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人带头，别的诸侯国就不再推迟。郑军统帅子蟜考虑到郑国新加盟到晋国阵营，与晋国的关系还不是太牢固，需要好好表现，于是私下找卫国统帅北宫懿子，说道：“已经和晋国结盟了，却不死心塌地追随，这不是找打吗？” 北宫懿子深有同感，于是二人分头对别的诸侯军展开游说。
经过子蟜和北宫懿子的劝说，大家都担心晋国秋后算账，尽管不情愿，但还是乖乖地过了河。过河风波至此才宣告结束。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过河后，盟军在河边安营扎寨，准备休整一段时间再行进击，但盟军的拖延给了秦军机会。
秦军在晋军磨蹭的时候，将大量毒药投到泾水之中。有毒的河水顺流而下，盟军中有一部分人和马无意间喝了，士卒捂着疼痛的肚子，发出恐怖的嚎叫，战马也横卧在地上，疯狂地乱踢，不一会儿就不再动弹。
士卒和马匹的非正常死亡在盟军中引起了骚动，本就不想打仗的盟军更加畏缩。看着这帮拖拖拉拉的盟军，荀偃很头疼，好在有郑军的全力支持，盟军才勉强开到了棫林（今陕西扶风、宝鸡一带）。可是秦军在这里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由于行军进行得非常不畅快，荀偃憋了一肚子火，想要在战斗中发泄，于是在战斗前下达了一道非常坚决的命令：“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鸡鸣之时，套好马车，填井平灶，向着我马头的方向前进！）荀偃的命令够坚决，但坚决到刺伤了某些将领的自尊心。下军将栾黡很不服气，公然对抗，说道：“晋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有哪个主帅敢下这样的命令，我就要马首朝东。”说完，带着本部人马扭头就撤。
晋军内部出现了不和谐。
一个巴掌拍不响，晋国六卿的不合要从两方面找原因。先说栾黡，栾黡是栾书的儿子，栾氏掌门人，受父之荫，做了下军将。但他是个争强好胜、又没有城府的人，经常做些为了反抗而反抗的事情，让人头疼却危害不大，所以晋悼公一直容忍他在下军将岗位上胡闹。此番与荀偃针锋相对，属于平日的一贯表现。
再说荀偃。荀偃的命令确实不符合晋国军队的传统。中军将虽为晋国统帅，但与上军将和下军将以及短期存在的新军将之间并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更多是一种平行关系。
晋军的每次战争部署都是六卿协作完成的。以今日观点看，六卿间的合作采用的是团队模式。现代团队建设理论告诉我们，“超级业务员”对团队危害极大，而且大家也不喜欢。
荀偃的那句“唯余马首是瞻”确实有伤人之嫌，别人尚且能容忍，但栾黡却无此雅量，所以冲突在所难免。
将与将之间关系平行的成分多些，但同军的将与佐之间却是上下级关系多些。栾黡掉头跑了，作为下军佐的魏绛也只好跟着往回跑。
晋军不战自乱，在盟军面前丢人现服，仗自然也就没法打了，荀偃只好下令撤军。但栾黡的弟弟栾鍼和中军佐士匄的儿子士鞅觉得无功而返于颜面有损，两人商量后决定回头再打。
于是两个少壮派军官擅自率领本部人马掉转马头冲向秦军，结果因寡不敌众大为折损，栾鍼在战斗中被杀死，士鞅落荒而逃。
这一仗，晋军严重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导致行动受阻，不得已只好原路退回。为此，晋国人将其命名为“迁延之役”，意为“退却的战役”。
栾黡回国后耍赖，只说是士鞅怂恿栾鍼冒死作战，并且威胁士匄道：“如果你不把士鞅驱除出境，我就杀了他。”士鞅没办法，只好跑路去了秦国。
秦景公很喜欢士鞅的才干和见识，动了恻隐之心，便没有抓他。后来晋国派使者讨人，秦景公就将士鞅还给了晋国。
迁延之役后的第二年，一代英主晋悼公就去世，太子彪即位，是为晋平公。
晋平公当政时期，晋国各大家族之间斗争愈演愈烈，鄢陵之战前士燮的预言不幸变成了现实，而楚国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对付东部日益崛起的吴国。
晋楚两国都有新问题要解决，争霸的兴趣和精力与日俱减，永久性的弭兵也就成为了可能。
受此影响，秦晋之间也出现和平的曙光。
公元前6世纪中叶，弭兵成了天下主题。
8. 天下和解
春秋史是一部诸侯争霸史，上场的演员虽多，但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晋国和楚国。其余霸主上场时间都太短，如昙花一现，辉煌片刻又复归于无。
秦国由于地处偏远，始终没有进入主流争霸圈，胜也好，败也好，始终是在给晋国配戏。
从公元前632的城濮之战开始，晋、楚两大国以天下为舞台展开了全面的争霸斗争，双方为霸主之位你来我往斗得不可开交。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为止，晋楚双方共交手五个回合，晋国二胜一负二平，比楚国略微占优势。
晋楚在对抗了一百八十多年后，心态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争霸伊始，双方都不知道水深水浅，将争霸视为世上最壮美的事业，无不激情澎湃，全力以赴，以彻底压服对方为最高追求。
