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军方、科学人士、教育界以及后来的商业界联手打造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时常涌动着自由主义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别样潮流，它们在思想理论背景上与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不无关联，其中有些成员就来自受军方资助的机构和大学，但整体上发生作用的方式与主流派有所不同。对此，在以上探讨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通过对“黑客”文化现象的集中分析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在个人电脑取代大型机之前，传播史上的另一个“业余操作者”发挥重要作用的例子是无线电广播普及时代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左右，无线电的业余爱好者被人们称为“hams”，他们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把自己的活动当成是业余爱好，有时也自认为是在为公众服务。财力和兴趣使他们有能力与其他爱好者进行远距离接触，并为自己的技术水平感到自豪。他们活动的时间也常常是在晚上，因为这个时间的无线电波的干扰比较小。这些人收听微弱的信号，交换诸如他们所处的位置的信息，以及电台呼号等其他简短的信息，探讨将无线电的功能加以延伸的可能性，其中有些人还尝试探索新的发展前景。在将无线电转变成第一个电子大众传播媒介的过程中，他们功不可没。20世纪初，“他们开始偶尔播放音乐和新闻，并期望收到听众的反应”。到了20年代开始的时候，“在美国大约有15000个发射台，几乎所有广播站都是业余爱好者运转的。当时很可能有250000人收听这些广播。……‘认真的’业余爱好者看不起那些只听收音机的人。并且认为他们的信号干扰了电波。他们还抱怨广播工作者不能经常传送他们的电台呼号。对于这些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广播的内容而是发射台的位置。”
在有些无线电爱好者看来，无线电的乐趣就在于从嘈杂声中获得清晰的收听效果，他们迷恋于无线电本身的魅力，迷恋于无线电对于人类智慧的挑战。他们认为，无线电是一种娱乐，但这种娱乐存在于人与自然界的较量之中，是人的智慧、才能和知识的表现。在无线电发展的早期阶段，他们对于无线电本身的兴趣的确超过了对于无线电具体播放什么内容的兴趣。
更早几十年，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贝尔发明电话的时候，也有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少年，用自制的交换机中断电话或者乱接线路。这些人虽然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客，但是可以被看作是黑客最早的精神原型。
真正意义上的黑客是与电子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系统连在一起的。在计算机黑客的历史中，有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其分界线大致是20世纪70年代；如果考虑到将因特网的诞生视为计算机黑客历史的又一个重要阶段的话，那么，这样的分界线还可再延后十年左右。也就是说，针对于计算机，早期黑客的时间可定位在70年代之前，而针对于计算机网络，又有许多黑客人物是在80年代崭露头角的。这里，时间上的分界只是表示一种趋势和背景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黑客的思想理念经历过变化和发展，有着诸多的复杂性，其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文化涵义。
在西方媒介理论中，70年代被看作是“一个怀疑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时代。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上承60年代末的“青年文化”的主导潮流，下接高科技的发展趋于民间领域之使用的年代，就思想文化的反映来说，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传播媒介所着力表现的是“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即强调自我的实现和个人的成就的一代。
80年代早期，高级计划研究署正式退出因特网，“从那以后，发展网络的核心动力越来越是黑客。”这也是一个技术扩散和综合的年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开始趋于民用的年代。当时的大型电子企业和航天企业多持有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希望借这种思想支配下的生产多样化，避免仅只为满足国防目的而生产单一的产品设备。随着东南亚战争的结束，技术的民间应用步伐大大加快，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生产领域中排他性的军事循环已经结束，解决社会不平衡的问题似乎可以从技术的民间应用中寻求答案。
