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明代的“陈世美”是钧州才子，而之后广为流传的“铡美案”中的陈世美则是均州人士。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因为钧州在河南，而均州则在湖北，相差何止千里。而陈熟美恰好是均州人士，同“铡美案”中的陈世美刚好一致。如果“铡美案”同《包公案》是一脉相承的，那又何必煞费苦心更改地名呢？
但说来说去，我们好像还是没搞清楚陈世美到底是谁。目前已知的最早有关陈世美的记载，就是这本明朝小说《包公案》。明代小说有个特点，就是借古讽今。无论是《西游记》还是《水浒传》，甚至包括《金瓶梅》在内，这些明人所著的小说看似说的是古事，实则讲的都是明代的事情，《包公案》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此书成书于万历年间，当时政治黑暗，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却很繁荣。作者很可能不满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借包大人之手，“惩治”恶人，抒发心中愤懑；但明代一朝都不见驸马因抛弃妻子而被杀之事，所以，陈世美的原型人物很可能是明代的某个官员。作者安遇时将其化作陈世美，编写了《秦氏还魂配世美》的故事。到了清代，有别具用心之人发现了这个故事同陈熟美的相似之处，恶意篡改，形成了我们熟悉的“铡美案”。
不管陈世美在历史上是否真有原型，但“铡美案”为人杜撰却是板上钉钉之事。为了一桩子虚乌有的杀妻案，陈世美背负了上百年的骂名，要多冤枉有多冤枉！
链接一：宋代真有“包青天”？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英雄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这是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词。当年，电视剧《包青天》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剧中所塑造的公正廉洁、断案如神的“包青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包拯的“标准像”，在海峡两岸都有着数量庞大的拥趸。但每次重温这部经典剧集之时，总有人难免心生疑问：宋朝真有“包青天”吗？
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包拯形象，大都出自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三侠五义》。作为一本侠义小说，《三侠五义》把江湖恩怨、除暴安良等等元素引入到传统的公案小说中，因此使得包公案相较以往更具吸引力，经久不衰。包拯的艺术形象也在这部书中基本定型，他深明大义，足智多谋，恩威并施，是典型的清官，人称“包青天”。可惜，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同这个“包青天”相差得可能不是一星半点儿了。
包拯是宋仁宗时的重臣，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户部副使等职，授龙图阁直学士，曾经出使契丹。从他升迁轨迹以及其文集《包拯集》中记述的言论来看，他是一个心系家国大事的政治家，而非体恤百姓的父母官。他所提出的精兵简政、减轻赋税等等主张，其出发点是巩固皇权统治，同救民于水火没多大关系。
由于文学作品的渲染，很多人都把包拯当作开封府尹，以为那才是他的正职。实际上，恰恰相反，开封府尹只是包拯众多兼职中的一个而已。宋代施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皇帝主宰一切，官员的“官职”和实际负责的“实职”是相分离的。官职只是一个虚称，相当于职称等级，只决定官员的俸禄。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要谋一个“实职”才行。皇帝会根据官员的实际才能和职务需求，调遣官员临时担任某项职务，称之为“差遣”。“差遣”的名头很多，包括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等，非常复杂。
据史书记载，包拯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三月“知开封府”，也就是暂代开封府府尹的职权。根据北宋惯例，开封府尹乃京师职守，关系重大，因此，这个职位一直是由皇亲国戚担任的。但亲王之流显然不会管事，因此要派一个普通官员“知”开封府，行使实际的权力才行。这个“知”的周期不会太长，一般也就是一年。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里，“知”过开封府尹的官员不下180人。所以，包拯也只是这个位置上的普通过客而已，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至于包拯断案如神，在历史上的记载就更少了，实属明确记载的只是包拯早年破获的一桩“割牛舌案”。至于老百姓津津乐道的“铡美案”、“铡包勉”等案件，则只字未见，疑为后人杜撰。而那三口赫赫有名的铡刀更是子虚乌有。
所以说，“包青天”只是文学作品中对于清廉官员的一种美好期许，跟现实中的包拯并没多大关联。历史是很奇妙的东西，既能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也会引发无以名状的失望。世事无常，但人们渴望公理和正义的心思是不变的，这也是“包青天”故事长盛不衰的原因吧。
链接二：官司，不是这么打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代打官司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衙门口击鼓鸣冤，就能见到青天大老爷，洗脱冤屈，仿佛打官司就如同吃顿便饭那般简单。尽管打官司时常有恶吏从中作梗，但总能遇到明镜高悬的“包大人”，惩处不法宵小，还百姓公道。
