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联邦快递公司占有快递市场13%的份额，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市场份额只有5%，两者均落后于敦豪快递公司和中国香港本土的竞争者。从这个状况来看，联邦快递公司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企业战略都不是非常的成功，而且毫无疑问，相比联合包裹服务公司，联邦快递公司的运营成本更高。1988年，公司投入近9亿美元收购了飞虎航空公司（Flying Tiger Line）。因为飞虎航空公司控制着日本到中国的航线，这是联邦快递公司垂涎已久的。1995年，公司再次斥资7000万美元购得长青国际航空公司（Evergreen）。同年，联邦快递公司在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分别设立了大型物流中心，面向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开展业务，并雇用了数千名中国员工。1996年，联邦快递公司在华投资10余年后，终于拥有了自己进出中国的航班，这些航班可以在中美之间、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实现直航。
弗雷德·史密斯为联邦快递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这也是他在1998年向美国国会陈述时态度坚决的原因。虽然当时巨额投资依然不见回报，但他在中国投资更看重的是这里的未来和希望。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航空运输市场是世界上成长速度最快的，但是由于基础较弱，与其他国家相比总量仍然处于中等水平。1997年，联邦快递公司的年收入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市场只占很少的份额，亚洲整体的市场份额也不是很高。然而，此时中国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已经显现出来，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这对联邦快递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是任何企业都无法抗拒的。不过吸引力并不单纯体现在它的规模庞大上，因为只有在市场的潜在需求转化成现实需求后，企业的目标才能实现，否则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不断恶化，而其他企业对进入市场也会持观望态度。中国政府已经下大力吸引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还计划建立一个鼓励外国企业进行投资的经济体系，并且允许前来投资的外国企业在适当的时候收回或撤出资金。
当外国企业把中国当做一个巨大的市场考虑时，它们也认识到了风险的存在。毕竟类似的风险在过去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时已经出现过。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在巴西投资时，资产曾被冻结，并出售给了军政府。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石油公司在中东面临着国有化浪潮，比如在伊朗。印度尼西亚也丝毫没有给昔日的殖民统治者留情面，它迫使外国公司出售资产、签署契约，然后彻底离开印度尼西亚。西方企业在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国家投资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印度在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时期，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但不是自由市场制度。他们想依靠国内工业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公司来者不善，就如同1947年以前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一样。在印度领导人看来，西方公司所追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必然会以印度的国家利益为代价，使印度的资产和利润流失海外。考虑到跨国公司的运营特点，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很多公司来说，20世纪下半叶，将其业务触角向全球扩展同时面临着风险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为了降低风险，美国公司经常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有时候，向企业提供帮助的是美国商务部，它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全球游说集团为在国外投资的美国企业争取利益。企业有时也会向行业协会或贸易联合会寻求援助，这些机构会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压，以使它们通过并颁布有利于企业开展跨国贸易的法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以外发挥协调作用，它们向那些给予西方公司优厚投资条件的国家发放贷款或进行金融援助。
一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投资时，总是希望它的投资能够有保障，在想要撤出资金的时候，能够及时收回这些投资。一国公司在另一国投资时，它可能愿意接受一些关于出售财产的限制性条款，但是它通常不愿意转让资本。对联邦快递公司和雅芳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来说，在某一国市场上的出色表现可以使其整体财务状况也很出色。如果某国市场的表现并不理想，那么这个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公司在进入一国之初，可能会接受一些限制性条件，这是为了在新的市场上立足。随着进入这个国家的时间越来越久，跨国公司就会要求减少当初的限制。总之，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更愿意在资本和货物流动限制较少的前提下进行。然而，政府和国家则倾向于保持一些限制性措施和税收，以利于国家的发展。所以说，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在有些时候是一致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
中国的吸引力在于能为企业提供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分享这样一个市场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中国的法律在针对外国企业在华投资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对外国企业来说，在华投资的资产处置和利润提取都有一定的限制。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同样的限制条件已经使外国公司产生了抵触情绪。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公司在回报甚微的情况下还要在中国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资金呢？
对欧洲以外的国家来说，它们更需要美国的投资、专业知识和资本，为了得到这些，一些国家政府制定有利于外国企业投资的法律，并接受“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一些关于外国企业投资的前提条件。1989年，“华盛顿共识”由美国的智囊机构提出，最初是针对西方国家在拉丁美洲投资所提出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根据全球货币市场实行浮动汇率；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为国家债务设定上限；降低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成本，如减税和降低关税等；降低政府支出所占经济总产出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拉美的实践成为它们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业务的样板。
然而，中国并没有为外国企业提供如此优惠的条件。之前中国仍然实行固定汇率制，外汇兑换必须通过政府控制下的中央银行来进行。中国对进口货物征收高关税，对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控股权也有一些限制。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外国企业投资表示出极大兴趣，同时仍保留了一些限制条件和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企业应当正视在华投资的风险，谨慎进入中国市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外国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它们争相涌入，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投资的企业不在少数。
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吸引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1979年，中国政府出台新法律，规定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国资本不得少于企业总资本的25%。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一直认为，如果有国外知识和资本的参与，中国的改革速度会更快。其他国家也有强烈的吸引外资的意愿，但是它们并没有引起西方企业足够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贯穿整个9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
当时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很多企业家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华裔人士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商人。香港的企业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获得了在中国大陆长期发展的机会。在中央政府的扶持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当然这也得益于香港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商界大亨李嘉诚生于中国大陆，长于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李嘉诚在中国南方投入了数十亿元资产，后来实践证明，当时李嘉诚的举措是非常明智的。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李嘉诚当初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已经翻了好几倍。
国外投资来源不只局限于某一地区或区域，而是来自全球的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联邦快递公司投入几十亿美元在亚洲多个地方购买运输飞机、建设新的机场设施、建立物流中心，目的就是服务于中国这个大市场。但当时，联邦快递公司的投资并没有很快见到成效。1995年，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额不到3000亿美元，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也只有500亿美元。10年之后，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而20世纪90年代，外国企业每年在华平均直接投资就已达到300亿～400亿美元。
那时候，联邦快递公司的投资并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为了将来的希望。我们现在知道，联邦快递公司当初的投资目标已经实现。联邦快递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同样帮助自己将梦想变成了现实。虽然它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抓住中国巨大的商机，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潜在的需求转化成了现实的需求，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逐渐显露出来。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充分显露出来之前，那些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花了多年时间争取这个市场机会，同时也难免会损失一些。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些公司的投资逐渐得到了回报。中国的转型期也是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可以分享到中国转型带来的成果。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的成功转型，这些企业的投资对中国的变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