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海的复兴，江泽民有很大的功劳，比他稍微年轻的朱镕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方面，朱镕基的政治生涯与邓小平相似，他们都经历过起伏。朱镕基在工作中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创造力和远见。外国外交官们都惊异于他的聪明才干和超强的记忆力。他不能容忍腐败无能，他的努力使这种痼疾在中国得以缓解。江泽民成为邓小平的接班人之后，朱镕基也很快被调到了北京，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期间为推进改革发挥了突出作用，后来他担任了国务院总理。
在江泽民和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是改革的拥护者，还成了改革的驱动者。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强烈支持扩大“区域性试验”。尽管在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前，旧体制不会迅速消除，但20世纪90年代，过去只有少数经济特区才能享有的优惠政策被更为积极地扩展到了中国更为广阔的地区。随着私营企业数量的增加，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受到挑战的国有企业旧体制开始发生变化。
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可能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开始出现职工下岗现象，一些银行也有权要求国有企业偿还贷款并针对不还款的行为采取惩罚性措施，原来对私营企业规模和范围的很多限制都消除了。许多工人下岗，这让已经习惯了捧“铁饭碗”的人深感震惊。“铁饭碗”能给他们带来一生的保障，虽然这种保障并不是很好，但有总比没有好。甚至一些国有企业的倒闭在20世纪80年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倒闭的。
国有企业的旧体制已经成了未来经济发展的阻碍。不论产量如何，这些国有企业都消耗着资金；不论员工是否有能力胜任，他们都能够留在国有企业当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一般，服务水平也一般。当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是例外。改革就是要让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继续存活并发展壮大，让生产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下岗人数的急剧上升令人感到震惊，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机遇，一些工人有能力也愿意到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中寻找就业机会。这常常会导致人员的流动，随着昔日严格限制的取消，每年都有数千万人往来于中国各地。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数千家老的工厂和企业关门停业了，它们留下的真空需要填补，并且确实得到了填补。数百万工人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尽管很多人缺乏重新就业的能力，还是有很多人实现了再就业。人们离开老工业区和农村地区外出就业，这不仅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且这本身就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25%上升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近40%，这意味着多达2亿人口的迁徙。城市化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态度。很多人最初到一个新城市打工的时候都是住在老板提供的宿舍或单元房里。而随着上海、广东、深圳和北京等地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人们的观念和国家的法律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强烈要求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政府也允许个人购买私有住房。国有企业不仅开始有员工下岗，而且也获准廉价出售包括住房在内的企业资产，市场对于这些资产有着迫切的购买需求。后来，城市住房市场成为金融投机的一个主要领域。
城市化对于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在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使得城市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新建道路、供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公共交通设施、建筑物、桥梁隧道以及发电站和电网。此后，还要进行包括购物中心、学校和住房等在内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最初，城市化的发展在中国上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了其他沿海地区和内陆城市，例如无锡、成都和重庆。
国有企业并没有在改革中消失。由四大银行主导的银行系统，以及钢铁、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公司、固定电话和移动通信公司、大量医疗单位仍然是国有性质。不过，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对企业的生产负责，他们在改善企业运营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企业的效益将决定他们所受到的奖惩。腐败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关注的重点放错了位置——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变化要比那些没有变化的东西更重要。不管短期经济可行性如何，有一些项目确实是需要建设的。例如，连接新城市和港口的道路。在实际的交通需求体现出来之前，这样的道路必须先修好。一条道路的修建可能是一种浪费。然而，数千条道路的修建将使中国拥有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这有利于中国更快地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国内股票市场的创立是中国的又一发展。最初上市的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从股票购买中获益的主要是企业而不是股东。股市是政府向经营不善的企业注资的一种途径，一旦完成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后面的交易就很难再引起投资者的兴趣了。当时，中国股市不允许外国资本投资，来自中国香港的投资也不行，因此，股市中缺乏流动资金。一些规模较大的知名国有企业可以在香港上市，这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第一次“参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机会。然而，当时的大部分交易都是投机交易，这些产权投资市场在10多年后才成为中国转型与崛起中的重要部分。
在极为复杂的改革进程中，江泽民和朱镕基悄然作出了一项根本性的决策。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们不仅将邓小平开创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还使其获得了新的发展。邓小平的工作重点是向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是改革国内的生产方式，这从总体上加强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但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联系还只是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江泽民和朱镕基明白一点，或者说至少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明白一点，那就是下一步要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当中。他们打算做的并不只是开放一些地区并允许外国资本和企业参与到中国经济当中，而是要让中国全面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种途径，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驱动者。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邓小平在任时，中国就正式提出了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朱镕基在任时，又将这一进程向前推进了。仅仅改革官僚体制、改变国有企业文化和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不够的。朱镕基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不进行重组就无法再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并没有直接管理经济，而是采取相应措施推动经济朝着市场经济前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功与否并不仅仅是由中国自己的判断标准决定的，还由中国吸引全球资本的能力和生产出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的能力决定的。
同时，江泽民和朱镕基也对改革过多过快的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和全世界一起目睹了苏联经济改革的进程。苏联解体让他们感到震惊，后来俄罗斯的状况更让他们担忧。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经济混乱、生产力迅速下降，俄罗斯领导人不得不听命于美国，听命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这导致了俄罗斯的经济在突然之间向世界（特别是向外国资本）开放。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承受不住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或者说俄罗斯在经济上不能迅速作出改变以具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领导人从俄罗斯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吸取了很多教训：要改革，但要以可控的方式改革；要变化，但要安排好自己的节奏；要全球化，但要分阶段；要吸引外资，但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条件进行。
中国就是答案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进程总体上与西方的联系并不大。中国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之间就改革进行讨论，内容涉及改革的节奏、性质和范围，以及改革深化到什么程度……这些年来，无论是中国国内的评论，还是当代西方媒体、学术界和记者的评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内部变革的封闭国家。但是，尽管中国内部的结构转型是中美融合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通过上述改革实现的，也是通过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的不断增多实现的。本书将会讲述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市场改变中国的历程。但现在我们还遗漏了重要的一点。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企业开始试探性地进入中国市场；90年代，它们的步伐开始更加大胆。经历了起起停停和发展中的挫折，这些企业在中国找到了立足点，并且开始从努力和投资中得到回报。这些企业，主要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转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同样也改变了这些美国企业。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弥漫着乐观主义情绪，人们相信万事皆有可能。然而，在这种虚假的表象背后，实际情况并不那么乐观。美国自由市场模式正遭遇逆境，经济发展也即将到达顶峰。为了寻找出路，美国企业的领导者们几乎进行了各种尝试。很少有人相信答案在于中国。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就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