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雷同，断定高速增长来源是生产要素的消耗，而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是很少的，所以中国经济还谈不上奇迹，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根据本书第三篇“中国千年之变局”对经济增长核算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在建国后第一个30年即创业时代为负增长，显示出计划经济的僵化和技术进步的缺乏；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在第二个30年即价格时代确实有显著提高，说明“中国模式”不全是“东亚模式”。全要素生产力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在“中国模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大空间；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存在着从模仿向自主创新过渡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还有长期增长的可能。
品牌时代
在品牌时代，中国教育红利的延续将抵消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制造”和城市化带来的投资机会仍然存在，物质资本深化将是一个主要推动力。城市化将是品牌时代的一个主要投资机会。根据麦肯锡公司2008年3月发表的题为《迎接中国10亿城市大军》的报告，中国的城市中心在未来将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44%。到2025年，中国将有超过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和步伐有望继续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9.26亿，到2030年将突破10亿，城市化水平达到71%。中国将出现221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3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和成都等8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巨型城市。但该报告也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当中国城市化达到70%以上后，即2029年以后，城市建设和发展作为投资机会的潜力就不大了。
如前所述，世界是呈阶梯形的。农业经济所能创造的人均财富是一个台阶，工业经济所能创造的人均财富又是一个台阶。“日本制造”所创造的人均收入是一个很合适的参照物，可用来预测“中国制造”能把人均收入带到多高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造”创造了奇迹，成功打造出一批国际性品牌。日本人的收入以全世界而言，仍然是属于高水平，但日本人的收入所得在1991年到达高峰之后就开始停滞不前。日本凭借制造业使人均收入达到40000美元左右之后，在没有信息产业的强力推动下，制造业的增加值就很难进一步拉动人均收入提高了。如图4-11所示，日本经济成长的时间跨度是40年左右（1960～2009年）。我们作个简单的类比，中国从1980年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人均收入，中国从1980年开始走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经济增长，要达到人均收入40000美元的制造业极限，大约在2029年。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没有进入信息经济的话，中国人均收入大约在2029年将接近人均收入40000美元这个日本经济的极限。所以，中国制造业如果能在产业链上从价格向品牌成功升级的话，发展的潜力大约还有20年。
“中国模式”本身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以“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解放体制的活力。中国制造在向世界前沿逼近时，还具有很大的产业升级空间，后发优势很大，可能通过以模仿为主创新为辅的方式促进技术进步。所以，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0%。
从要素贡献上来看，人力资本的长期稳步增长，加上由中国制造和城市化驱动的物质资本深化，可能带动的经济增长率约在6%左右的水平。两个目标如果能顺利实现，将可能使中国经济在今后20年内以平均7%的速度增长。
中国2008年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高速增长，我估算，在2015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在2029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人均GDP将会进一步加速攀升，可能达到当时美国人均GDP的1/5。2029年，国内市场潜力可能出现井喷式增长，13亿多人口的人均GDP将会在20000美元以上，这就已经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而这13亿人口的消费量将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
那时中国将处于“全民创业时代”，与2008年的700万户企业相比，2029年的企业数量可能接近2000万家。
到2029年，中国将跃居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成为最主要的进口国之一；从目前来看，中国贸易占GDP的70%，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角色，从最大的出口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全球买家。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后，在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将加快发展；在消费结构中，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消费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通过向中国销售商品建立起自己的业务。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将自然提高消费水平，中国消费市场将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大市场，诱发国际商业“淘金热”。
第四节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预测（2009～2049年） (2)
202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在经济上将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一、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将年届65岁，进入退休生活；二、中国制造达到了高峰，开始逐渐衰退；三、中国城市化基本完成，国际大都市圈崛起；四、中国将告别持续50年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时代”；五、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六、中国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储蓄率开始缓慢下降，消费适度上升，“中国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量；七、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八、“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中国新经济”开始逐渐超越“中国制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创新时代
