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召集贫雇农开会，要求他们反映村子里的情况，特别要他们监视地主分子的一举一动，尤其是，要做好地主家的长工、放牛娃、姨婆等人的分化瓦解工作，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每晚开会之前，由我教唱革命歌曲，"谁养活谁？"--"谁养活谁啊，大家看一看，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在唱歌的过程中，让他们懂得阶级斗争的意义。唱歌之前，我先念两遍歌词，做一个大概的解释，然后我再唱一遍他们听，之后，才一句一句地教。除了"谁养活谁？"，还教了"兄妹开荒"、"白毛女"中的一些唱段。每天晚上会前唱歌，青年男女、小孩子，早早就到了会场，小孩子是来凑热闹的。每次开会前，总有三四个年轻女孩靠近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看她们十分羡慕我，每次问这问那，她们有心我却无意。
开完会，已是深夜十二点，此时我和指导员还要赶到八里路远的区里，去汇报当天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报完毕，时间早的话就赶回来，时间来不及，就留在区里，晚上在区里还要补充营养，吃碗饺子或面条，白天在谢家，天天红薯稀饭，我们整天满负荷工作，不加强营养，身体会拖垮的。
有几次晚上，召开地主分子训话会，之前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已经充分掌握了他们的情况，不怕他们狡猾、抵赖。每次训话会上，先是由我向地主分子交待政策，告诉他们今后要老老实实做人，自食其力，不准乱说乱动，不准暗中搞破坏，不准暗地里转移或分散财物。我要他们响应政策号召，争取做一个守法的、开明的地主--在我讲过一段话之后，接下来，是政策兑现，由农会干部和儿童团员押来一个不法地主分子，接受群众批斗。那地主分子一见到我们，马上点头哈腰装出一副可怜相，企图以此来麻痹群众。我心肠软，看见他那个样子，自己一时火不起来。指导员他不吃这一套，他一见地主装出这副奴颜婢膝的嘴脸，立即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他一记耳光，一脚把他踹倒在地，让他老老实实地跪好。然后，指导员将手枪往桌子上狠狠一戳，桌子当即被戳出一个大窟窿，他一边训斥地主分子，一边大声提醒贫雇农说："你们别看他现在装着死样子，故意穿一件破衣服，企图软化我们，我们千万别上当，要提高警惕，严防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
通过一个多月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各自然村受压迫受剥削的贫雇农发动起来了。
为了打击地主分子的嚣张气焰，巩固斗争成果，区委决定在南亩乡召开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斗争大会，因南亩乡共有二十八个地主分子，算得上是一个封建堡垒。这其中，有六个是工商业兼地主，工商业属于国家政策保护行列，这些地主没有受到批斗，只分掉了他的田地和多余房产。还有几个是土财主，听群众介绍他们平时很节省，夏天吃中饭不弄菜，冷饭加凉水，在菜地里摘一只青辣椒，去掉辣椒柄，里面塞点咸盐，用筷子搅拌几下，就是好菜，他们省下钱来放高利贷，这样的地主真该死。
斗争会针对的是几个家里拥有大量田产，自己不劳动，通过放高利贷剥削老百姓的不法地主分子。批斗会最后，揪出来一个恶霸地主，该恶霸地主家有三妻四妾，他手上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每次开批斗会时，区小队都会派武装来支持，每批斗一两个地主时，就同时还抓来四五个地主陪斗。批斗会上，有群众问："大军同志会走不会走？"我恳切地回答："你们没有翻身过上好日子，我们是不会走的。"
开过批斗大会之后，地主老实了，群众也吃下了定心丸，真正抬起了头，他们有什么大事小事，都会及时向工作组的同志汇报。有个姓姜的老财主，是晚清的拔贡，名叫姜子贤，解放前夕他已去世，他的两个儿子，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已逃往台湾，那时村民们不敢斗争他们的家属，害怕到时他儿子回来反攻倒算，所以群众迟迟发动不起来。后来他家长工暗地里告诉我们工作组，在老财主家舍间的牛栏里面，地下埋有一缸现大洋，有多少不知道。第二天晚上，工作组带领民兵去挖掘，果然挖到了一只大水缸，里面满满的一缸银元，点数结果，有一万二千块，这是当时我们找到的最大一笔浮财，之后，银元马上悉数上交给了国家银行。
南亩圩逢三六九当街，狭小的鹅卵石街，街上有十几家小店铺，有家中药店，老板姓刘，五十多岁，江西樟树人，他打听到土改武工队的汪同志是江西人，常常主动来找我说，"我们江西老乡，难得见面，请抽空到寒舍来叙叙家常，吃餐便饭！"他几次的邀请都被我婉言谢绝。他说他想从我这里了解土改有关商业的政策，我明确地告诉他："你家成份是个小商业主，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药店老板，土改政策规定，要保护工商业主，你大胆放心，用不着担惊受怕。土改政策是分田分地，斗争对象是不法的地主分子，消灭的是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分子。对开明地主绅士（所谓开明地主，指那些能主动献出土地房产和浮财的地主），我们不仅不斗争他，还要吸收他参加地方政府工作，如延安的李鼎铭先生，就是一位开明绅士，共产党吸收他到边区政府工作。"刘老板听过我的一席解说之后，他十分开心，连连拱手道谢。