在电脑和网络世界，微处理器促成了小型电脑，通信进步促成了电脑在网络中的运作；快速增长的小型电脑激发了以设计软件系统为主的新型计算机公司，而新的应用软件和“亲近使用者的技术”的不断开发，又使得个人电脑成为发展潮流；软件的使用，不仅使电脑网络得以扩充，而且为后来的万维网做了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属于早期的计算机黑客活跃的阶段。这时的“黑客”在许多场合下，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那些尽力挖掘计算机程序的最大潜力的电脑精英，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系统安全专家，为大企业，或政府和军方的重要部门提供技术服务。这一批人集中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贝尔实验室等地，曾经受到过如何寻找本集团计算机网络突破口方面的训练和启发，而他们工作学习的地方都拥有大型计算机设施，以后通常又是率先使用小型机的场所。60年代，黑客的代表人物是贝尔实验室的肯·汤姆森（Ken T hompson）和丹尼斯·里奇（Dennis Ritchie）（我们在前面一节中提到过这两个人），他们发明了UNIX操作系统，并“经常在UNIX操作系统上相互攻击，采用的也完全是黑客的手法，他们是公认的黑客的鼻祖。”进入70年代以后，黑客的技艺日趋成熟，特别明显的代表性标志出现在1978年，在这一年，作为“反文化先驱”的重要技术突破之一，个人电脑使用的数据机由两位芝加哥的学生沃德·克利斯坦恩（Ward Christensen）和伦蒂·苏斯（Randy Suess）所发明，从而为非正统网络提供了绕过（包括阿帕网在内的）主流媒体、自行进行彼此沟通的手段。
在20世纪80年代，网络黑客趋于活跃，一方面如上所述，黑客在某种程度上接替官方和军方成为推动网络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成为发展网络的“核心动力”；另一方面，黑客的内涵也开始越来越倾向于朝着贬义的方向发生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其中有的人的行为和目标已经逐渐地转向袭击公司和机构的机密，袭击国家内幕的保密数据库等方面。“今天，在最新和最普遍的意义上而言，‘黑客’就意味着那些偷偷地、未经许可就闯入别人的计算机系统的人。他们从事着各种非法的活动：或破译密码、窃取情报；或篡改数据、删改程序；或制造故障、散布错误情报和恐怖信息等，尽其所能，滋生种种犯罪活动，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计算机黑客以及网络黑客与社会发生直接冲突的事件逐渐增加，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当时的军事和冷战背景。如：198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首次逮捕了6名少年黑客，指控他们侵入60多台电脑，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1987年，在发现有黑客入侵军网（Milnet）之后，美国国防部切断了非保密的军事网与阿帕网之间的物理连接；1989年，5名联邦德国电脑间谍入侵美国政府和大学电脑网络，他们最终因间谍罪被逮捕起诉，其中3人被控向前苏联克格勃出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
不可否认，在黑客及其活动当中，存在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持续性，或者说始终体现着那么一种精神，一种对有趣的事情充满忘我激情的精神。这样的忘我精神既可对人类产生正面的进步作用，也可对人类产生负面和破坏作用。而在总体上，早期黑客的忘我与投入的精神相对来说偏于前者。如同发明苹果计算机的黑客伯勒尔·史密斯（Bur-rell Smith）对于黑客所做的定义那样：“任何职业都可以成为黑客。你可以是一个木匠黑客。不一定是高科技。我认为只要与技能有关，并且倾心专注你正在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可能成为黑客。”这里将黑客的范围做了不十分适当的扩大，但其着重点强调的是献身于一项本身有趣的、令人振奋的和快乐的活动的精神。这种精神与编程序、设计软件、开发Linux等创造性活动特别能够联在一起。
90年代的黑客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军事和国家安全部门，它随着社会的日益网络化而渗透到各个领域，并且彼此之间也具有“互联性”。仅举数例：有着“地狱黑客”、“世界头号电脑黑客”之称的凯文·米特尼克（Mitennike）曾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为十大通缉犯之一，1995年被捕以后被指控偷窃了2万多个信用卡号，并复制机密文件；同年，俄罗斯黑客列文在英国被捕，他被控用笔记本电脑从纽约花旗银行非法将370万美元转移到世界各地自己的账号上；2000年2月，在3天的时间内，黑客使雅虎、亚马逊、电子港湾、CNN等顶级网站陷入瘫痪，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召开了因特网安全高级会议，并召集一个专门提供因特网安全顾问服务的黑客“智囊团”的成员参加会议，“以毒攻毒”的意图十分明显。