中国从2029年起进入创新时代，制造业技术进步逐渐缓慢，资本积累遭遇边际收益递减的打击，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将可能降到3%左右。这个时代是比价格时代和品牌时代更艰难的阶段。如果说前面的时代是在农业经济中探寻工业经济的发展之路，那么创新时代需要把中国经济从工业经济转到“中国新经济”，是“二次创业”。为了应对结构调整的艰难，必须在品牌时代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使自主创新成为主流，商业模式也需要不断创新。根据马克思-库恩总供给定律，中国靠制造业已经不能再继续维持高增长了，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将开始降低，投资型增长的发展势头也将逐渐降温。图4-12是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变化。在2029年后，该比例可能会逐渐下降，从30%降到20%左右。
在“中国新经济”中，必须在新技术的前沿取得进展，通过企业研发活动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从投资型增长向投资和消费混合型增长转变，中国的消费者将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根据我对中国储蓄率的估计，随着投资的减缓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将逐渐增加，并可能在2049年达到70%。
在创新时代，中国处于经济结构快速转变的发展阶段，将以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为主导[1]。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造业走下坡路，新经济崛起。而中国仍然有3亿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低于大学教育水平，可能形成结构性失业。因此一方面，需要控制“中国制造”的成本，保存更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制造业就业人员的技能。这些矛盾只有通过建立“国家学习体系”来缓解，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新技能的需求。同时，中国“知识员工”群体将随着“中国新经济”崛起，数量上可能达到2亿人以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群体之一，使得中国经济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吸收新思想。
2029～2049年这段时间，中国消费能力迅速崛起。美国居民是过度消费，花掉收入的80%以上，中国老百姓却是“过度储蓄”，储蓄达到收入的40%以上，消费率才60%左右。只要中国居民在储蓄率上向下微调，一个14亿人口的消费增长将为中国增长带来重要的推动力。
我对中国未来增长反复定量推测，主要的假设有五条：一、中国经济增长率靠“中国制造”和城市化的投资机会、教育红利和“中国模式”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可以在2009～2029年期间保持7%的实际增长率；二、2029～2049年，“中国制造”开始缓慢增长，“中国新经济”出现，“中国模式”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主要是前沿技术的自主创新，中国消费适度崛起，中国经济增长在3%左右；三、美国经济从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教育改革取得成效，2009～2049年一直保持2%的实际增长速度；四、中国和美国都保持2%的通货膨胀率；五、中国人口到2049年时将达14亿人，美国人口在2049年时将达4.5亿人。我从这个定量分析得出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结果：2049年时，中国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3倍以上，成长为超级经济体。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市场，所有的国际企业都会来中国卖产品，就像大前研一所说，“到中国租个摊位吧！”。
什么是“中国梦想3.0”呢？“中国梦想3.0”就是中国人均收入远远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达到美国2049年的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恢复到1840年前曾经拥有的世界相对水平。
如果真的如我的分析一样，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的“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只有四个成立，即：二、中国不会吞噬全球的制造业；三、中国不会买光世界的金融资产；五、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市场上通货紧缩的输出源头；六、中国不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另外3个则不成立，相反，这不成立的三个理由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按我的分析预测，其结果是：一、中国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的增长史。中国强调供给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重视需求方面的反应和管理。“中国模式”是应对生产力革命的有效途径。中国将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在世界经济前沿领域不断创新，与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其他经济体一道共同分担前沿风险，大大降低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可能性；二、人民币会成为下一个世界货币。
与安德森的看法一样，保罗?克鲁格曼也悲观地预期，“我想说的是人民币，当它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的时候，将要几十年以后了，可能我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了”。保罗?克鲁格曼的根据是中国很难有世界级的债券市场。的确，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有一个有深度的政府和企业债券市场，欧盟和亚洲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不成功。中国是迄今为止开放程度最高的大经济体，资本账户的有序适度开放是可以期待的，金融部门的规模和深度将位居世界前列。安德森和克鲁格曼大大低估了中国可以逐渐培育一个有效率的世界级债券市场的可能性。由于中国经济能在世界技术前沿进行自主创新，中国的金融资产包括企业债券会有较高的收益率。任何一个有理性的投资者，都不会忽视这个巨大的投资机会，持有人民币资产将是一种分散风险并获取较高收益的必然趋势。人民币也许不会挑战美元的地位，但会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
世界投资者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外汇资产中多了一个人民币资产的选择，是福利的改进；三、中国会打破“华盛顿共识”。中国经济的雏形产生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探讨产生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定型，改革还有巨大空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按邓小平的规划，中国在2022年左右将形成一个比较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距离2009年的今天还有14年。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就业是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基本要求，所以，要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同时，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对人的价值的最大利用，这要求充分就业和人尽其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经验。
[1]由于生产力革命是“黑天鹅事件”，预测未来的生产力总是有风险的。
第五节 下一个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