土改武工队进驻南亩乡，已有两个多月了，从开始时的减租减息到发动群众分田分地，清算浮财，再到斗争不法地主分子，各项工作推进很快。在乡农会的积极努力下，各自然村也都建起了基层村队组织，儿童团、妇女会、民兵队，样样不少。
这几个月的土改工作期间，我与指导员的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指导员和我的关系比亲兄弟还要好，每次开会前我俩都要碰头仔细研究，会后由我写出总结报告，然后一起赶往区里汇报。从早到晚，我们几乎天天都是形影不离。我每次完成的工作汇报材料，深得指导员的好评，他几次对我说："我已把你列为第一批建党对象"，还说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当时没有想过要入党这回事，只希望能够顺利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不久，部队上开始了学文化运动，指导员接到了上面的调令，调令指名要我回部队当文化教员。当时，指导员不想让我走，他把调令压了一段时间，实在压不住了，才把调令给了我。临别时，他设小宴为我饯行，两人依依不舍道别。
土改结束后，指导员留了下来，在南雄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一职。
七、部队生活速记
我志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条路走对了，我一点也不后悔。
我在部队工作了六年，时间从1949年9月至1954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编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一四四师。
当时我参加解放军，想法很朴素，就是想摆脱眼下的困境，求个衣食无忧。那时我是农林专科毕业的学生，我认为有机会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争取个人出息，也算是人生正道。
参军后，穿上军装，感到浑身上下温暖如春。说实话，自打我离娘胎以来，难得有穿上新衣的时候，平时穿着，都是大哥、大姐穿过的旧衣服，那旧棉袄，穿在身上硬梆梆，一点暖气也没有，棉裤则从未穿过，即使是数九寒天，也只穿着两条旧单裤过冬，两条腿冷得发麻冻得发紫，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就赶紧站在墙角晒太阳。
报名参军后，拿了介绍信去教导大队（新兵营），开始新兵生活，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晨练，每天急行军来回十公里，上午操练，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反复操练，下午学政治，听报告，讨论，写心得体会，晚上开生活会，自我检查一天生活中的得失。一天到晚，满负荷的学习、训练，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要考虑好。学习两个月后，发给步枪进行操练，整天练：枪上肩，一二三动作，枪放下，动作一二三。然后，练习瞄准，掌握射击要领：枪要握紧、肩要顶紧，腮帮靠枪托要贴紧，闭左眼睁右眼，看准星、靶心三点成一线、引枪击发，扣扳机时要屏住呼吸。学习快结束时，举行射击考核，我成绩很好，三发子弹，我命中了29环。手榴弹投掷训练，我心里很紧张，担心手榴弹上的铜环套在无名指上，一旦甩不脱那就危险了。军事教员说："你一百个放心，绝对不会出事的，这是你第一次投弹时的心里疑虑。"最后，我投弹成绩是四十米，刚好在及格的水平线上。轻机枪两发连射，命中16环，三发连射，只中了靶，没有中环。
学习结束后，新兵们有的分配去营部当参谋，有的去团部当干事，我分配到师直工兵连当文书。虽然是干文职工作，每年都还要参加二至三次军事训练，要求掌握并能够使用一般步兵武器--万一什么时候开赴前线，敌人可不会因为你是文职人员就不打你。
每次军事训练，在实弹射击、投弹时，我总会看到个别女同志，如通讯连女电话兵肖丽霞/肖艳霞、孙金香/孙金兰等，她们进入战壕掩体内，嘻嘻哈哈，向天乱开枪，枪响时就一下子吓得脸色煞白，手足无措。还有团部的女干事，一副娇滴滴的模样，她拿起手榴弹就投掷出去，然后自己立即趴下，半天没有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军事教员及时观察，结果发现手榴弹的盖子未打开。还有后勤部医院里的张护士，她打开了手榴弹的盖子，拉断了导火线，手榴弹在她手上咝咝地冒烟，她赶紧把手榴弹投了出去，距离还不到五六米远，却一个人还站在那里傻笑，幸好军事教员及时把她按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轰隆一声巨响，一大片炸起的泥巴落在她身上，此时她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筛糠般地上下摸遍自己全身，然后问："我负伤了没有？负伤了没有？"旁边的人哈哈大笑，张护士纯属一个弱不禁风的娇小姐。