古人打官司真是如此吗？哪有这种好事儿！
民谚有云：“饿死莫作贼,气死莫告状。”不少古代名士也劝诫世人，莫要轻易动打官司的念头，称“讼而终凶”。为什么古人都不主张告状打官司呢？原因很简单，在古代打官司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吃力不讨好。
首先，不是随时都可以告状的。古代没有专职的法官，审理案件的职权都是由县官以上官员兼任的。这些官员平时公务繁忙，不可能每天坐在堂上等着老百姓来告状。因此，官府就规定出几个专门用来受理诉讼的日子，称为“放告”；而衙门口的鼓，也并非为老百姓“鸣冤”准备的，而是官府用来通知百姓“放告”的信号。每到“放告”之日，官员准备好受理案件之时，就会命人击鼓。听见鼓声，老百姓就知道：哦，可以告状了。于是纷纷拿着状纸前来，申诉冤情。
其次，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控告的。古代封建社会讲究礼法，因此法律也要遵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原则。奴婢不能控告主人，妻子不能控告丈夫，亲属之间原则上也不能相互控告；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或患有严重疾病的人，不得告状；妇女告状也受到严格限制，除非家里没有男人，而又非告不可，一般“不许妇人诉”；另外，在押犯人也是不能告状的。
第三，不同的案件告状的时间也不一样。尤其是对于民事案件，历代都规定只有农闲时节才可以告状。我国古代以农立国，不误农时是头等大事，因此宋代律法就明确规定，但凡有关田宅、婚姻、债务的案件，一律在每年十月初至次年三月期间受理。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告状容易“很受伤”。古代没有什么先进的刑侦手段，官员断案全凭个人判断，依靠察言观色来识别诉讼双方所言的真伪。但人眼不比测谎仪，有时候很难区分到底谁在撒谎。那怎么办呢？打！不光被告要打，原告也要打。常有原告官司没打赢，自己反而吃了一顿板子的情况出现。轻者皮开肉绽，重者一命呜呼。刑堂之上，生死有命，所言非虚啊。
这么看来，古代打官司实在是一件费事费心的事情，难怪那么多的“有识之士”劝导时人，没事儿别打官司了。
链接三：公主只嫁状元郎？
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可谓天下第一女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公主万金之躯，婚配对象自然不能是凡夫俗子，一定要是人中之龙才行。依照寻常看法，状元郎乃是文曲星降世，才高八斗，肯定满足这个条件。因此“公主只嫁状元郎”似乎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不过，翻过史书之后，我们却隐约感到，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公主的夫婿称为驸马。驸马原本是一个官职，全称是驸马都尉。这个官，是皇帝出游时坐在副车上的替身。这个职位非常危险，一般人做不来。皇帝的女婿是皇亲，给皇帝当替身不会有损皇室威仪，也相对靠得住；如果发生意外，因公殉职，死的不过是个外戚，因此皇帝的女婿就逐渐成为这个职位的内定人选，驸马也就逐渐成为帝婿的代称，延续下来了。
驸马虽然是皇帝的女婿，但地位却不高。历代的驸马品级都很低。唐宋两代，驸马都是从五品，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驸马是唯一地位比自己妻子低贱的男性。生死富贵，全看公主一人，因此卑躬屈膝是难免的。“醉打金枝”这类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就算两口子闹矛盾，驸马爷不高兴了，充其量也就是跑回老家。当然，最后还是要乖乖回来向公主和皇帝认罪赔礼的。
至于驸马的选定，也是有一定标准的。皇帝家是天下第一世家，门第最为显赫。想要跟皇帝攀亲家，最起码也得是达官显贵。魏晋时代，驸马一般都是在知名士族子弟中选择；到了宋代，则一般选择重臣之子。可见，驸马这个位子平头百姓是万万高攀不上的。
而状元呢，指的是科举殿试第一名。状元并不是个官名，只是说明这个人很会考试；至于能不能做官，能做多大的官，那都是后话，全凭个人能耐。一般，官宦之后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也能混得很好，即使参加了，成绩也不会太好——只要勉强中个进士，就能平步青云，何苦独占鳌头惹人非议呢？因此，我们可以说：中状元的人，家世都不会显赫。只有贫苦人家的孩子才能耐得住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寂寞，埋头苦读，击败众多士子，拔得头筹。这样的状元，跨马游街只是一个开始，新鲜劲儿过了之后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找一个朝中显贵拜入其门下，才有机会出人头地。
这样看来，状元郎想娶公主，难度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在历史上，我们也没听说哪个状元当上驸马爷的例子。“公主只嫁状元郎”，可能只是我们对于郎才女貌的美好期许罢了。
链接四：那些被戏剧“诬陷”的人们
戏剧这种东西，亦真亦假，为了迎合观众口味，往往要做一些艺术加工。因此，被戏说的历史人物往往同真实相去甚远。可惜，观众们并不管“艺术夸张”那一套，常常把戏文和现实混为一谈。拜戏剧所赐，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骂名一背就是几百年。
中国各种根据演义小说改编的戏剧流传甚广，不仅塑造了一个个传奇人物，也“捧红”了一群恶人。这其中，就不乏像陈世美一样被戏剧“诬陷”的人物。
