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电视理论研究中，绝非只有由麦克卢汉发出的一种声音，更准确地说，他的声音实际上还处于当时的主旋律之外。电视技术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获得了实质性进展，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48—1952年的冻结政策的耽搁，直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电视业才真正出现了迅猛的成长势头。其中，电视涌入家庭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即从客厅扩大到餐厅、厨房和卧室，导致人们开始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看电视上。这一新媒介所具有的两方面潜力——开阔眼界和消极被动——同时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60年代的社会与政治动乱又进一步在这种关注中加入了忧虑的成分。研究电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迫切的需要，政府机构、普通市民和研究者都对之投以兴趣和热情。
对于电视影响的研究，多半是依赖科学实证的方法，这主要是由传播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进行的。其中，传播学者施拉姆20世纪60年代主持进行了关于儿童使用电视情况的首次大规模调研，并出版了著作《我们的儿童生活中的电视》，后者“引导了几百名青年学者研究电视对于儿童的效果问题。并且引导了（美国）卫生局主任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项目，资助资金是180万美元。而1959年的原始研究项目——这部著作是以它为基础写就的——资助基金只有1500美元”。显而易见，参与研究的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相对重视的方法，如心理学家使用实验的方法，社会学家使用统计和调查的方法，而在整体上，作为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三种主要的社会科学方法，实验的方法、调查的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来自其他方向的关注。某些研究者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分析。尤其是一些人文主义者使用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方法，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探讨电视媒介的作用，并从宏观上提出深刻的见解。他们的研究不易为社会科学的实证工具所测度，不具备当下的直接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又往往触及对资本主义媒介制度的批判，所以受到某种程度的冷遇。尽管如此，它作为占据主流地位的经验学派的理论对应物，作为现代社会的批判意识和清醒剂，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
麦克卢汉关于电视的研究，在形态上处于这两类方法之外。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表达了对这些方法的不满态度，认为它们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方面，即电视这一新媒介形态本身对于产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于我们的感官和心灵世界的影响。他批评说，经验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施拉姆由于没有研究电视形象的具体性质，所以他的测试偏重电视“内容”、收视时间和关键词汇频率计数，因此没有看到电视媒介效果的本质方面。
某种意义上，麦克卢汉与20世纪50、60年代崛起的大众文化研究，即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很少为占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传统所束缚，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历史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运用于现代媒介的研究，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除了对于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的极端乐观主义态度以外，麦克卢汉之不同于批判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探讨媒介形式本身、通过探讨媒介技术及其与心灵的交互作用，来提供理解现代传播媒介之潜在威力的线索。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斯扎克这样评论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的观点主要围绕电视而展开。他认为人们消极地坐在电视屏幕前观看发自全球各地的稳定图像将有助于增强参与公众事务的意识。计算机迷循着这一思路开发了计算机的新功能，即利用它和操作者之间双向交流的特点，从所有现存的数据库里建立一个合乎操作者需求的信息源。”他看到了麦克卢汉的观点与后来计算机的发展之间在思想上的连续性，并以此为起点对于当代“计算机崇拜”现象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他甚至在80年代中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究的观点：作为因特网的前身，阿帕网的诞生与受麦克卢汉思想激励的计算机迷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为阿帕网是供军用计算机传输数据所用，几乎在它问世的同时就控制在军火商、政府的主要实验室、研究型的大学手中，而这就意味着当时计算机技术与民众的疏远，意味着新媒介与麦克卢汉的“参与意识”初衷的疏远。
