫他冯大胆。冯大胆初小毕业，往年冬天贩狗去广州卖时，赚到一些钱，学会了打电脑，同时还学会了一点英语单词，他就凭借着这点墨水，在外面弄了张假文凭，上面写着：冯达旦，英国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公然冒充洋医生，在海南省海口市的一家医院打大包，专治性病，他身穿白大褂，飘飘然坐在专家门诊的转椅上。一天，听说有人要来追查假医生，他立即脚板搽油开溜了，临走时还交待科室的同事，"假如有人问起冯达旦的话，你们就说冯医生出国考察讲学去了--"。
在座的人听了，个个面面相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