与后来的黑客活动相比，早期的黑客活动远没有那样猖獗和危害大。他们对有趣的事情充满激情，他们为此精神振奋。“从20世纪60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开始，早期的黑客每天下午从睡梦中醒来，就开始充满激情的编程。他们深深地沉浸在编码之中，拼命地干，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6岁的爱尔兰黑客萨拉·弗兰纳里，她这样描述她所谓的Cayley-Purset加密运算法则的工作：‘我有一种棒极了的兴奋感……我一天不停地工作，这是多么地令人愉快。有时我真不想停下来。’……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也描述了万维网是如何从他称为‘玩程序’的相关实验开始的。”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态度与充满激情的智力探究的结合，构成了这一代黑客的特征。
阿帕网上的“旅游者”也曾为阿帕网带来麻烦。比如利用这个网络汇集有关各种不同的酒的信息。这和当时国防部所期待的、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及其成果相差太远，所以被看作是“无聊的目的”，并引起了是否应该削减给予阿帕的拨款的争论。但是在总体上，“这些潜在的威胁和反威胁都没有导致什么严重后果。所有营垒中的人都懂得领导计算机领域的进步以及发展年轻人的专门知识的价值所在。在人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鼓噪一阵以后，生活一切照旧。”整个70年代，阿帕网在履行国防部特殊使命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和娱乐的目的，阿帕机构则有意识地对那些在技术上的“未被认可的”行为眼开眼闭，它能够理解的是：为了吸引整整一代优秀的年轻人进入到计算机和网络领域，额外的开支只是一笔小小的代价。
早期的黑客更偏重的是技术方面的创新，喜欢简洁、完美和漂亮的程序设计，并以发现系统级别的错误为一大乐事。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刻意寻求肆意破坏网络系统的伎俩，想要做的事情无非是将学习的知识予以发挥，在克服一个又一个的计算机网络的难题中获得愉悦。这些人从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计算机谜”中衍生出来，精通程序编制，他们或是出身于60年代的“嬉皮士”，或是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电脑与网络世界中，属于“边缘人”。“这些信息技术的当代英雄们用自己的创造改写了‘嬉皮士’具有的那种颓废的‘边缘意识’。他们让自己总处在技术和时代的边缘，在这里施展他们的创造和想象力，在这里进行发现‘自我’的实验。”正是在这一批人中，有些人在通过信息技术寻找“自我”的时候，不仅发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网络世界的塑造，为现代人类提供了新的生活世界；另外一些人则走向反面，趋于堕落，不仅成为因特网安全性、保密性的大敌，而且成为因特网继续健康发展的障碍。而在这两类人之间，还存在着一大批属于一般的“恶作剧”，或带有幽默色彩进行捣乱，但不造成严重后果的人。
在理论根源上，早期的黑客文化现象与当时的一批关于媒介和电脑空间的著作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其中比较早的源头可追溯到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8年写下的《一九八四》，这是一部政治恐怖预言小说，也是一部反极权主义的著作，它主要剖析极权主义如何利用电视去反对信息流动，并且不停地监视公民的言行。其中的含义又不仅仅限于电视，而是指媒介作为一种超大集团的工具，对于现代人类如何进行独特的压抑。“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此书出版后，在东西方都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相当程度上起到了警示人类的作用，也为后来的反极权主义运动做了理论准备。
1984年初，为了纪念奥威尔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苹果公司耗资百万元拍摄了一个在转播超级杯比赛时插播的一分钟广告。广告用了表现计算机行业霸主的形象，也用了表现反叛精灵的年轻人的形象，最后是“屏幕里的大哥被打碎，被奴役的数百万人获得了自由”。这个广告以鲜明的形象象征着自由和解放，它采用了非常夸张的手法，但抓住了反极权主义的精神特征。随着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的媒介批评家指出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认为比起奥威尔的“电视监视器”来，人类面临的真正威胁在于：“公民们完全为一些无足轻重的信息所淹没，并且被逗乐到了百无聊赖的状态。”
孕育出早期黑客的那一代人正是将灵活机动、双向关系、复合媒介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代。“他们不尊重‘他人的目光’，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目光；他们不拘泥于传统施加给他们的各种生活和创造法则，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法则’；他们不模仿世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世界’。”就是这一代中的一些成员决心通过反叛精神的科学创造，在电脑化的空间，创建一个与他们更密切、更具有活力的世界，而不是依赖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去为他们界定现实。而诸如制造信息垃圾，将人们“逗乐到了百无聊赖的状态”等，在根源上也与“嬉皮士”之类的特定生活方式不无关联。
