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开始，两、三年时间里，那些观点不同的人，大部分都调离了行中。
第二期贫宣队驻校时间从1970年冬至1973年，公社只派了陈洪高一人。陈是大村陈家人，他与我姑夫陈普发是同族兄弟。他没有带什么观点，来到学校之后，为学校农场联系栽种药材操了不少心。他对我比较客气，请我担任药物种植的技术指导，在农场里种起了两亩多地的药菊、白术、穿心莲等药材。几年下来，这些小种植项目，为学校增加了一些经济收入。
1974年春，公社派遣原行桥大队书记胡洪财为第三期驻校贫宣队，成员只有他一人。胡为人善良厚道，驻校期间没有闹过任何派性斗争，他为学校农场做了一些实事，学校农场原先养了几头黄牛，由"三查对象"们放牧，"三查对象"们解放之后，牛便由胡洪财放牧。不久，学校把黄牛卖掉了，胡洪财也就离开了学校。
胡洪财认识很多草药，是一位乡间的草药郎中，贫宣队离开学校后，他因为年纪老了，公社没有给他另作安排，他就一个人在行桥街上，摆了个草药摊子，聊以度日。
第四期贫宣队是1975年冬进驻的，刚入驻没几天就撤走了，由县委改派工宣队下来。工宣队的意思是工人代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它和贫宣队一样，协助校长管理学校。工宣队的两位工人师傅是临川县电机厂的，一位姓吴，一位姓张，他俩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我记不起来了。那时学校已渐渐地恢复了平静，教学工作基本上步入正轨，各个年级陆续有了教科书，每个学期都要举行中考、期考，各个学校都开始抓教育质量。
1976年9月9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晚，毛泽东去世，不久"四人帮"倒台，十年浩劫结束。
1977年冬，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之后，工宣队就撤走了。
十三、株连
当"三查"对象那几年，我一家老小受牵连，处处低人三等。
1968年12月，老伴从行桥小学下放回到老家--乌顿汪家，参加生产队劳动。说是下放，实际上是解除公职，回家乡当农民。队上妇女组里，谁也不愿意接受她，嫌她是累赘，最后把她编入到老弱病残组里，一天只算四分半的工分。儿子八岁，也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一天算两个工分。年终结算，各人的工分写在村里的黑板上，一工分五分钱，十公分五角钱，一百工分五块钱，就这样一点微薄的收入，一年做到头，还拿不到现金。一家九口，靠我每月五十六元的工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可就是这样，比起一般村人，我家的生活还算是比较好的）。那时，我一家人所有的私有财产，只有一间瓦房、队上分配的七分自留地，以及我们在老屋宅基地上开出的那片菜园。自留地种了一点稻子，菜园则是全部的副业。东西不够吃，家人在田头种了一株南瓜，谁知南瓜成了资本主义尾巴，等它刚刚开始牵藤开花时，生产队就派人来监督我老伴，要她亲手拔掉它，这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
那时，一年中最忙的就是春种夏收，尤其是夏天双抢，要抢着割禾，怕稻子熟透脱落，要赶时间抢种，要不能秋天天冷，二季稻扬花时容易被霜打死。每天，我爱人收工回家，人总是累得喘不过气来，加上天气热，她一回家，就赶紧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几乎要昏死过去。几个孩子赶紧找来蒲扇，拼命为母亲打扇，他们知道，保住了母亲的性命，也就保住了自己，今后的生活就有希望。那时候的农村，因为天气炎热，加上人们的无知，三伏天里，常常有人因中暑死去。中暑的人，身体虚脱，生理机能迅速瓦解，往往来不及抢救，就死在田间地头。
