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召集贫雇农开会,要求他们反映村子里的情况,特别要他们监视地主分子的一举一动,尤其是,要做好地主家的长工、放牛娃、姨婆等人的分化瓦解工作,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每晚开会之前,由我教唱革命歌曲,"谁养活谁?"--"谁养活谁啊,大家看一看,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在唱歌的过程中,让他们懂得阶级斗争的意义。唱歌之前,我先念两遍歌词,做一个大概的解释,然后我再唱一遍他们听,之后,才一句一句地教。除了"谁养活谁?",还教了"兄妹开荒"、"白毛女"中的一些唱段。每天晚上会前唱歌,青年男女、小孩子,早早就到了会场,小孩子是来凑热闹的。每次开会前,总有三四个年轻女孩靠近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看她们十分羡慕我,每次问这问那,她们有心我却无意。
开完会,已是深夜十二点,此时我和指导员还要赶到八里路远的区里,去汇报当天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报完毕,时间早的话就赶回来,时间来不及,就留在区里,晚上在区里还要补充营养,吃碗饺子或面条,白天在谢家,天天红薯稀饭,我们整天满负荷工作,不加强营养,身体会拖垮的。
有几次晚上,召开地主分子训话会,之前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已经充分掌握了他们的情况,不怕他们狡猾、抵赖。每次训话会上,先是由我向地主分子交待政策,告诉他们今后要老老实实做人,自食其力,不准乱说乱动,不准暗中搞破坏,不准暗地里转移或分散财物。我要他们响应政策号召,争取做一个守法的、开明的地主--在我讲过一段话之后,接下来,是政策兑现,由农会干部和儿童团员押来一个不法地主分子,接受群众批斗。那地主分子一见到我们,马上点头哈腰装出一副可怜相,企图以此来麻痹群众。我心肠软,看见他那个样子,自己一时火不起来。指导员他不吃这一套,他一见地主装出这副奴颜婢膝的嘴脸,立即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他一记耳光,一脚把他踹倒在地,让他老老实实地跪好。然后,指导员将手枪往桌子上狠狠一戳,桌子当即被戳出一个大窟窿,他一边训斥地主分子,一边大声提醒贫雇农说:"你们别看他现在装着死样子,故意穿一件破衣服,企图软化我们,我们千万别上当,要提高警惕,严防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
通过一个多月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各自然村受压迫受剥削的贫雇农发动起来了。
为了打击地主分子的嚣张气焰,巩固斗争成果,区委决定在南亩乡召开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斗争大会,因南亩乡共有二十八个地主分子,算得上是一个封建堡垒。这其中,有六个是工商业兼地主,工商业属于国家政策保护行列,这些地主没有受到批斗,只分掉了他的田地和多余房产。还有几个是土财主,听群众介绍他们平时很节省,夏天吃中饭不弄菜,冷饭加凉水,在菜地里摘一只青辣椒,去掉辣椒柄,里面塞点咸盐,用筷子搅拌几下,就是好菜,他们省下钱来放高利贷,这样的地主真该死。
斗争会针对的是几个家里拥有大量田产,自己不劳动,通过放高利贷剥削老百姓的不法地主分子。批斗会最后,揪出来一个恶霸地主,该恶霸地主家有三妻四妾,他手上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每次开批斗会时,区小队都会派武装来支持,每批斗一两个地主时,就同时还抓来四五个地主陪斗。批斗会上,有群众问:"大军同志会走不会走?"我恳切地回答:"你们没有翻身过上好日子,我们是不会走的。"
开过批斗大会之后,地主老实了,群众也吃下了定心丸,真正抬起了头,他们有什么大事小事,都会及时向工作组的同志汇报。有个姓姜的老财主,是晚清的拔贡,名叫姜子贤,解放前夕他已去世,他的两个儿子,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已逃往台湾,那时村民们不敢斗争他们的家属,害怕到时他儿子回来反攻倒算,所以群众迟迟发动不起来。后来他家长工暗地里告诉我们工作组,在老财主家舍间的牛栏里面,地下埋有一缸现大洋,有多少不知道。第二天晚上,工作组带领民兵去挖掘,果然挖到了一只大水缸,里面满满的一缸银元,点数结果,有一万二千块,这是当时我们找到的最大一笔浮财,之后,银元马上悉数上交给了国家银行。
南亩圩逢三六九当街,狭小的鹅卵石街,街上有十几家小店铺,有家中药店,老板姓刘,五十多岁,江西樟树人,他打听到土改武工队的汪同志是江西人,常常主动来找我说,"我们江西老乡,难得见面,请抽空到寒舍来叙叙家常,吃餐便饭!"他几次的邀请都被我婉言谢绝。他说他想从我这里了解土改有关商业的政策,我明确地告诉他:"你家成份是个小商业主,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药店老板,土改政策规定,要保护工商业主,你大胆放心,用不着担惊受怕。土改政策是分田分地,斗争对象是不法的地主分子,消灭的是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分子。对开明地主绅士(所谓开明地主,指那些能主动献出土地房产和浮财的地主),我们不仅不斗争他,还要吸收他参加地方政府工作,如延安的李鼎铭先生,就是一位开明绅士,共产党吸收他到边区政府工作。"刘老板听过我的一席解说之后,他十分开心,连连拱手道谢。