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全球信息网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以蒂姆·伯纳斯-李及罗伯特·加里奥为首的一群研究人员发明的。他们的研究不是以阿帕网的传统为基础，而是奠基于20世纪70年代‘骇（黑）客’文化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来源方面，这样一条思路更直接地以泰德·尼尔森（Ted Nilson）1974年的著作《电脑图书馆》（Computer Lib）为出发点。
20世纪90年代，在日内瓦的欧洲核武能研究中心，蒂姆·伯纳斯-李带领他的欧洲团队，发明了又被称为“全球信息网”的万维网。这是一个他向往了很久，也努力了很久的理想，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既涉及到已经诞生的因特网，也涉及到所谓“超文本”（hypertext）的思想。1945年，瓦尼范·布什（Vannevar Bush）在一篇名为《如同我们可以思考》（As We May T hink）的文章中，描绘了一个理论系统，它能够在联想的基础上存储信息。后来，泰德·尼尔森等以超文本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布什的思想。超文本可以用一种非线型的方式发表文件，而超文本的链接可以让读者直接从一个电子文件跳跃到另一个电子文件。
在《电脑图书馆》中，尼尔森呼吁所有人应该获得使用电脑的能力，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尼尔森想象一种以组织信息的新系统，他称之为‘超文本’，奠基于水平式的信息沟通。在这个先驱洞识之上，伯纳斯-李和他的同事添加了取自多媒体世界的新技术，来为其提供视听语言。欧洲核子（能）研究中心的团队创造了超文本文件的格式，他们称之为‘超文件标记语言’，依据互联网的弹性传统来设计，所以不同的电脑可以在这种共享格式下调整其特有的语言，将这种格式加在TCP/IP协定上。”尼尔森想象了信息的普遍共享和普遍传递，伯纳斯-李在此基础上运用了多媒体新技术，并利用了因特网的特性和已有成果。而由于万维网的发明，又大大降低了因特网使用方面、操作方面的难度，这样，如同尼尔森曾经预言的那样，许多人获得了使用电脑和网络的能力。几年以后，伯纳斯-李怀着使万维网成为公共资源的愿望，来到因特网的诞生地美国寻求合作者，结果，麻省理工学院成为世界万维网的大本营，而伯纳斯-李本人则成为万维网联合会的主席。
当“黑客”这个名词还没有被明确地赋予负面含义时，围绕它的许多发明都倾向于让网络技术对更多的人开放和服务于更多的目的。可以说，一方面，网络和网络的开放性源自其原始设计：属于军方的命令与控制研究的项目，本身以没有一个控制和管理中心为前提；另一方面，早期的电脑高手和网络高手将持续的互动精神和自由精神带入网络天地，在新的意义上构成了网络的开放性，也推动了网络的发展。
即便当黑客一词被逐渐地加入了负面含义时，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世界中仍然有许多人致力于奉行“信息共享是至善，编写自由软件，使获取信息和计算机资源更为便利，共享他们的专业技术”的信条。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媒体开始将“黑客”这一术语指称计算机罪犯时，“为避免与病毒编写者和信息系统入侵者混淆，黑客开始称这些破坏性的计算机使用者为‘骇客’。”在总体上，“黑客”与“骇客”之分目前还没有被学术界所正式确立和认可，通常情况下，使用“黑客”一词还比较多，但是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其中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了。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出，在黑客的身份和性质的演变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些因素与早期黑客的文化现象不无关联。因特网的影响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高，但它的基本结构和方便信息交流的初衷仍然没变。信息的传输过程中可以通过多个网络设备，它们都存在着截获信息的可能性，这是黑客活动的理想场所；网络是一个软件与硬件的结合体，而自行开发的软件正是黑客大展身手的一个天地；网络世界是由程序和数据等无形要素构成的虚拟空间，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且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这样的环境尤其便于灵活多样的、游荡式的作祟手段的滋生。
各国为了争夺信息网络方面的领先地位，特别重视对青少年计算机网络知识的培养，世纪之交，美国有80%以上的公立小学建立了局域网，44%以上拥有广域网，教室与因特网连接的中小学达到69%以上。这是新的“网络一代”，相比之下，20世纪60年代的少年儿童伴随电视长大，网络于他们是少数精英涉足的领域；而这一代将伴随电脑网络长大，对于他们来说，多媒体和网络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环境”。由此将形成怎样一种文化，又将怎样对现代人类文明产生影响？现在都还不得而知，但是黑客现象以及黑（骇）客犯罪日益少年化，已经成为一个日渐明显的事实。
§§第五章 网络传播与现代通信业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