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中外人士坦言，政府需要对过热的经济加以控制，如果过度增长得不到政府的控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风险。
★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没有要遮掩问题的意思。他们都是实干家，想在中国建立起强健稳定的经济体制，明白在数据上做文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8年底，全球金融体系曾经濒临崩溃，最终之所以得以避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融合。
★通过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标志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又迈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
在这一章中，作者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虽然他认为中国金融体制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他相信，随着规则机制的建立和透明度的增加，中国金融体制能够正常运行。同时作者也惊诧于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在作者眼里，“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企业涌向中国市场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初就是中国企业到华尔街淘金的时代。”本章的看点集中在，作者站在第三方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对中国金融体制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评论。
在2004年年中，听到这样的评论一点儿也不奇怪：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了！”
“现在就断言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还为时过早！”
“中国急切地试图实现经济软着陆！”
当时，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泛共识，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稳定的，也是不平衡的。软着陆是可以期待的最好结果。如果能够实现软着陆，中国经济就不会突然崩溃，只是增长的速度会放缓而已。而硬着陆的状况则更接近于经济崩溃。无论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中国经济的调整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
温家宝：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专家
然而，无论是在2004年和2005年，还是在此后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既没有硬着陆，也没有软着陆。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着陆。
外界的预期又一次落空了。传统的模式和假设似乎已经预示了一个明确的结果，然而，现实却与预期相去甚远。外界预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性过强。也有些人认为，中国政府设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低估了人民币的价值。为了换取中国商品，外国现金大量流入中国，使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成为导致危险的通货膨胀和超额货币供应的因素之一。还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不良银行贷款和政府支出的依赖是不健康的。就沿海发达城市的消费而言，消费者的消费活动与政府大型项目的支出相比，前者所占的比重很小。有些人甚至对中国的基础设施以及中国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所需电力的能力提出了质疑。2004年上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10%，大大超出了中国政府此前的预期。不仅是外国经济学家，中国领导人也表示了对于经济过热的担忧。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中外人士坦言，政府需要对过热的经济加以控制，如果过度增长得不到政府的控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风险。与其前任朱镕基一样，温家宝也是一位致力于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专家。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银行系统曾经遭遇过一次小危机，朱镕基有力地应对了那次危机。而到了2003和2004年，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银行系统要庞大且复杂得多，其所引起的担忧也要大得多。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使得中国经济可能遭遇的困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后果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大的担忧。虽然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4以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经济体系就不会受到质疑。尽管报道数字显示美国经济运行平稳，但人们还是能感觉到美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并不像数字所反映的那样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每个月都有制造业工人失业。即使医疗费用猛增，企业利润大好，工人的平均收入还是原地踏步。中国经济的增长会使美国人感到恐惧，中国经济的放缓也是如此，只是两者所引起的恐惧有所不同罢了。
中国的银行系统是不健全的，如果不能得到补救，就会限制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最终使其停滞不前。对于中国国有银行存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领导人邓小平、90年代的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很清楚，此后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中国银行，只不过是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意志提供货币的国家附属机构。它们并不具有商业企业的职能，不会考虑通过贷款获利，也不会进行风险定价或是收取服务费用。多年以来，中国的国家银行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四大商业银行在理论上分别面向农业、建筑业、商业和零售业四个不同领域。中央银行负责确定利率和发行货币。四大银行继续行使其传统职能，与西方意义上的银行业并没有什么联系。
尽管在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银行系统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某省的一位官员想要获得新建工厂或是桥梁的资金，他就会向银行借贷。银行为项目提供资金自然没有问题，也不可能要求急着收回资金或是收取利息。如果国家制订的“五年计划”确立了新建一定数量的桥梁或发电站的目标，那么，银行就不会拒绝为这些建设项目提供贷款。如果一家国有企业想要寻求此类项目的建设资金，并且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明确支持，就可以得到银行贷款。
一些腐败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央和省级银行，地方的银行的状况也是如此。地方的银行官员和当地企业界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的贷款要求很少会被拒绝。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一些人依然有影响，他们总是简单地把新设施的兴建看做一种成就。尽管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改变地方的观念，并不鼓励这种为了兴建项目而兴建项目的行为，可有些地方仍保持着原来的做法。
上述状况的存在导致了一种普遍看法的产生，这种看法认为中国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能否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不取决于贷款的具体用途，而是取决于贷款人的关系网络。贷款项目能给银行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不是第一位的。而贷款一旦发放，就有可能收不回来了，结果就会使银行系统不堪不良贷款和非生产性资本使用的重负，效率低下。
腐败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每个国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制度规则不清晰甚至毫无规则可言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如此，19世纪的美国也曾经如此。当时，美国的投机银行可能今天刚开门，明天就关门了。没有清晰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人们靠的只是关系和自己的一张嘴。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就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通常不会互相欺骗。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怎么好，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履行相互之间的合约和承诺，因为最终这对他们都有好处。朋友和姻亲往往也能成为亲密的生意伙伴。然而，长此以往，人们并不相信单纯的商业利益能够取代家族联系成为合作的纽带，腐败也就产生了。
在中国凭借关系网做生意，已经成了一条潜规则。外国人因此而开始关注中国的“关系”，关注这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必须要精心培养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不得不抛掉旧规则和已经熟悉的办事方式，参加各种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正式会议，出席各种宴会酒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建立人际关系上。
中国金融体系的变革
无疑，在中国做生意有中国的方式，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办事方式，这些方式并不会在法律中写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公民可能为自己国家的法治和透明度感到骄傲，但是试试看好了，如果不认识地方规划委员会或是其他相关委员会的人，他们还能不能在佛罗里达南部、拉斯韦加斯或是加利福尼亚做成土地生意或是新建房地产项目？为了一份许可证，他们可能要等待数月之久，其间还会遇到种种麻烦，新项目还没开工，成本或许就已经高到无法承受了。在法国，即使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外资企业，想要卖掉房产、租写字楼或是开展业务也一样要颇费周折，相关制度虽然透明，却造成了效率的低下。不管在哪个国家，有熟人好办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并不像很多西方人所说的那样严重，但中国的银行有不可能收回的贷款却是事实。只是这些不良贷款的总额到底有多少一直存在争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不良贷款只占贷款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此表示怀疑，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该数据已经是1998年了。此外，在银行系统改革的过程中，很多银行的不良贷款都转移到了新的控股公司。这样一来，不良贷款从表面上看就不存在了，至少是从银行的账面上消失了。不过，从表面上消除不良贷款并不是转移不良贷款的根本原因。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没有要遮掩问题的意思。他们都是实干家，想要在中国建立起强健稳定的经济体制，明白在数据上做文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意识到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贷款。他们也明白扩大信贷、人情关系和相关制度的缺失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们知道中国自身的特点——中国政府的负债很少。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管中国的银行发放的不良贷款有多少，都跟政府债务没有什么关系。而更为本质的区别还在于，中国官员看待问题的方式与西方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