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业增长和工业增长呈高度正相关，而正是制造业减速，才拖累日本整个经济活动下滑。日本制造业技术进步在工业经济内已经到达“精湛”的程度，可挖掘的潜力有限，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投资的积极性也逐渐丧失，经济因此会停滞下来，进入“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制造业利润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在1991年进入平滑期，2002年虽再次大幅度上升，但2007年以后又停止增长，这说明制造业利润上升的长期稳定趋势已不存在。
日本没有敏感地发现信息革命的出现。20世纪70代末本应发起经济体制改革，但日本一方面忙于应付石油危机和浮动汇率体制的出现，另一方面又沉醉于远高于世界平均值的经济增长，错过了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缺乏经济体制改革，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使日本没能搭上“新经济快车”。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日本企业仍然沉浸在制造业内精益求精，没有将信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丧失了持续增长的机遇。如图4-7所示，2001～2008年，日本软件企业投资增长不快，没有大幅度上升，与制造业投资相距甚远。
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一书中指出，因为日本晚了一步搭上1985年开始的“新经济”浪潮，所以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即陷入长期衰退。在新经济条件下，20世纪既有的经济模式几乎都不管用了。2001年，德鲁克在《经济学人》杂志上也指出：“日本在心理上也没有准备好面对制造业衰退的事实。毕竟，日本之所以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是因为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日本这个民族。纵观日本历史，他们表现出一流的应对现实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做到一夜之间就改变。然而，由于制造业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制造业下降对于日本来说仍然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在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失掉了信息革命机遇：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有没有产生新兴部门的机遇呢？回答是肯定的。从1971年以来，世界经济悄然出现了一个革命性技术创新，即信息技术，带来一场技术革命的冲击波。这要求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之外，诞生和发展新兴信息技术产业，整体经济结构由机械化、电子化转向信息化、网络化；企业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此时，“赢者的诅咒”应验了。由于日本制造业的专有资本（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源和企业组织方式）积累水平很高，相应的工资水平也高；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体制对信息革命反应不敏感，新兴的信息部门得不到原始资金供应，工资水平较低。所以，没有人愿意到新兴的信息部门去工作。结果是日本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进一步下降，新兴部门又成长不起来，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日本经济未能成功转轨的，恰恰正是曾经在工业经济时代风光无限的经济制度：
第一，主银行制度。日本的主要企业，都有一家大银行作为主银行，主银行既是主要的贷款人，又是这家企业的主要持股人。在此过程中，银行与企业形成密切关系。这使得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能满足长期投资的需要。这种金融制度安排的前提是企业总有投资机会，且投资有效。一旦投资失败，银行体系就承担了企业部门的大量系统风险。我们知道，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力革命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边际收益递减，投资回报下降，投资机会必然会逐渐消失。同时，这种主银行制度对高风险的私募投资有排斥作用。所以日本民间风险投资不活跃，缺乏美国式的灵活融资机制。日本创业家要向金融机关借钱相当难，万一创业失败就必须背负大量负债。
第二，日本企业终身雇用制度。大企业的终身雇用制度，促进了员工的忠诚度和敬业精神，也鼓励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进行长期投资，提高了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处于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发了美国经济学界对日本企业的大量细致的研究，发表了诸多论文。但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用制，使得企业在需求不旺盛时和需要开拓蓝海时，不能通过裁减人员来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因而很难增加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也无法快速有效地通过招募新技能的劳动力来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结构。僵硬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传统产业下不去，新兴工业起不来。
第三，教育体制单一。日本的教育体系优势在于普及教育，培养同质性人才，适用于工业经济，但对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信息经济则明显不足。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指出：“现在日本的教育制度，还是停留在工业化社会时代；也就是说，日本的教育是在量产高于平均水平之上的人才。很讽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教育体系下，被教出来的‘优秀’孩子，并不适用于未来的时代。”从1991年起，日本制造达到顶峰后逐渐停滞。当制造业投资机会消失的时候，企业家精神也容易失去。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创新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供人学习和实践。日本教育体制需要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文化。
第二节 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2)
从1991年到2001年，日本在总需求管理方面竭尽全力，货币政策的利率降为零，多次财政刺激政策使国债/GDP比例持续增长，但仍然无法改变日本的经济停滞。存款利率长期接近于零，总体上已经失去了通过货币政策促进需求的条件，也使日本国民失去了一个通过复利进行财富积累的机会。在日本“失落的第一个10年”后，需求学派黯然失色，轮到供给学派登场了。2001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向国会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认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强调要通过大胆的经济结构改革，恢复国民信心，重振经济。尽管他明确声明，实施这项改革可能会使日本在收获成功前经历好几年的痛楚，但小泉改革仍受到日本民众空前欢迎。小泉首相表示，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经济，建立充满自信和自豪的日本社会”，并在世界上“发挥日本的建设性作用”。