我在师直属部队工兵连三排九班当了三个月的文书，三个月时间里，我深切体会到：同志之间、官兵之间，亲如兄弟，所以，尽管当时一直有家人朋友劝说我不要参军，我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不动摇。后来我调去四三零团机炮连当文书，不久又调至一四四师招待所当文书，紧接着十月调司令部当文书，提升为副排级干部（这算是我最高的军衔了），不久我又调至师后勤部直供科担任见习会计、审计，具体工作是做全师的预决算报表，并随同管理员张殿臣到四三一团检查工作，清点武器装备。之后，参加审干学习，在广东南亩乡担任土改武工队员，土改结束，调回原部队，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一直到1954年秋天转业。
1949、50那两年，部队生活十分艰苦，出门处处只能靠两条腿，战士们戏称此为"11号汽车"。行军时两条腿跑肿了，脚板上打血泡，自己把它挑破后涂上碘酒，睡了一宿就好了。在部队转移、行军、剿匪、大生产的过程中，我从未睡过正式的床铺，宿营时，一直是借老乡的门板当床，要么就是大地当床，后来进驻营房，也只是两条板凳，中间架起两块铺板当床。到了目的地，路过老乡家，放下背包就帮老乡打扫庭院，挑水、劈柴。早上四时起床，打好背包，扫地、上好门板，然后洗脸、早餐，接着就出发了。每次急行军，机关干部和战士一样，出操回来，借来老乡家的一只大脚盆，倒进一桶水，十几号人共水洗脸。吃饭是大地当桌，大锅菜，米粉、豆腐，猪肉、南瓜一锅煮，用脸盆盛好，七八个人共吃一盆菜，官兵一致，碗筷自备。大家蹲在地上用膳，有说有笑，其乐融融。1953年以后，采取分食制，分食的目的是预防传染病，那时伙食虽较过去有所改善，开始讲究营养搭配，但还是十分单调。
回忆部队生活，既活泼又紧张，出操训练、急行军、强行军，夜行军，工作学习备课上课，时间抓得紧紧的，有时上厕所都要掐算好时间。文职人员相对宽松一些，可以留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每天早上的急行军或者半夜里突然的紧急集合，干部战士一律参加，病号除外。
早上急行军，来回八至十公里，不管晴雨刮风下雪，从未间断。每周一次强行军，往返十公里，也成为常规。
紧急集合，多安排在半夜，三分钟部队要拉出去，并在操场上排好队列。三分钟的时间很短促，当你听到紧急集合的号令时，执行官的哨音马上也同时尖锐响起，你要立即翻身起床，先穿裤子、袜子、鞋子，系紧鞋带，再穿上衣，然后叠被子、打背包、戴上军帽，挎上背包，佩带好武器，再背上背包，迅速奔向集合地点。边走边扣衣扣，整理好衣裤皮带帽子，准时到达。迟到者只是少数，他们另排一列，说明原因后才可入列。
我所在的部队属于野战部队，进行夜行军是常有的事。一次，部队突然半夜紧急集合出发，出发之前，指导员严格要求同志们在经过村镇时，不得发出一点响声，不得引起狗叫。这就要求每人的挎包、饭碗、茶缸、手电筒、武器等器件要佩带妥当，如何才叫妥当了呢？检验的办法是，端紧全身，在原地跳几下，不得发出一点声音才行。
记得那是半夜时分，一支部队走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经过了两个小村镇，的确鸦雀无声。走了四个多小时，东方露出鱼肚白，路过公路边的一个小村子，村民出来挑水时发现了我们，这一下引起了全村人的惊喜，他们携儿带女出门来看热闹，有位老者惊奇地问："是不是哪里发生了战事？你们全副武装是否要去打仗？"一位参谋向他解释道："我们不是去打仗，而是搞训练。"老者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接着说："那就好，当解放军真够辛苦的。"
1950年，我由四三零团机炮连调至师直招待所当文书，随后调司令部当文书，并提为排级干部。若不是去了司令部当文书的话，我可能第一批就去了朝鲜战场。我的老乡，行桥的老缪就是那时调去的，他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几处，复员后，他背上还有一小块美国弹片，嵌在骨膜内，未取干净，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
抗美援朝期间，部队调动频繁，一年四季月月练兵，随时准备参战。我所在的部队整编了多次，我由团里直属机炮连调到师直招待所，从师直招待所调到军直山炮团，然后是兵团炮兵教导团、五十五连速成中学等。大部队调动是家常便饭，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坐的是铁皮车厢的闷罐车，一排一个车厢，连部勤杂人员一个车厢，连营团共一列火车，用有线电话联系。白天在车厢里，同志们吃两餐，吃那种形似饼干，只有一块火柴盒大小的压缩干粮，晚上停车吃一餐大米饭。清晨火车停靠四等小站，大家下车洗脸大小便，途中如要方便，有提前备好的洋铁桶。女同志单独集中在一个车厢里。
1951年下半年，部队掀起学文化的热潮，我被调去部队速成中学担任文化教员，一当就是三年。当时，学校的官兵战士，每天除一定的军事训练外，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文化，速成中学的目标是，两个月之内，干部战士要摘掉文盲的帽子；一年时间，语数两门要达到高小毕业水平；两年时间，要达到初中毕业水平。语文水平是关键，要求学员毕业时能够独立写作汇报材料、工作总结等。
1954年秋天，我转业回到自己的家乡，结束了六年军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