大儿子那年八岁，本来应该在陈坊小学读书，但校长在极左思想的蛊惑下，公然在学校的学生集会上呼喊：""三查"对象的儿子汪跃光滚出学校去！"退学后，他被迫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天干到晚上，只计两个工分，但是耘禾割禾担谷，生产队却要分配给他成人一样的劳动量。八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按一个吃十分的成年劳动力那样去劳动呢？祖母把饭送到田头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孙子因为耘禾太过劳累，直不起腰，只能趴在地上吃饭。我爱人经常看见孩子因担不起稻谷，一个人坐在地上伤心痛哭，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只好忍气吞声去帮儿子担稻谷。
到了农闲时，我老伴就会挑着缝纫机，前往邻村帮人缝制衣服，赚几个油盐钱。有几次她还带着大儿子去帮忙锁扣眼，母子俩一天做到晚，还赚不到五、六角钱，而队长又找上门来，逼迫你向队上交公积金，每月要交六十元，否则就没收缝纫机。六十元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候一个壮劳力，每天吃十个工分，年终结算，工钱合计也不到两百块。交不起公积金，结果缝纫机就被没收了，丢到生产队的仓库里，队上看我们一家人不顺眼的村干部他们，故意把几袋六六六粉压在缝纫机上。我老伴眼看着缝纫机被毁损，她痛哭流涕，向大队书记告艰苦，求情，过了几天，好不容易才把缝纫机讨了回来，但是生产队还不放心，还要在缝纫机上贴上封条，这样你再也不能做衣服了。
我家老屋的宅基地上，长了五棵毛竹，别人屋后也有很多毛竹，有的多达数百根，可是队上要请篾匠编制箩筐，不砍人家的毛竹，只砍"三查"对象家的，我老伴气得要拼命，幸好母亲劝阻，才没有发生冲突。后来我得知此事，及时将几根毛竹砍光，以免留下后患。
1971年酷暑，二儿子刚出生不久，他不幸染病，不能呼吸，喉咙发出干咳。三伏天的高温，孩子生病若不及时求医诊治，那实在太危险。我老伴赶紧向队上支农工作组的同志请了假（支农工作组是县委派下来的，帮助夏收夏种），带上两件衣服，急匆匆跑去行桥，搭乘汽车去抚州地区医院治病。母子俩到了医院，医生及时开了处方，打了一针，效果很好，然后拿了一些药就想赶回来，但一看天色已晚，没有交通车，又无钱住旅馆，她只能抱着孩子睡在医院内的走廊上，天气炎热，澡也无法洗，蚊叮虫咬，一个晚上未曾合眼。第二天清晨，她抱着儿子赶到汽车站，匆匆地赶了回来，到了行桥中学我的住处，准备歇息一下，本来她请好了三天事假，现在两天还不到，结果大队上就接二连三电话打到行桥中学，大队工作组的张某某，他在电话里跳起脚来喊："三查对象的老婆，想逃避劳动，不愿接受劳动改造--"
1971年，我家有七口人，在队上吃粮食，我月月拿现金上交生产队，算作口粮钱，可晚上生产队开会，议论最多的，总是"三查对象"家吃口粮的事情。虽然交了钱，村干部一伙人还七嘴八舌地说："一家七口吃队上的粮食，参加劳动的人还不到半个，这纯粹是吃剥削！"几个对村干部巴巴结结的村民也在背后嘟囔，"不要给他家口粮，让他端楼梯去告天。"还有不少人说："大家不要吵，听说明天"老三"就会被清洗回家来作田，现在队上就可以给他把任务分配好。"我二嫂郑九香也幸灾乐祸地说：""老三"这下吃禄满了，要不他月月吃工资，星期天他坐在家中都有钱拿。"难怪我老伴的同事，从金溪县嫁到汪家村的徐梅花说："别看汪家村子小，难找出几个好人。"说穿了，他们一伙势利眼就是不服气我家吃队上的口粮，我家是月月吃口粮，月月付现金，从来没有白吃过队上的一两粮食。年终发放半年的口粮时，我家因没有工分可以抵帐，我一下子也拿不出半年的口粮钱，那时，全村人谁也不愿意帮我垫帐，只有下汪的大伏说了一句良心话，大伏说："都是汪家人，人不亲土也亲，做人何必那样绝情，何况人家每月发工资，按时会给你钱。"