另一方面，罗斯扎克似乎没有兴趣进一步探讨麦克卢汉表面上偏颇的电视理论背后的东西——那种东西是隐而不显的，却具有思想上的意义。因此，在《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中，他只是把麦克卢汉作为一个一般的“技术决定论者”来对待，或者将之完全归于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惯用“花哨的语言描述信息时代”的未来主义者的阵营之中。实际上，尽管未来主义者常常利用麦克卢汉的思想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尽管二者不乏启发与被启发的关系，但是在整体上，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运作的机制上，他们是大相径庭的。
如前所述，“媒介即是讯息”是麦克卢汉之特别与众不同的洞见，是他关于感知革命思想的最为集中的体现，他的电视理论也是以之为基础而展开的。麦克卢汉的诸多警句和断言都曾遭到误解，而且他本人的表述方式常常被认为是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但是“媒介即是讯息”是一个例外，人们一方面承认它是“麦克卢汉整个议程中最核心的洞见，也是他最广为人知却最难懂的洞见”，另一方面又认为关于它的误解与关于“热媒介”和“冷媒介”之类警句的误解是不一样的，后者本身存在着更多的固有困难，或者说，更多的未经说明的细腻之处；而关于前者的误解则主要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麦克卢汉的提问方式、或论述问题的角度所致。
“媒介即是讯息”的基本含义是：媒介形式的任何进展都会引起人类社会规模、步伐或类型上的变化，这是媒介形式除了传递信息内容之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信息”。也就是说，新的媒介创造新的环境，引入新的尺度，“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事之中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或模式变化。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与其他人相比，麦克卢汉的研究角度非常独特，即是从承载媒介信息的媒介形式入手，由此来说明媒介、媒介的内容以及媒介的效果。在他看来，30年代围绕广播所进行的两大研究——一是研究广播剧《火星人入侵》所引起的社会恐慌事件，另一是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与其说是证明了媒介内容的效果，不如说应归结于媒介形式，因为广播具有独特的性质，能够将心灵和社会变成合二为一的共鸣箱子；它决定着信息内容的清晰程度和结构方式，因此可以把媒介内容非常有效地传达给受众。
在确定了总前提以后，麦克卢汉进入到对媒介形式和媒介内容的具体分析。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即：媒介的形式和媒介的内容的区分不是固定不变的。如同艺术品一样，形式既是艺术内容，也是艺术品鉴赏的惟一有效的标准。“我们曾经在一种情景下感觉到的或看见的东西，突然之间以一种新鲜材料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同样，传播媒介也具有将熟悉的经验转化成新颖形式的功能，它使同样的内容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中得到再现，由此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意义。
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媒介都创造出一个新环境，而这种新环境的“内容”就奠定在以往媒介的基础上。如同电影的内容是一本小说、一个剧本或一场歌剧，电视的内容是电影一样，电子时代作为一个整体，其内容是“工业时代陈旧的机械化环境”，它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还担负着“对旧环境进行彻底地再加工”、即改造媒介内容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新媒介都不是对以往媒介的简单否定，或者可以说，旧媒介被新媒介所取代时，才突然变得更加显著，更加吸引人。旧媒介与新媒介之间的连续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和个人感官组织发展的动力，也使得媒介研究在新的意义上有了连续性：口头媒介之于印刷媒介，印刷媒介之于电子媒介；属于电子媒介的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电脑等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正向或逆向的运动，如此等等。
麦克卢汉在世的时候，对于电脑的发展方向的论述集中在一些大的猜测和预言上，归纳起来，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电脑进入家庭起居室的趋势；电脑问世以后，意识本身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电脑技术正在走向一种农舍经济，即最重要的产业活动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间小棚屋里进行；电脑是研究和通讯工具，它可以加快信息检索，可以使大型图书馆的组织安排过时，可以恢复个人百科全书式的功能；电脑使教育界倾向于从传授转向发展，让受教育者直接参与学习过程；电脑将提供量身定做的信息服务，以满足读者个人的需要。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智慧和远见的闪光，它们也是当今世界人们在思考电脑和网络的文化意义时所不能回避的重要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电脑技术走向“农舍经济”的思想与网络传播所构筑的世界之两重性有相通之处。网络的发展已经使人们面临、或将要面临一种矛盾的状况：人们一方面在虚拟的世界大都市漫游，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独处一隅，“这种新型的人将虚拟地以精巧的方式在纽约、东京、法兰克福和许多其他国际大都会的合作者、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交流。然而，他们将从家庭进行工作，所以，他们将与家庭里的几个人以及为了简单但基本的需要而与当地的食品杂货商、学校、市镇厅和娱乐中心进行有利的交流。我们遇上了信息时代的都市村民——一半是纽约人，一半是农民——真正的现代半人半马怪物。”在这两重性中，“虚”与“实”、“都市”与“村庄”的矛盾和平衡涉及的就是麦克卢汉再三强调的回归问题，只不过是将他理想中的东西、带有神话色彩的东西打上了深深的现实烙印，并使问题本身变得紧迫起来。
