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时，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说：“在这些欢乐的年代里，我们丧失了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包含深刻思想的世界观。18世纪之前，人们并不抱有虚妄的希望。18世纪后期，这种幻想开始流行起来，为了平息这些幻想，马尔萨斯揭露了一个恶魔。在半个世纪里，所有严肃的经济学著作都对这个恶魔作出了清晰的展望。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恶魔被我们控制住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个恶魔就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马尔萨斯“忧郁”经济学[1]褪色之后，人们的经济世界开始被自由放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交替统治着，认为存在永恒的投资机会，人类的经济问题主要在总需求方面，而不在供给方面。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以至于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产生的真正原因被搞模糊了，人们集体性失忆了，处于非理性乐观状态，忘却经济生活存在的巨大的有效供给不足的危险。
当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时候，整个世界2009年仍在金融危机中痛苦地呻吟着，每个人在“平坦世界”中可以利用的机会几乎荡然无存。当人们感慨“世界是新的”，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欢呼雀跃的时候，2008年欧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如冰岛、乌克兰和匈牙利等国大量出逃，出现资本账户危机风险，纷纷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救援[2]。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得到显著增强，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2009年，世界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500亿美元贷款总额不够，应增加一倍。而2005年，当我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向该组织求援的国家越来越少，该组织的2500亿美元贷款总额似乎绰绰有余，根本都花不了。
2009年，人类陷入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中。在恐惧中，人们已经缺乏思想的深刻性，不知所措。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深刻反思主流经济思想的正确性，探寻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答案。在这本书里，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观点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个人类经济生活永恒的挑战，就是“生产力革命”。我认为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和不知不觉的，但是必然要发生的。它既是改变世界的根本力量，又代表了新的投资机会。经济历史早已证明，生产力革命在创造新产业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潜力。但是，现有的经济制度缺乏足够的适应性，经济结构调整也是痛苦的过程，这就会造成有效供给不足。有些经济体能够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遇，创造新产业；而有些经济体往往没有能力抓住投资机会，经济陷入停滞或衰退。所以，世界并不是平的，也很难说是新的。
其实，面对生产力革命这个永恒的挑战，人类的最佳状态既不是过度悲观，也不是过度乐观，而应该是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应对挑战的办法就是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相辅相成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学习型经济”。如果我们探究经济制度适应生产力革命的内在机制，就会发现4个关键的“零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国家学习体系和适度开放的国际收支账户。我在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里对这些关键机制作过深入的分析，本书不再详述。
[1]“忧郁”经济学：指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对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忧虑。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食物生产速度，饥荒不可避免，除非降低穷人的需要，或让他们少生些孩子。——编者注
[2]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创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第一节 生产力革命创造世界 (1)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工作，整日奔波于世界各地，写出了富有语言魅力的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描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世界是扁平的，各地的人们可能利用的全球的机会也越来越一致。而企业与国家也是如此，可以比原来更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体现价值，而不再局限于原来那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格局。”他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形象生动的阶段。
“全球化1.0”阶段主要是国家间的融合，这一阶段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到1800年前后，劳动力是这一阶段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力。在全球化1.0年代，世界从地理上的大尺寸缩到中等尺寸。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由个别国家所带领的，如西班牙去美洲新大陆，葡萄牙去东亚，英国去印度和北美。国家进行全球化的动因是为了掠夺自然资源。
“全球化2.0”阶段是公司之间的融合，时间是从1800年到2000年，各种技术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期间因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这一时代的全球化把世界从中型压缩到小型。这段时间的全球化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开始，从事制造业的跨国企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产业链条。后来，随着通信成本的迅速下降和可靠性的大幅提高，服务对象从不能远距离交换的商品变为可远距离交换的商品，创新型的服务贸易异军突起。一些跨国企业，开始把商业服务从核心业务中分离出来，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进行服务外包，由此大大降低了成本。