小泉将自己要进行的改革与100多年前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提出“No pain，no gain”的口号，呼吁民众忍受改革的痛苦，表示要进行一场不怕痛苦、不怕触及既得利益、突破过去经验的“新世纪维新”，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的经济体制。他提出的主要措施有：在2～3年内消除银行呆、坏账等不良债权，放开市场竞争，控制国债发行量。2001年以来，日本陆续出台了“信息技术国家基本战略”、“纳米技术发展战略”、“生物技术国家战略”和“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大打技术牌。
小泉结构性改革增进了日本经济体制的活力，非长期雇用员工开始占劳动力的相当比例，银行坏账大幅度减少，企业开始转型。但小泉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明确，国内缺乏改革共识，劳动力市场等关键性改革远远不到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长期体制性问题。虽然日本经济近几年有所起色，从2002年1月开始复苏，但依然没有恢复强势增长，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又陷入衰退，企业信心持续低落，显示出长期增长的脆弱性，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W形状”的衰退。2001～2011年，将不幸成为日本“失落的第二个10年”。日本经济需要有“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的改革力度，以“学习型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才能最终走出制造业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货币和汇率政策
日本的货币政策在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上有不足之处。汇率政策带有很强的国际金融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把汇率固定在1美元=360日元。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1/4世纪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终结，世界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随着美元贬值，日元开始升值，1美元=360日元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了。1971年12月，在美国举行了西方10国财长会谈，协商国际汇率的多边调整。迫于压力，日本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图4-8描述了日元对美元汇率长期升值过程。
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信息经济艰难转轨，造成复杂的国内经济环境。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欧各国处于“滞胀”的困境，拉丁美洲国家大量借外债搞国内建设，国际资本也适应了这种需求。1984年，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下，美国率先走出“滞胀”，进入信息经济，美国经济复苏。1981～1982年美国实际利率大幅度跳跃，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技术在美国进入实际应用阶段，预期投资收益率突然上升，开辟了新的投资机会。但信息技术专用的世界资本存量在1981年时还很少，所以边际生产率高，导致美国实际利率跳升，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诱发了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美元也稳步走强。美国自身的结构调整中出现制造业不断衰退的情况，贸易逆差扩大，失业率上升。美国国内把贸易赤字归咎于美元高估，要求美国政府协调国际汇率关系，首选协商目标是对美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日本和前联邦德国。
1972年后，日元对美元保持了长期稳定升值的趋势，这一趋势在1985年被突然打断，转折点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该协议签署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而日元则急剧升值，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随着日元急速升值，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元升值并没有达到“广场协议”的初衷，即解决美日贸易逆差问题。
日本制造业逐渐衰退是必然趋势，但日元在“广场协议”后的迅速升值加速了这一过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告别了“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在日本国内产生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维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又怂恿了资产泡沫的生成和暴涨。日本资产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一、日本的居民储蓄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成长时期，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通过主银行体系的转化，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支撑。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制造业减速，投资机会减少，日本的银行体系出现大量流动性，开始倾向于投资不动产、零售业、个人住宅等行业；二、日本经常性账户盈余转化为中央银行外汇储备，逼迫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长期维持巨额贸易盈余，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继续维持对美国贸易盈余；三、日本资本账户盈余。当时在世界各国的印象中，30年前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日本，已经迅速成为了第一流的富裕国家。由于“日本世纪”的来临，国际资本预计日元持续升值，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日本；四、非理性乐观。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第一》成为世界畅销书。日本出现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号，全体国民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即将到来。由前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主持起草的“前川报告”加重了这种非理性乐观情绪。该报告是在错误的时间出台的，不但没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还过分乐观地认为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和普及住宅来扩大内需，通过直接投资增加海外进军力度。事实证明，日本的高储蓄率是很难改变的。
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和国际收支账户盈余，同时日元的国际化水平并不高，这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的流动性逐渐升高，出现长期低利率。在国际的一致吹捧和国内的非理性乐观情绪下，日本出现资产泡沫。1987～1991年日本开始出现对股票和地产的投机，导致股价和地价暴涨。1984～1989年，土地价格暴涨了约两倍；如图4-9所示，日经平均股价从1984年的11000日元涨至1989年末的39000日元，最高市盈率高达90多倍，远远高于美国股市长期为15倍的平均值，引发了严重的股市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