土改武工队进驻南亩乡,已有两个多月了,从开始时的减租减息到发动群众分田分地,清算浮财,再到斗争不法地主分子,各项工作推进很快。在乡农会的积极努力下,各自然村也都建起了基层村队组织,儿童团、妇女会、民兵队,样样不少。
这几个月的土改工作期间,我与指导员的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指导员和我的关系比亲兄弟还要好,每次开会前我俩都要碰头仔细研究,会后由我写出总结报告,然后一起赶往区里汇报。从早到晚,我们几乎天天都是形影不离。我每次完成的工作汇报材料,深得指导员的好评,他几次对我说:"我已把你列为第一批建党对象",还说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当时没有想过要入党这回事,只希望能够顺利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不久,部队上开始了学文化运动,指导员接到了上面的调令,调令指名要我回部队当文化教员。当时,指导员不想让我走,他把调令压了一段时间,实在压不住了,才把调令给了我。临别时,他设小宴为我饯行,两人依依不舍道别。
土改结束后,指导员留了下来,在南雄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一职。
七、部队生活速记
我志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条路走对了,我一点也不后悔。
我在部队工作了六年,时间从1949年9月至1954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编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一四四师。
当时我参加解放军,想法很朴素,就是想摆脱眼下的困境,求个衣食无忧。那时我是农林专科毕业的学生,我认为有机会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争取个人出息,也算是人生正道。
参军后,穿上军装,感到浑身上下温暖如春。说实话,自打我离娘胎以来,难得有穿上新衣的时候,平时穿着,都是大哥、大姐穿过的旧衣服,那旧棉袄,穿在身上硬梆梆,一点暖气也没有,棉裤则从未穿过,即使是数九寒天,也只穿着两条旧单裤过冬,两条腿冷得发麻冻得发紫,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就赶紧站在墙角晒太阳。
报名参军后,拿了介绍信去教导大队(新兵营),开始新兵生活,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晨练,每天急行军来回十公里,上午操练,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反复操练,下午学政治,听报告,讨论,写心得体会,晚上开生活会,自我检查一天生活中的得失。一天到晚,满负荷的学习、训练,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要考虑好。学习两个月后,发给步枪进行操练,整天练:枪上肩,一二三动作,枪放下,动作一二三。然后,练习瞄准,掌握射击要领:枪要握紧、肩要顶紧,腮帮靠枪托要贴紧,闭左眼睁右眼,看准星、靶心三点成一线、引枪击发,扣扳机时要屏住呼吸。学习快结束时,举行射击考核,我成绩很好,三发子弹,我命中了29环。手榴弹投掷训练,我心里很紧张,担心手榴弹上的铜环套在无名指上,一旦甩不脱那就危险了。军事教员说:"你一百个放心,绝对不会出事的,这是你第一次投弹时的心里疑虑。"最后,我投弹成绩是四十米,刚好在及格的水平线上。轻机枪两发连射,命中16环,三发连射,只中了靶,没有中环。
学习结束后,新兵们有的分配去营部当参谋,有的去团部当干事,我分配到师直工兵连当文书。虽然是干文职工作,每年都还要参加二至三次军事训练,要求掌握并能够使用一般步兵武器--万一什么时候开赴前线,敌人可不会因为你是文职人员就不打你。
每次军事训练,在实弹射击、投弹时,我总会看到个别女同志,如通讯连女电话兵肖丽霞/肖艳霞、孙金香/孙金兰等,她们进入战壕掩体内,嘻嘻哈哈,向天乱开枪,枪响时就一下子吓得脸色煞白,手足无措。还有团部的女干事,一副娇滴滴的模样,她拿起手榴弹就投掷出去,然后自己立即趴下,半天没有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军事教员及时观察,结果发现手榴弹的盖子未打开。还有后勤部医院里的张护士,她打开了手榴弹的盖子,拉断了导火线,手榴弹在她手上咝咝地冒烟,她赶紧把手榴弹投了出去,距离还不到五六米远,却一个人还站在那里傻笑,幸好军事教员及时把她按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轰隆一声巨响,一大片炸起的泥巴落在她身上,此时她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筛糠般地上下摸遍自己全身,然后问:"我负伤了没有?负伤了没有?"旁边的人哈哈大笑,张护士纯属一个弱不禁风的娇小姐。