“全球化3.0”阶段中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不同，信息服务突如其来，生产出与工业经济完全不同形式的附加值，创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弗里德曼认为，信息革命在过去30年不断地深化，资本、技术和人才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能实现全球性流动和配置。软件的不断创新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在这个全球化3.0时代，世界从小型缩成微型，同时夷平了全球的经济舞台。弗里德曼预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并不是国家全球化，也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个人持续的全球化。小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将自己置于全球舞台之上，逐渐横向和纵向地扩展业务，实现多元化经营和延长产业链条。而大企业则想办法做小，专注于核心业务，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包，甚至把生产流程全部转移到海外，本土只负责系统集成开发和管理。在这个全球市场上，竞技场变得更平等，使小企业能够快节奏地与全球各地的大公司展开竞争。
弗里德曼描述的童话世界是美丽的，但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印度的特例，不具有适用于广大低收入国家的普遍意义。1991年前，印度经济是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一个企业要买一台计算机，需要跑新德里至少50趟，去办各种许可证。1991年印度外汇储备用光了，遭受了经常性账户危机。1991年6月～1996年5月，辛格担任拉奥政府财政部长期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打破了“许可证经济”的种种枷锁。印度的供给反应是惊人的，瞬间就抓住信息革命的机会，在软件业和服务外包上迅速崛起，令世界震惊。
就在印度经济突然快速增长，打破持续44年的2%～3%的“印度式增长”之前，世界银行和各国的普遍共识是经济发展要先走工业化道路，其中重化工业阶段是必由之路，然后走信息化道路。然而，印度“倒立而行”，先从非资本密集型的信息服务业入手，绕过了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外汇储备限制和基础设施较差等因素，全力发展服务业，反而让印度发挥了拥有低成本和英语娴熟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和外汇储备积累充足后，印度从2004年开始逐步发展制造业。可以预言，印度经济在中长期仍旧会较快地增长。但是，印度独特的经验能否为世界其他国家复制呢？答案是可能性很小。信息服务业的前提不光是拥有便宜的劳动力，还必须拥有大量受过至少高中教育的初级知识员工，即积累的人力资本要达到一定门槛。而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只有低成本劳动力，没有必要的人力资本。
那么，世界真是平的吗？单单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确是扁平化了，可是从社会福利来讲却并非如此。理论上说，低收入国家可以利用系统技术模块化的趋势，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介入，发挥低成本的优势，稳步地边干边学，累积经验，再向高端模块攀升。这样，低收入国家可以比高收入国家增长得快一些，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应该出现相对趋同的现象。可是，恰恰相反，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差距
越来越大。如图1-1所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人均收入数据显示，世界各大区域的人均收入在1820年前基本相同，但1820年之后，美国和西欧持续增长，成为“富裕国家俱乐部”；拉丁美洲地区和东欧基本与世界平均水平一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亚洲从1820年到1950年基本没有什么起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追赶，加入“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而非洲地区长期贫困，一直没有改变低收入的状况。所以，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呈阶梯状的，各国收入差距还在拉大，表明阶梯间的距离也在继续扩大。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里的“阶梯理论”生动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平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够切入全球模块化生产。他描述道：“我们也感受到了发展的历程，即从维持生计的农业到轻工业和城市化，进而发展到高科技的服务业。在马拉维，有8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孟加拉国，农村人口比例是76%；印度是72%；而中国则为61%。在发展频谱的另一端——美国，农村人口仅占20%。在马拉维有不到25%的人口从事服务业，而美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为75%。”他的“阶梯理论”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阶梯是赤贫。“如果把经济比作一架梯子，其依次上升的阶梯代表着通向经济福利的步骤，那么这个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占人类总数的1/6）过着像马拉维人一样的生活——疾病丛生、饥荒盛行、极其贫穷，以至于不能踏上发展之梯的第一阶。这些人是这个星球上‘穷人中最穷的人’或者说‘赤贫的人’。著名非洲经济专家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最贫穷国家衰败之谜》中也同样看到，‘虽然全球经济空前繁荣，但仍有10亿人口被甩在了发展的行列之外，沦为全球经济社会中最底层的10亿人，而这其中有70%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长期陷入停顿或衰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改进的希望。这些人和这些国家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构成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的确，正如科利尔所观察到的那样，索马里海盗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索马里的贫穷。
第二阶梯是低收入。“沿着发展阶梯向上的几阶对应位于低收入国家上部的那一部分，大约有15亿人，他们面对的问题与孟加拉国的妇女所面对的问题相同。这些人属于‘穷人’，他们的生活比仅能维持生存好一些。……赤贫的人（大约为10亿）和穷人（另有15亿）合起来占全球人口的40%。”
第三阶梯是中等收入。“另外有25亿人（包括印度IT业的工人）位于发展之梯更高的阶梯上，构成了中等收入阶层。这是些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按照富裕国家的标准肯定算不上中产阶级。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能够住上甚至装有室内管道设备的比较舒适的房子里。他们能够购买小型摩托车，甚至某一天能买辆汽车。这些人的营养充足，甚至患上了富裕国家的人们常吃不健康快餐所得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