身为生产队检查员的汪淮兴/汪凤贞，他没有主见，不敢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事实上我家与他家交情很深，他父亲与我父亲的情谊赛过了亲兄弟。解放前，他父亲仁生先生四十多岁时，受人欺负被抓了壮丁，关押在南抚师管区的新兵营里，全村人，连他弟弟都不敢去把他赎回来，是我父亲出面帮他疏通关系，把他父亲救了回来，要不然他父亲在新兵营必死无疑。可是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对淮兴/凤贞的冷淡，我心里有看法。
汪家村的老队长汪文达，为人硬直，不幸他过世比较早，这新一任的村队领导，都是一群小人哉，他们为什么对我一家人如此刻薄？这里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大哥过去与新队长秋狗/疤郎他家有仇--1949年，大哥在陈坊乡旧政府里当了两个月的保长，他曾经将秋狗/疤郎的伯父抓去当壮丁，因贱狗/疤郎的伯父当年曾破坏大哥的家庭，与大哥的前妻运麻子/英麻子勾搭成奸，现在，秋狗/疤郎一家得势了，大哥一家只好自认倒霉，任由他们欺负到泥缝里。作为"三查"对象的我和我的家人，连带在一起，自然也别想有好果子吃。
类似这样的事例实在多得不堪回忆。"三查"对象是我一人，其实我是玻璃一样透明的人，1951年，我在部队里就参加了"三查"审干学习，查出身、查历史、查成分，样样过关，我本人学生出身，家庭成分贫农，历史清白，我只是无辜受了他人的牵连，为什么自己的乡人，竟要因此株连我举家老小呢？
在那几年的艰难日子里，只有几户人家对我家还不错，敢说公道话，其中老队长汪文达的老伴吴家女，为人硬直，遇见有人欺负我爱人的时候，常常总站在我爱人一边，维护她。另外还有我小时的同学对子一家，下汪的大伏、高生、园眼几家，他们在别人纷纷对我家说三道四的时候，还一直与我家保持来往，这在当时，真是十分难得。
十四、恶妯娌
除了受村队干部的百般管制之外，那几年，我一家人，还饱受冬瓜脚/我二嫂郑九香的刁难与欺负。
[冬瓜脚本名郑四女，是--这几个字不要！]我的二嫂郑四女/郑九香，她因为感染了血丝虫病（血丝虫病是蚊虫传播的），两条腿肿得很粗，粗得像冬瓜/瓠瓜，村里人因此称呼她冬/瓠瓜脚。
说来也怪，我这个二嫂，实在是个异样人物，她性情古怪，在四邻八舍都出了名。
1955年春天，她和本村的大猪客一家起了争执，她无中生有，诬蔑大猪客的老婆陈大香勾引她老公，谋她老公的好种，结果引起大猪客一家人愤怒，就在一天早上，大猪客带来几个男子，在菜园里，捉住郑四女/郑九香，把她按倒在地，随即在粪桶里掏了一碗大粪，灌在她嘴里，冬瓜脚/郑九香闭上眼睛，嘴唇紧闭，四脚乱蹬，大粪最后全灌在了她的颈脖里，一身臭气熏天。临走时大猪客还愤怒地说，谁叫你说坏话，破坏我的夫妻关系--，后来冬瓜脚/郑九香为了报复，在大猪客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故意跑到村头的厕所里，搅动粪坑。
平时，她嘴巴从来就没有闲过，总在骂人。1968年，她又因为胡说村干部的坏话，说村干部吃冤枉，贪污队上的钱，骂他们是土匪等等，结果又被人家捉住了打嘴巴。
说起来我父母亲在结亲家上比较倒运。大哥找了运麻子/英麻子为妻，结果老屋都被他们烧掉了，二哥找了郑四女/郑九香，谁知她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刁蛮悍妇。
二哥的这门亲事是由我父亲的斋友--彭田善俚的父亲做的介绍，据他说，青泥侧官郑家村的郑才贵/郑银生，他家境比较殷实，有亲戚在湖南长沙经商，每年会给他家汇不少钱，同时他家中有几十亩地出租，郑在家什么活也不干，只养了一群鸽子散心。郑家对儿女们比较宠爱，冬瓜脚/郑九香是他们家第四个女儿。