但寒来暑往一年年过去，外交和军事的斗争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之后，双方逐渐看清将对方彻底压服并不现实，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一定时间内占据优势。
晋楚争霸，从来就不是两国之间的事情，这是一场所有诸侯都加入进去的斗争。晋楚是斗争的两大主角，每一方身边都有数目不等的小弟级盟国。当然，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历史文化等原因，这些盟友也可以分为铁杆型盟国和摇摆型盟国。
战场上的对决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大检验，一旦分出胜败，双方阵营中的摇摆型盟国便会倒向胜者一方。于是胜者颐指气使，挥斥方遒，败者忍辱负重，暗积力量，待时机成熟，新一轮的争霸又会重新开始。
晋、楚两个超级大国都具备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等特征，能经得起长期的战争消耗。最辛苦的要数夹在两国中间的那些诸侯国，他们是晋楚争霸的战场，要派兵出粮追随霸主东征西讨，一旦站错了队，还得交出大量财货作为惩罚，那日子过得可谓是水深火热。郑国和宋国堪称晋楚争霸的重灾区。
穷则思变。日子一长，中原诸侯慢慢适应了夹缝中讨生活。他们学会了察言观色，两面讨好——晋国强时，就跟晋国走；楚国强时，就跟楚国混。丝毫没有思想负担，财货准备在南北边境，谁来就给谁。
郑国的混世神功练得最为娴熟，创下了春秋期间更换阵营的最高记录，所谓“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迁延之役中诸侯盟军的拖拖拉拉，就是“混”心态的典型表现。其实，不但中原诸侯在混，到后来，连晋楚也开始“混”。谁能保证自己就一定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呢？双方都深知直接交战所蕴含的极大风险，而一旦失败，辛苦多年的外交成果转瞬间会前功尽弃。盟国投向对方，进贡没了，威望没了，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样沉重的代价谁都不愿承担。
最好的斗争方式莫过于不直接交兵。
在这一点上，双方很默契，你打我的郑国，我就打你的陈国，绝不像以前那样，你打我的郑国，我就直接找你门上打架。如果实在躲不过，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相遇了，也是各自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赶紧把兵撤走。
争霸到了最后，本质已经发生改变，晋楚双方已经没有了打服对方的激情，只是在心照不宣地折磨中原诸侯。
即便如此，晋楚双方也干得力不从心，因为他们都有自身的问题要解决。晋国内部各大家族之间矛盾尖锐，内战时时上演。楚国也需要腾出手来迎接新兴的越国的挑战。
秦国和齐国作为独立的地区性大国，一个是晋国的对手，一个是晋国的盟友，在与晋国打交道过程中，都是吃亏多于讨便宜。
尽管两国都曾努力过，但始终无法改变实力对比，打到最后，两国都打累了。
晋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霸主气质，曾经有过与秦国、齐国、楚国、狄人四大势力同时开战并都取胜的骄人战绩。
打仗的时间太长，大家都累了，和平的脚步也就临近了。但真要实现和平，还需要一两个杰出的人物来推动。
来自晋国的杰出人物是赵武——传说中的赵氏孤儿。公元前548年，赵武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跋涉到了正卿的岗位上，成为晋国的掌舵人。
上任伊始，赵武就一反前任穷兵黩武的作风，向天下释放和平信号。在赵武的主持下，各国对晋国的贡纳减少了，在礼节上也得到了尊重。各国对赵武的举措深表赞许。
赵武将弭兵的种子播下后，宋国大夫向戌将嫩芽催发。向戌是宋国名臣，活跃于外交界多年，以宋国前辈华元为学习榜样，决心救诸侯于水火，给天下苍生带来和平。像他的榜样华元一样，向戌有着良好的人际资源，与齐、秦、晋、楚中的重要人物多有不薄的私人交情。
比华元幸运的是，向戌处在更好的历史环境，华元搞弭兵运动时，晋、楚只是想要个中场休息，而现在，晋、楚想要的是结束比赛。
一场弭兵运动在赵武和向戌两大杰出人物的推动下有效地运作起来。公元前546年，向戌将弭兵的想法告诉赵武，赵武深表赞成，愿与向戌一道促成此事。
在赵武的影响下，晋国诸卿在弭兵一事上达成共识，积极响应向戌的号召。向戌又告诉楚国，楚国也答应了，秦国和齐国同样积极回应了向戌的提议，其余小国更是不在话下。
同年夏天，晋、楚、鲁、蔡、卫、陈、郑、许、曹等国代表齐聚宋国，大伙就弭兵一事展开了讨论。楚国人要求晋楚双方共享盟友，赵武同意了，但考虑到齐、秦两国与晋、楚几近对等的地位，建议将两国排除在外，楚国人认为有理，也同意了。
虽然在后来的大会中楚国人有过不友好的举动，并且很没有礼貌地抢走了本应该属于赵武的盟主之位，但赵武以弭兵大业为重，没有与楚国人计较，最终促成了弭兵。
虽然这次弭兵运动仍是不得已的和平，但却促成了天下的真正和解，至此之后，晋、楚两国之间的直接对抗宣告终结。但混乱远没有结束，晋国各大家族间开始了肆无忌惮的争斗，而楚国却要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