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梳理、归纳和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入到本书的网络传播研究的视域，或是对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做一个非常简要的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美国和前苏联之间潜伏的意识形态争斗日益深化。双方的决策者们都将公共外交视为以往政策的补充，意识形态的竞争也成为争取人心的有力武器。
如同本书第一章将要分析论述的那样，因特网起源于冷战中避免核武器摧毁有形目标的需要，但它本质上包含着消解冷战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因素。因为由网络所构筑的“疆域”不再以传统的地缘、领土、领空、领海甚至随卫星发射而出现的“领天”来划分，而是以带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影响力的信息辐射空间来划分；进而言之，在网络空间中，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文化主权、军事安全越来越有赖于“网络领土”的有效管辖。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将集中围绕信息资源、信息分配和信息服务等方面，成为以往冲突的继续。
1989年到1991年，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由政府控制的电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一度主导官方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几大国际电台纷纷削减语种和播出时间。”与报道重点转移相呼应的是，各个电台的组织结构和作用都有了改变，到了20世纪末，具有公共特性的英国BBC广播电台的国际新闻也走上了越来越私有化的道路，而国际广播电台的另一个重要趋势便是通过因特网传送被转成声频流的信号。
相比之下，经过十年的发展以后，网络传播中的意识形态之争渐渐地呈现出如下变化。
（1）人们所熟悉的、以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信仰为主的斗争形式发生位移，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或广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正日益引起关注，它们包括：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的争端，有组织的国际恐怖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人权、发展权以及民主价值观上的分歧，信息资源垄断造成的技术和文化的新的“殖民主义”扩张，由政治舆论、文化宣传、外交策略等方面所突出表现出来的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信息对抗，等等。
（2）因特网与其他传播媒体汇合在一起，导致信息传播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甚或对立的声音共用这一新的传播渠道，人们在面临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越来越具有思想文化观念上的“独立”倾向。“多元化”的基本特征使得原来泾渭分明的敌友界限变得模糊了，与此相应，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方式更加潜移默化、令人难以觉察了。
（3）即便是相对明确的敌对方在解决政治、经济方面的激烈冲突时，也将改变单纯诉诸武力的做法，在许多方面借助于经济和科技的手段，尤其是借助于信息产业的最先进成果。“21世纪，网络技术将渗透到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敌对国之间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和其他信息传输媒介，制造和传播有导向性的信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舆论等产生影响，诱导发生有利于己方的心理态势”，也可以在消除或减弱战争与和平的壁垒的情况下，发起网络信息的对抗战。
（4）就某种意义而言，因特网实现了其他媒体长期以来一直求而未得的交互性目标。参与网络传播的人获得了对各种新闻、观点和主题进行评论和自主表达意见的便利条件。尽管这种自由对话的背景是虚拟的，还远远不同于实际生活中的自由对话，但它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无形特征有吻合之处，会给人的言行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垂直式的灌输、决策信息从上往下的流动方式，直接受到横向沟通、扁平型组织和即时反馈的传播方式的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因特网是带着神秘的色彩，突然降临在这个受传播媒介影响极大的世界上的。很长时期内，它的媒介性质并不十分明显。如今，某些线索、事实和其中的政治与文化意义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比如说：
在技术上，万维网的建立使得因特网对普通人不再神秘；浏览软件的出现，则缩短了因特网与主流社会的距离。网络传播的发展，最明显不过地说明：网络技术对于大众的意义，全在于能否允许大众便易地使用，便易地传递他们自己的信息，便易地为他们的目的服务。
在政治策略上，1995年，当美国政府把它在因特网中的股份转让出来，由包括MCI国际电讯公司和斯普林特通讯公司接手过去的时刻，便意味着这个政府解除了因特网在商业方面的限制。
在社会背景上，一方面，因特网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背景和思维方式给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另一方面，网络本身具有超出冷战这一特定时期的性质，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也使其进展方向违背初衷。
再往深处追究，围绕着因特网的发展，谁又能够否认以下几方面之间的那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呢？——借助国家力量得到实现的军事策略、纳入其中的大学研究体系、由后者所孕育的黑客文化、与黑客文化相伴随的创新机制，直至那一系列使现代人深感困惑的悖论和矛盾，等等。
回溯起来，有些看似不经意的举措正日益显示出其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方方面面的因素也令人难以置信地汇合在一起，主观上的努力和意料之外的成果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因特网的发展进程。可以确定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网络之所以走上了商业化的大道，与新的法律的颁发不无关联，与赞助方式由直接更改为间接不无关联，而最大的受益者既有伯纳斯-里的万维网，也有大量的商业机构，包括私人国际财团，以及1994年开张的第一家虚拟银行，也正是在那一年，在世界各地设有分店的“必胜客”第一次在网页上接受订单。
毋庸置疑，因特网的出现改变了计算机软件业的发展路径，也改变了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方式。受到冲击的还有一贯以“稳重”自称的通信业，作为当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传播与通信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近年来通信业的震荡和变化受到网络传播需求的刺激；与此同时，通信业的发展不断地为网络传播奠定基础和开启道路。推动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制衡作用。正是在信息技术、计算机、通信领域、网络世界和传播媒介的融合趋势中，我们感受到了作为先驱者的思想家和实践者的作用，感受到了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所经历的巨大冲击，也使得考察“信息高速公路”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传统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富有现代意义了。
以上这些，都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毋宁说，这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的探索，而历史的线索贯彻其中。除已经提到的诸方面以外，它还包括思想理论渊源方面的研究，传统教育和文化能力观念的革新趋势，以及网络传播与“全球媒体新秩序的关系”的讨论。
就传统教育和文化能力的重塑来说，“由毛笔寄情不朽，经历铅笔、钢笔与圆珠笔到今天之电脑输入，这不止是书写工具之更新，更说明了网络社会的浮现：符号已经是生产力本身，心智与机器、象征与技术也有重新互动的机会了。”对此，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早有预见，他的深邃思想借助于一些过渡性的机构和人物，而对网络社会产生了影响，也要求我们从多重角度对之进行研究。
就网络传播与“全球媒体新秩序的关系”来说，网络传播十年的发展构筑了当代世界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传媒巨头打造全球媒体新体系的过程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两者之间的奇妙结合为传播媒体的业界和学界提供了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中，立于信息革命的背景，从早先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之争入手，分析当代“全球媒体新秩序”与网络传播的关系、有代表意义的传媒巨头“触网”的经历和教训、其间的矛盾和互动作用、对中国传媒业的文化启示、重要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延伸与转型，等等，无疑是不可忽略的方面。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网络传播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采用一种历史与文化、文化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方法对之进行比较细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按照其本来的面貌”去认识这一新生事物，有利于我们拓展视野和思考问题，有利于我们为今后发展网络、研究网络奠定基础，也有利于我们围绕网络传播的主题，了解传播学的过去，了解传播学的当代，了解过去与当代的关系，了解他人与自己的关系。
§§第二章 孕育与超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