电脑使教育界倾向于从传授转向发展，让受教育者直接参与学习过程——这是对远程教育功能的一个较早的猜测。在麦克卢汉看来，教育的发展有几个阶段。一是印刷术发明之前，社区是教育的中心；二是印刷时代的教育，它呼唤教室围墙的来临；然后是现当代的教育，它表现为信息之流和课堂外的教育，远远超出了课堂上所发生的一切，所以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教育过程本身。“现在，教室不再是聚精会神的地方，而是拘禁人的地方，注意力飞出了教室。”不是这样吗？购物、金融服务、娱乐、公共教育和其他服务将逐渐地通过，或部分通过计算机网络来完成，而现代教育正日益体现出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相结合。多种教育方式的普及，不仅拓宽了知识的范围和途径，而且使参与性、启发式教育成为可能。
特别引起争论的是关于计算机与人的意识的关系问题。麦克卢汉对于计算机模仿人的意识、对于电脑编程要求人对媒介和自己的意识达到新水平，是持肯定态度的。不可忽略的是，他将之当作为一个努力方向，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前景，但它还不是现实，而且距离我们还比较遥远。在他看来，电脑自动化的神秘性之一，就是它需要模仿意识，这种需要甚至构成了永恒的挑战——是对电脑的挑战，或者就是对发明创造电脑的人类的挑战。他这里的思想和纯粹的“技术决定论”有不一样的地方，他要求把人文的东西、艺术的东西加入到电脑的运作过程之中。“使用电脑的人需要艺术家的创造性幻想”，“在电脑快速运行的情况下，它的影响与输入密切相关。因此，无论电脑系统的使用者做的是什么，他都很难避免一种艺术性的参与过程。”与通常人将电脑与信息的检索相联的做法不同，麦克卢汉认为将来电脑要做的事情，纯粹就是发现，即发现那些多半是属于无意识的功能的东西。可以说，他通过以电脑为代表的新媒介，来实现他的“媒介即是讯息”及其另一表述形态“媒介就是人体的延伸”的最终目标，他这样论述电视与电脑在“延伸”方面的关系：由于有了电视，我们已经延伸了中枢神经系统，使之转化成了电磁技术。把意识移到电脑世界，就一步之遥了。
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就设想最终可能会出现一种微型的手提式电脑，大小约和助听器差不多，它可以通过团队的经验来加工个人的经验，就好像梦境能够加工个人的经验一样。麦克卢汉仍然坚持他的主要观点：媒介本身决定了那个应该得到传播的事物的特性，传播媒介的变化是用来解释社会行为之所以发生变化的理由；而他设想微型电脑的时间与个人手提式电脑的问世相差了几十年！在这个过程中，每隔几年就要推出新一代的计算机微处理器，汽车、照相机、洗衣机、冰箱和许多日常用品中都有电脑控制的踪影，但是其最重要的发展理所当然地算是家用电脑和计算机传播网络。
关于电子媒介，麦克卢汉的论述以电视为中心，止于对电脑等自动化的猜测，他本人的生命也终结于个人电脑革命的前夕。网络传播在当时还没有进入这位思想家的思考范围，尽管如此，他关于电脑和电气化本质的探讨，揭示了包括网络等新媒介在内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在整体上，他的研究成果与信息社会的发展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性，以至于数字时代的每一步似乎都在不同程度地证实他的预言和猜测。
麦克卢汉属于最早清醒地认识到电子媒介文化意义的学者之列，这位举止怪癖的教授和现代大企业的顾问，因为对于媒介技术、媒介形式和现代生活之间关系的颇有争议的观点，而引起了人们长久的关注。他把电视的“马赛克”理解为印刷时代的对立面，认为印刷时代使人们彼此疏远，电子媒介则使我们更加互相依赖，认为信息时代的特征在于：电子媒介迅即而又经常地造成一个相互作用的事件的“整体场”，所有的人都必须参与其间。他的结论带有警句和比喻的色彩，加之以文学和神话般的描述，所以在细节上往往经不起推敲，逻辑上也不甚紧密，尽管这个事实并不妨碍他的思想在整体上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有不可动摇的立场。麦克卢汉洞察到电子媒介对于传递信息的影响，洞察到媒介形式的重要性，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杰出的思想，从中还可做更进一步的引申。
（1）从“媒介即是讯息”的基本论断出发，任何新媒介的产生都会创造出一种新环境，新环境的内容恰恰奠定在以往媒介的基础上，诸如小说之于电影，电影之于电视一样。因特网在它发展的早期，将文本作为自己的内容；90年代中期以后，它的内容又包括了图像和声音；世纪之交，网络电话、在线音频播放、在线视频播放等，又成为这个家族中的新成员。于此，是不是可以说，因特网将会把许多媒介变成自己的内容？传播技术是不是存在着融合成一种普通的计算机可读的数字形式的趋势？
（2）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解，旧媒介被新媒介所取代时，才突然变得更显著，更加吸引人，也因而成为研究的对象。“一种新的媒介决不会附着于一种旧的媒介，它也决不会让旧媒介安安稳稳。它决不会停止压迫陈旧的媒介，直到它为这些陈旧的媒介找到新的形式和新的位置。”广播、电视、因特网的出现，无不对旧媒介产生了这样的作用，换句话说，新的传播媒介形式会增加其他传播媒介形式的特点，原有的传播媒介为了适应新的变化，也必须经历适应和改造的过程。
（3）网络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网络的多媒体传播的融合性质，还在于以往的媒介在与新媒介共同存在、共同演进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把新的发展容纳到自身之中。计算机网络连接了全球的计算机，许多网页不仅提供文字与图形，而且提供声音和图像。另一方面，融合并不是替代和吞并，不是媒介形式的越来越少，而是媒介形式的增加，是以往的传播媒介进入新的动态过程。例如，CD形式的音乐是一种数字媒介，公共长途电话网络是另一种数字媒介，即便是传统的印刷媒介——报纸或书刊，也先是创建在计算机上，然后再打印下来成为纸质媒体。它们都保留了过去的形式和功能，但增加了新的机制和动力。麦克卢汉曾向世人展示媒介世界的动态状况，报纸、收音机、电视等正处于向数字技术的转变过程之中，这样的转变同样会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和感知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