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最后几年见证了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系统的引入。网络传播使得信息的制作、储存、加工、传递和接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得生产者、管理者、推广者、销售者、使用者、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网络传播的发展提出了沿循理论历史和现实历史的发展轨迹，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维度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建立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厘清和认识的基础上。
传播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是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传播作为人类的文化方式与人性的现实实现，到底如何可能进行？这一问题仿佛是不言自明的，也似乎没有多大必要来为传播下一个“万无一失”的定义。
然而，什么才是传播的文化学意义，却正是首先必须加以讨论与探问的。从文化学角度研究、认识传播这一课题，是能够扪摸传播之脉动和灵魂的学术正途之一。
我们认为，文化作为“自然的人化”，人类时空存在及其运动是一个四维结构。或者说：人类文化是由彼此联系的四大因素所构成的，它们是：物质、精神、制度和传播。
就文化的物质因素而言，首先是人类所处，所赖以生存、生活与繁衍和发展的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是物质的；人类自身作为地球生命之最高现实存在与方式，以及由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器物（包括产品、商品、工具与生产手段等）和该器物得以创造的条件，也首先是物质的。物质性无疑是文化之首要的、根本的特性。
就文化的精神因素而言，人类自身与地球上一切生灵、一切器物的根本分野，就在于人类是惟一具有精神生命的动物。人是两个生命即肉身生命、精神生命及其两者之动态联系的一个统一体。而哲人们所言人类乃“文化之动物”、“符号之动物”等名言，实质在于强调，人类作为文化之主体的无比优越的精神性及其精神意义。人脑作为地球生命之进化的最高成果，所谓“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就在于人类精神的独一无二的超拔性，人类是“精神的动物”。大脑的生命机制、功能及思维活动本身，无疑是物质的，而大脑的思维成果以及所谓心理，包括意识、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感觉、知觉、知性、理性、非理性、理念、观念、思想、意志与情感、想象、幻想等，都体现了人的精神性。肉身与精神（灵魂）及其动态的现实之联系，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人”。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它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与制约，然而，精神却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乃“精神之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具有精神性，仅仅是其精神性之程度不一而已。《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精神、灵魂）、器（肉身）之统一，构成人之完整而现实的文化生命。人创造彼此相联的两个世界，即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意义世界。这两个世界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宗教之精神部分（上帝、佛、真主以及鬼神之类）、哲学与艺术审美等，构成了与人之物质世界相对立、相映照并超越于物质世界的精神性诉求，在这里，人将自己弄成了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天国、彼岸、出世间与地狱等等，都是人之精神“诗意地栖居”的文化方式。
就文化的制度因素而言，制度是人类文化的构成模式与组织范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总是存在、运动于一定的制度之中的。不同时代、民族的不同生产方式（包括人类劳动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繁衍），总是体现为一定的文化制度。制度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历史水平。如果说，物质文化在“物”、精神文化在“心”，那么，制度在“心”与“物”之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政党、团体与分配方式等，都是文化意义上的制度的表达。制度的文明程度，是与文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相联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固然重要，文化学意义上的制度及文明问题，也是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不是只有物质、精神两元，它还包括重要的制度这第三元。制度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个人、群体与民族，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种种必要的、无可回避的现实关系，也体现了人的要求、利益以及人性发展、生产发展的文化水准。在文化考察中，制度是不应也是不能忽视的。
就文化的传播因素而言，尽管地球上自有人类而言，传播就开始了，尽管传播与人俱来，尽管传播是如此重要——它是人之现实存在的运动方式之一，无传播即无所谓人类，亦无所谓人类文化，可是，人们对传播这种文化方式多少有些漠视，传播学的晚成和不够系统成熟，就是一个明证。