郑四女/郑九香嫁到汪家的时候，算得上比较风光，她父亲给了她五亩田的陪嫁，她坐大花轿进汪家村，一路上吹吹打打，十分热闹。郑四女/郑九香的母亲有一次来汪家作客，见到汪家人，显得十分傲慢，她说："我女儿嫁到你汪家来，只是喝得你们汪家人的水。"意思是她给了钱、给了田陪嫁，没有占婆家的任何便宜。
我父亲本来希望结下这门亲事，可以请亲家将我二哥带出去学徒经商，哪里料想得到，郑四女/郑九香嫁过来之后，与公公婆婆格格不入，经常无事生非指桑骂槐，吵得公公婆婆只好与她分家另过。他两口子有好日子也不肯好好过，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吵大闹，大打出手。和运麻子/英麻子不同，郑四女/郑九香即使有时被老公打得头破血流，她也不会去搬娘家人来奈何老公，而是把洗头的血水倒在婆婆的床上来出气。
有时她要回娘家，汪家距离青泥二十华里，全是山岗小路，她怕路上被豺狼吃了，就厚着脸皮要我陪伴她去。我大概陪伴过她两三次。我实在不愿去，但母亲安慰我，叫我宽宏大量，不要计较她。
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抗美援朝时期，我有三年未跟家中通信，母亲经常去行桥邮局问讯，看看小儿子是否有来信。郑四女/郑九香得知消息后，平白无故地，按在肉上骂道："这下好了，三年未见一封信，还有人在？！听说朝鲜战场，炮火连天，邻村细毛死了，邓家猪仔被冷子打死了--"说得我母亲心如刀割。
冬瓜脚/郑九香很倔犟，生孩子时请不来接生婆，她就自己给自己接生，洗净，给孩子穿衣服，她老公在跟前照顾左右时，她还嫌他婆婆妈妈，说什么"没有必要！"的话--"生孩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象母鸡下蛋一样--"，不过她生下孩子后，一点奶水也没有，完全靠磨米糊将他们喂养大。她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生下男孩之后就花钱四处请奶娘喂养，女孩则让她们将就着吃米汤。就这样，她养大了四女一男。本来她还有一个八岁的男孩，那个孩子在奶娘家养生分了，对于生母十分惧怕，经常半夜里偷跑回奶娘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孩子不听话，经常与冬瓜脚/郑九香吵架，64年的一个冬天，孩子头一天还会绕着桌子逃避生母追打，没想到晚上，他竟被生母掐死了。第二天清早，冬瓜脚/郑九香把儿子拖出去埋了，一点眼泪水都没有。
冬瓜脚/郑九香父母去世，两口子去青泥奔丧，送父母上山，旧习规定：女儿要出砖钱及神仙的草靴钱，晚上吃过回龙宴，冬瓜脚/郑九香听到有人找她出钱时，竟漏夜躲回了汪家。她不仅如此，还六亲不认。一天晚上，天下大雨，冬瓜脚/郑的亲侄子从南城下来，路过汪家，侄子在门口拍门，喊："四女/九香姑姑，请开门，让我避避雨，我已浑身湿透--""你没有姑姑，你认错人了！"郑四女/郑九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老伴听到她侄子叫门，感到寒心，想起来去开门，但是，谁那个时候要是敢去开门的话，那她就会大喊大闹到天亮，所以我老伴也就只好装着没听见。
68年我成为"三查"对象后，老伴跟着下放回到汪家村，这期间，冬瓜脚/郑九香实在是找到了出气筒，进进出出，骂我一家人。我们兄弟三家共住在一栋硬三间的房屋里，她一家住在东北厢房，我住在西厢房，大哥在东南厢房，三家人共用一个厅堂。我家小鸡小狗走到她房门口去，她就指着我老伴骂，她女儿偷吃了鸡蛋，她也怀疑是我家孩子干的。她人缘不好，经常有邻居的孩子跟她捣乱，她没有证据，结果就使着性子骂我一家大小。遇上雨天，她把湿衣服架在我家房门口，你还不能吱声。我老伴说："房子太小，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忍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