“狸猫换太子”里面的皇后刘娥因为嫉妒，居然用狸猫换掉了别人的孩子，真是罪大恶极。刘娥在历史上是实有的人物。她是宋真宗的皇后，在宋仁宗时期，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11年，抚育小皇帝仁宗长大成人，居功至伟。史学界常常将她同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并称，并称赞她“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刘娥抱养太子之事，的确属实。但这孩子的生母并非什么真宗宠妃，而是刘娥自己的侍女李氏。当年，刘娥一直不能生育，作为太后近侍的李氏于是想出了一个借腹生子的法子，产下一子，也就是日后的宋仁宗；仁宗一生下来，就交给刘娥抚养。而刘娥待李氏也不薄，让真宗将李氏晋为才人，也算有了名分。这件事，满朝文武尽人皆知，并不存在刘娥为争宠“偷抱”皇子的桥段。
另外一位被“冤枉”的人物是《杨家将》里的大奸角潘仁美。潘仁美的人物原型名叫潘美，是北宋时期重要的军事将领。在杨家将的故事中，潘仁美嫉贤妒能，为了争功导致杨家太公杨业战死，是杨家将中所有悲喜剧的始作俑者。
实际上，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宋辽岐沟关之战时已经年逾六旬，位高权重，是杨业的上司。当时，北宋趁辽国换帝之际，派三路大军进攻辽国。起初，宋军打得顺风顺水，但很快就遭到契丹军队的顽强反击，东路军大败于岐沟关。因此，上谕潘美撤兵，并掩护云、应等州军民一道撤走。撤军途中，监军王侁强令杨业所部出战，置之于必败境地。杨业兵败被俘，绝食而亡。潘美因阻止不力被降职，但次年又官复原职。
所以说，杨业之死，同潘美关系不大，要怪只能怪皇帝决策失误。赵匡胤是以哗变武将的身份取得天下的，因此对于武人非常忌惮。不仅杯酒释兵权，还大大限制武将的职权。和平时期，士兵同将领是分离的，战时才临时编组，以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同时，武将在阵前没有指挥权，只能听命于朝廷派来监军的文官，严格依照皇帝的旨意行事。换言之，在宋代，行军打仗是由皇帝一个人在宫城遥控的，武将只起到一个传达命令的作用。这种军事制度导致宋代军事实力空前衰弱，也为其亡国埋下了祸根。
《杨家将》的作者大概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为避免毁谤之嫌，才将潘美和杨业的名字中间各加一字，写成“潘仁美”和“杨继业”。虽然也算煞费苦心，却依旧挡不住世人对潘美的唾骂。北宋开国名臣，至忠至诚的潘美，就这样沦为不仁不义的奸佞小人，冤枉得一塌糊涂。
“卖国贼”的无奈——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清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晚清散文“湘乡派”的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因“天津教案”交涉失当，被污为“民贼、汉奸”，引起举国唾骂。
当20世纪的到来尚使不少人欣喜迷茫之时，清王朝，这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绝响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崩溃。在这个帝国最后的那段岁月里，无数枭雄豪杰粉墨登场，上演着各自的戏码。在这些“戏子”中，有个人我们不得不提。他，被称为“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人”，更是晚清的中兴之臣；他文治武功卓著，却被视为“民贼汉奸”。他，就是曾国藩，晚清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激昂热血枉然之时，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位“卖国贼”的一生，可能会有别样的发现。
带兵如子弟，平叛不留情
如果不是因为太平天国，曾国藩可能至死都只是个仕途平顺、波澜不惊的职业官僚。他甚至都不会被载入史册，充其量只是晚清壮阔的历史画卷上微不足道的一点。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席卷半个清帝国。此时的曾国藩已然是二品大员，十年七迁的官场神话一时无人能够超越。不过，上天似乎并不希望曾国藩一直在公文堆里打滚，因此给了他一个成就伟业的机会。
清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八旗”和“绿营”。清王朝立国的根本，也是“八旗”。这支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的骁勇劲旅，来去如风，曾经是华夏大地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女真人口稀少，无法维持一只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因此努尔哈赤在传统的“牛录制”基础上，整合麾下满、蒙、汉诸族军兵，创建了“八旗”。满、蒙、汉各八旗共二十四旗，构成了满人的军事核心力量。这种耕战合一的社会组织形态，使得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女真人得以统治将近一亿的汉人，把偌大的一个中国牢牢控制在满人手中。正因为战功彪炳，八旗子弟才世代享受国家厚遇，成为清帝国的贵族阶层。
而“绿营”则是国家的常备军。绿营兵是清政府仿照明代军制所创制的汉族军队，因以绿旗为标志而得名。绿营兵的规模要远高于八旗，主要以步兵为主，驻扎全国。在清代初期平定三藩之乱以及之后的历次战争中，绿营兵表现较为出色，战功卓著。绿营兵组织系统严密，分工明确，是清王朝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