这也可见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自从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者E。B。泰勒（Tylor）首先使用“文化”（Culture）这一名词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不知凡几。然而，综观种种文化定义和文化理念，则往往未将传播放入其视野之中。比如，泰勒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这里所述，没有任何文化学意义上的传播的影子，说明作为经典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的理解，不是动态和全面的。这种文化定义，缺乏关于文化的时间意识。“泰勒曾就文化传播问题写过几篇颇为引人入胜的论文，但在当时那种时代气氛中，未能引起多大波澜。”之所以如此，相当程度上乃是因为泰勒所说的传播，是仅就人类文化之发展是否仅从一个文化源之扩散这一问题而言的，并未认识到传播本身就是构成人类文化整体之基本要素这一点。V。巴尔诺在《人格：文化的沉淀》中也曾指出，“一种文化，是一群人共有的生活方式，是全部多多少少定型化了的习得性行为模式组成的构型，这些习得性的行为模式凭借语言和模仿代代相传。”这一关于文化的基本见解，尽管已经承认了人类文化可以“凭借语言和模仿代代相传”的这一面，然而并没有指出这便是文化之传播的一种形态；而且V。巴尔诺仅将文化理解为“一群人共有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不够的；还有，把文化看作“全部多多少少定型化了的习得性行为模式组成的构型”，这似乎也否定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必然实现的交流、改变与发展。V。巴尔诺在这里触及到了文化传播的问题，因为他毕竟指出并承认文化有“代代相传”这一点，但其文化理论在总体上是忽视传播这一重要问题的。与此同时，在文化人类学历史上，文化进化论、文化模式论、新文化进化主义、结构主义人类学、认识论人类学、阐释学人类学、符号学人类学、功能主义人类学与现象学人类学等，大凡都有不同程度地忽视传播作为文化之重要特性的缺失。
在西方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文化传播这一主题曾经屡次被人类学家提起并进行过“近乎失去理智的激烈争论”。但是，这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欧洲人在新大陆接触到的文化是独立产生的呢，还是由于来自旧大陆的影响而出现的？”这说明，此种关于文化传播的理解还不是整体性的。而且当时的传播学说，有将文化传播之研究仅仅看作文化史研究的组成部分的偏向，正因为如此，新“维也纳学派”与文化形态学派，曾不适当地放弃了那个关于“民族特色”、“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圈”学说。
至于在中国，传播学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传播学的零散和不成熟是明显的事实，尤其在当代中国学人的文化观念中，一般还少有关于传播的意识与理解。别的暂且不论，看一下《辞海》对于“文化”的解读就可明了。其关于“文化”的条目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中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影响。”这里关于文化思考的视野，显然没有将“传播”的文化属性、文化地位和文化功能容纳进去。
对文化而言，传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任何文化形态及其文化属性，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存在与演替的。传播就是动态的文化样式，没有传播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文化传播就是一种沟通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共存关系的交往、交流，英语communication的意思，既是“交流”，又是“传播”。交流、交往，是人类信息、知识、价值与意义的传播。传播体现了人类文化之属性的流动性、发展性与时间性。文化之属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历史向人生成”的成果，文化属性的多层次、多侧面，是在文化之传播中得以现实、历史地展开的。文化之演变，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
与文化属性相联系的文化形态、文化样式，一方面是文化属性的外在表达，文化形态与样式使文化属性“显出光辉”；另一方面，它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存在价值，也必然会在传播之中改变、发展它自己。传播是人性的历史地趋于完善，人作为文化的最伟大、最重要的成果，其生成与发展绝对离不开传播。传播既体现了个体与社会、与团体交往的需要，传播是打破个人之封闭的手段，是个人对孤独的拒绝，又是人的合群性的体现。社会是由众多个体所组成的，这种组成方式，就是社会制度，制度组织了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内容，而传播将人的社会性体现得淋漓尽致，社会性正如人的个体性一样，是人性的基本构成。传播还是文化、人性、人格共性与差异的生动表达。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说：“许多人类学者都认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与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传播建立在人类各种文化形态、文化圈、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时代文化等具有同质机制、同质结构或异质同构、可以互为对话的基础上，传播即是人类文化既相异又趋同的明证。
传播的文化属性之重大意义说明，关于传播，人类不是要不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命里注定”的，无可逃遁的，在传播面前，人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