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商品层次上，对市场经济理解仅处于概念性的阶段。我记得当时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来定义市场经济。至于什么是“市场”，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强调的是适应性效率。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市场经济无论在配置效率和适应性效率上都比计划经济高。所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的完美结合。
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整体设计。中国迫切需要从商品市场组成的平面体制走向由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组成的立体体制。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制定了在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如果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是选择了当时较容易的商品领域推进，那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恰恰相反，不但全面勾画了改革的蓝图和基本框架，而且全面设计，闪电般地整体推进。2008年，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改革战略及其选择”的回顾与检讨》一文中说，“在中国改革过去15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集中的重大改革措施在一年时间内同时推出”。
尽管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只是部分完成，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发达，但这次改革取得了整体大于局部的“米格-25效应”[3]。
第二节 中国模式 (3)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1984年以来，有了10年在局部改革所取得的经验，十四大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整体设计和规划。《决定》共五十条，这五十条很解渴、很全面。可以把《决定》归为10个方面：一、改革的理论指导；二、企业微观制度；三、市场体系；四、宏观政策；五、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六、传统部门改革（农村经济）；七、对外贸易和投资；八、科技和教育体制；九、法律制度；十、改革的推动主体。这10个方面从供给方面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又关注需求管理，与强调需求方面的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决定》把科技和教育体制纳入经济体制改革范畴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留下伏笔。这些具体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决定》颁布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等全面推进。例如，中央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大胆改革。人民币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稳定，约为1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1982～1994年，人民币持续贬值，逐渐贬值到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1994年1月1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东南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金融市场普遍担心人民币会大幅贬值，但中国政府显示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负责任的态度，冒着出口衰退的巨大风险，勇敢地将人民币汇率稳定保持了将近8年。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大了人民币的浮动范围。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公告，即日起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中国初步建立一个外汇市场，引入市场供求信号、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再一次勇敢地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基本稳定，为大幅度货币贬值的贸易伙伴提供出口增长的机会。
从1980年起，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根据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从1994年起以闪电式地推进的“分税制”改革，在半年之内取得成功，解决了中国自汉朝以来一直困扰经济发展的中央和地方不稳定的财税关系。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曾到清华大学给学生作讲座，我有幸聆听，受到了大胆财税改革的“电击”。当时项怀诚自豪地说，税制改革中引入了个人所得税，虽然此项税收的预期收入很小，但是开了个头。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落实难度是不一样的，最难的是构建资本市场。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指出，“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建立发债机构和债券信用评级制度，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并逐步扩大规模。货币市场要发展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中央银行开展国债买卖。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章的集资、拆借等融资活动”。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目标，“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力充裕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就业的压力，要把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作为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出发点。广开就业门路，更多地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发展多种就业形式，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就业结构，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一个灵活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是将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大国的制度性保证。只有人尽其才，才能刺激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从1994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0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整体上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取得了“米格-25效应”，刺激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增长中彻底摆脱了计划体制，建立了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其他要素市场开始发展。仅仅10年，亿万中国人民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创业中学习”，以创造性的实践，取得了整体上转轨的成功。
完善市场经济：补短板
如果把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比作一只木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就如同一只完整的木桶，用这只能装水的木桶取代了计划经济的木桶。然而，市场经济“木桶”最多能装多少水，那时还考虑不到。
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其核心内容为：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对中国经济来说，决定这个体制整体强弱的不是那个最强、表现最好的部分，如商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恰恰是那个能力最弱的部分，如中国的金融体系，因为最短的木板在对最长的木板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决定了这个体制的适应性，影响整个经济体制的综合实力。也就是说，要想方设法让短板达到长板的高度或者让所有的木板维持足够高的相等高度，才能完全发挥体制整体作用。
从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自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全面履行多边规则和对外承诺，继续扩大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大提高。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与1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其历史意义就是“木桶原理”的“补短板”。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次通过的《决定》分12个部分：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四、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五、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六、继续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七、完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改革；八、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九、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民整体素质；十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十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总结了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5方面的要求；规定了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机制等，特别是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方面提出了努力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经济，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等一系列新观点。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国有资产从经营者的层次上升为战略投资者的层次，提出了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表述是继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之后，经过实践探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国有资产从管理者向投资者身份转化，是国有企业改革获得的重大突破。
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体系为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存在着争论。由于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银行体系不可能也不应该承受过高的系统风险，所以中国必须走资本市场为主的路径。可喜的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资本市场方面认识更深刻了，不再提建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而是表明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积极拓展债券市场，完善和规范发行程序，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这个意见引领中国逐步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向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过渡。
2004年，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是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实现制度创新的一个成功例子。自2001年6月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引发了“股市全流通”，也就是后来通称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大讨论，也使“股权分置”改革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6月14日～10月22日，上证指数跌幅达30%。2001年10月22日，《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被叫停。如图3-11所描述的，从2001年到2006年是中国股市长达5年的漫漫长夜。
2004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明确了资本市场发展的目标。按照这一目标，中国证监会在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施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加快产品和制度创新以及健全资本市场法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2005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一场深刻革命的序幕。股权的关键是怎样确定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对价，非流通股的股东必须给流通股股东一定的补偿，补偿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和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时通过。给多少补偿，即“对价”的多少，这涉及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债券领域的集体谈判。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很难进行债务重组，因为只要有少数债权人不愿意在多数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的价格进行重组，就达不成协议。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前后持续长达10年之久，就是这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