我在师直属部队工兵连三排九班当了三个月的文书,三个月时间里,我深切体会到:同志之间、官兵之间,亲如兄弟,所以,尽管当时一直有家人朋友劝说我不要参军,我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不动摇。后来我调去四三零团机炮连当文书,不久又调至一四四师招待所当文书,紧接着十月调司令部当文书,提升为副排级干部(这算是我最高的军衔了),不久我又调至师后勤部直供科担任见习会计、审计,具体工作是做全师的预决算报表,并随同管理员张殿臣到四三一团检查工作,清点武器装备。之后,参加审干学习,在广东南亩乡担任土改武工队员,土改结束,调回原部队,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一直到1954年秋天转业。
1949、50那两年,部队生活十分艰苦,出门处处只能靠两条腿,战士们戏称此为"11号汽车"。行军时两条腿跑肿了,脚板上打血泡,自己把它挑破后涂上碘酒,睡了一宿就好了。在部队转移、行军、剿匪、大生产的过程中,我从未睡过正式的床铺,宿营时,一直是借老乡的门板当床,要么就是大地当床,后来进驻营房,也只是两条板凳,中间架起两块铺板当床。到了目的地,路过老乡家,放下背包就帮老乡打扫庭院,挑水、劈柴。早上四时起床,打好背包,扫地、上好门板,然后洗脸、早餐,接着就出发了。每次急行军,机关干部和战士一样,出操回来,借来老乡家的一只大脚盆,倒进一桶水,十几号人共水洗脸。吃饭是大地当桌,大锅菜,米粉、豆腐,猪肉、南瓜一锅煮,用脸盆盛好,七八个人共吃一盆菜,官兵一致,碗筷自备。大家蹲在地上用膳,有说有笑,其乐融融。1953年以后,采取分食制,分食的目的是预防传染病,那时伙食虽较过去有所改善,开始讲究营养搭配,但还是十分单调。
回忆部队生活,既活泼又紧张,出操训练、急行军、强行军,夜行军,工作学习备课上课,时间抓得紧紧的,有时上厕所都要掐算好时间。文职人员相对宽松一些,可以留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每天早上的急行军或者半夜里突然的紧急集合,干部战士一律参加,病号除外。
早上急行军,来回八至十公里,不管晴雨刮风下雪,从未间断。每周一次强行军,往返十公里,也成为常规。
紧急集合,多安排在半夜,三分钟部队要拉出去,并在操场上排好队列。三分钟的时间很短促,当你听到紧急集合的号令时,执行官的哨音马上也同时尖锐响起,你要立即翻身起床,先穿裤子、袜子、鞋子,系紧鞋带,再穿上衣,然后叠被子、打背包、戴上军帽,挎上背包,佩带好武器,再背上背包,迅速奔向集合地点。边走边扣衣扣,整理好衣裤皮带帽子,准时到达。迟到者只是少数,他们另排一列,说明原因后才可入列。
我所在的部队属于野战部队,进行夜行军是常有的事。一次,部队突然半夜紧急集合出发,出发之前,指导员严格要求同志们在经过村镇时,不得发出一点响声,不得引起狗叫。这就要求每人的挎包、饭碗、茶缸、手电筒、武器等器件要佩带妥当,如何才叫妥当了呢?检验的办法是,端紧全身,在原地跳几下,不得发出一点声音才行。
记得那是半夜时分,一支部队走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经过了两个小村镇,的确鸦雀无声。走了四个多小时,东方露出鱼肚白,路过公路边的一个小村子,村民出来挑水时发现了我们,这一下引起了全村人的惊喜,他们携儿带女出门来看热闹,有位老者惊奇地问:"是不是哪里发生了战事?你们全副武装是否要去打仗?"一位参谋向他解释道:"我们不是去打仗,而是搞训练。"老者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接着说:"那就好,当解放军真够辛苦的。"
1950年,我由四三零团机炮连调至师直招待所当文书,随后调司令部当文书,并提为排级干部。若不是去了司令部当文书的话,我可能第一批就去了朝鲜战场。我的老乡,行桥的老缪就是那时调去的,他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几处,复员后,他背上还有一小块美国弹片,嵌在骨膜内,未取干净,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
抗美援朝期间,部队调动频繁,一年四季月月练兵,随时准备参战。我所在的部队整编了多次,我由团里直属机炮连调到师直招待所,从师直招待所调到军直山炮团,然后是兵团炮兵教导团、五十五连速成中学等。大部队调动是家常便饭,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坐的是铁皮车厢的闷罐车,一排一个车厢,连部勤杂人员一个车厢,连营团共一列火车,用有线电话联系。白天在车厢里,同志们吃两餐,吃那种形似饼干,只有一块火柴盒大小的压缩干粮,晚上停车吃一餐大米饭。清晨火车停靠四等小站,大家下车洗脸大小便,途中如要方便,有提前备好的洋铁桶。女同志单独集中在一个车厢里。
1951年下半年,部队掀起学文化的热潮,我被调去部队速成中学担任文化教员,一当就是三年。当时,学校的官兵战士,每天除一定的军事训练外,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文化,速成中学的目标是,两个月之内,干部战士要摘掉文盲的帽子;一年时间,语数两门要达到高小毕业水平;两年时间,要达到初中毕业水平。语文水平是关键,要求学员毕业时能够独立写作汇报材料、工作总结等。
1954年秋天,我转业回到自己的家乡,结束了六年军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