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
“与你同处一个时代，我感到很荣幸！”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两位核物理学家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我今天想向所有当代中国人说这句话，因为我们同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怀着5000年的历史沧桑感，我于2001年曾断言：“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改革、开放和稳定于同时。”这一观点现在已经为国内外许多人士所认同。
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中国5000年历史，我们来作粗略的统计：中国稳定的时期有多长？春秋战国就是800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诸侯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也长达369年。每个王朝在建立时都比较稳定，后来就出现财政危机，无法应对内忧外患，预期寿命是200～300年。大略算一下，中国历史真正的稳定时期也就是1000年左右，是整个历史的1/5时间。
好，我们再概算一下改革时期有多长？中国一直有改革的传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然而，在5000年历史上经济改革时期毕竟太短了。公元前422年，魏文侯（公元前424～387年在位）任命李悝为相，实行变法，其中之一就是实行著名的“平籴法”，用市场经济手段平抑粮价大幅度波动，丰年时政府以平价购入粮食，灾年再以平价出售，避免谷贱伤农。公元前361年，秦国实施“商鞅变法”，虽然成功了，但中国当时的百姓处于战国争雄的混乱时期，无法推行至全国。公元8年，王莽新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制止土地兼并带来的税收减少，王莽仿照《周礼》推行“王田制”，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但经济上行不通，推行几次货币改革，以同值小钱币换大钱币，引发民间私自铸币狂潮，被“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打败。为了打击盗铸，王莽实施重罚，班固《汉书》记载当时“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结果，“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
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阻止了盗铸，却没有建立新货币的信用，又禁止当时受欢迎的“五铢钱”的流通，结果新朝经济失去标准货币作为基本流通工具，经济迅速崩溃。据《汉书》记载，“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一次蝗灾，便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攻进长安，王莽被杀，“王莽新政”失败。北宋王安石变法，没有经过试点，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废新法。明末张居正，勇于任事，中外仰望风采，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是货币化纳税的尝试，国家收入大增，加上“考成法”提高了政府运转效率，《明史》称“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10年内明朝中兴。但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就废除了大部分改革，逐渐花光了财政盈余。尔后后金在关外崛起，竟措手不及了。
这5次经济改革都发生在不开放的时期内，算100年左右，约占中国整个历史的1/50。接下来再来算算开放时期。汉武帝时期，唐太宗时期，魏晋南北朝，忽必烈时期和明成祖时期算开放，1433年郑和第7次下西洋后，就开始了400年的闭关锁国。开放时期算500年，约占中国历史的1/5时期。回头看看，我们大部分历史是改革时期不开放，开放时期不改革，改革开放都有的时期却不稳定。改革、开放和稳定同时发生的几率是千分之一以上。全面繁荣的唐代“贞观之治”（公元627～649年），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对外开放、文化繁荣的太平盛世，可惜昙花一现，只有23年。所以，单纯从概率统计上算，当今中国的局面是千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是千年等一回。
改革、开放和稳定这三个必须同时满足的基本条件背后有很深刻的经济道理。没有稳定，就没有投资信心，经济衰退，税基减少，开支增大，国家财政困难，必然压缩公共开支，教育经费首先会被缩减，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人均教育年限低于1年，基本上是个文盲国家的原因。同时，没有稳定，中国经济会陷入低储蓄率的困境。人们以为中国人天生爱储蓄，储蓄率在30%以上是天经地义的，可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尊重老人，爱护孩子，家里存点儿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曾经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2001年，我在剑桥大学经济系马歇尔图书馆里看到费正清教授对中国近代的储蓄率估计，只有10%左右！当时很是震惊，感到稳定太重要了。教育投入减少和低储蓄率不光是中国近代历届政府的政策失误，也是国家不稳定的必然经济后果。
没有开放，就没办法参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对世界上爆发的生产力革命就会毫无准备，结果在某一个通用的技术范式内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1433年，在郑和第7次下西洋之后的长期海禁使中国对岛国英国的工业革命一概不知。1820年，英国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财富积累速度是农业经济无法想象的，在短短20年内就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征服了世界。对生产力革命的无知是比“鸵鸟政策”还致命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世界制造业出现转移机会，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出口为导向，凭借低成本劳动力，参与国际制造业分工，创造了“东亚奇迹”，而中国对外贸易额小得可怜，不知道从何处切入国际贸易体系。1971年，信息革命在美国悄然爆发，中国仍基本上国门紧锁，对此毫不知情。1978年5月28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时讲：“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如果说60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么这十多年则拉得很大。”
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至关重要的。生产力革命的影响是不确定和不可预知的，供给曲线大幅度向右平移，这要求经济体制不光有配置效率，还要有适应性效率，要能随时进行调整，创造有效供给。在生产力革命发生时，企业的赢利模式也是难以预料的，企业寿命越来越短。没有改革，经济体制会逐渐僵化，赢利模式就会过时，抓不住新增长的机遇，就会最终陷入停滞。
1997年，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剑桥大学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研讨会”。当时，国外对香港未来有很多担心。我说，有一个改革、开放和稳定的祖国，就一定有一个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后来，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了我的这段发言。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大陆经济会长期快速增长，7年翻一番，拉动香港经济增长是不成问题的，更不用说大陆和香港积极的互动和合作。香港回归12年来，在祖国的强大经济支撑下，香港经济经历了痛苦的制造业结构调整，战胜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并将最终顺利渡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难关，超越“东亚奇迹”，继续演绎“香江传奇”。
李鸿章感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谓超越他所处时代的振聋发聩之音。1901年11月7日，他在京郊贤良寺去世时，老泪纵横，眼睛始终不闭，“双目犹炯炯不瞑”。只有当听到“公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才“目乃瞑”。可见，他对中国处境的极端无奈和担忧。他没有想到，中国在1949年终结长期动乱，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纸币体系，走出债务危机，获得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中国政府成为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终于使中国经济走出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出生率下降，完成了经济起飞前的必要准备，终于在1978年迎来一个“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顾准在“牛棚”里跟吴敬琏说，预料中国的“神武景气”[2]之时一定会到来的，要守时待机。
第一节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2)
1974年12月2日夜，顾准弥留之际告诉吴敬琏“打开行军床休息”，充满了对这位未来中国经济学大家的爱惜之情。顾准去世后，吴敬琏帮着把他推进了太平间。吴敬琏女儿后来问他：“难过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他回答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顾准知道中国已经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比李鸿章更有信心。顾准设想的“神武景气”在他去世4年后来临，但顾准没有想到中国经济竟会出现多个连续的“神武景气”，在30年里平均年增长率高达8.66%。如图3-10所示，中国人均收入从1978年约300美元狂飙猛进到2009年约3000美元以上，成就中华民族5000年未有之经济变局。数字是无言的，但也是客观的，“井喷式”的人均收入增长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大奇观。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归纳了现代经济增长的6个特点：(1)人均GDP和人口高速增长；(2)生产力高速增长；(3)经济结构高速变迁；(4)社会和意识形态高速转变；(5)经济发达国家有开拓国际市场和原材料的倾向；(6)经济增长有限扩散到世界人口的1/3。中国完全具备这6个特点。
新中国成立第二个3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创造了人民生活水平由初步温饱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跨越。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超过2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这个财富的创造活动不是一个几千万人口的规模，也不是几亿人口的规模，而是十几亿人口的规模。如表3-4所示，1987年，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超额完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2001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阶段；2006年，人均GDP为201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门槛；200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3000美元以上，名副其实地成为处于低端的中等收入国家。
随着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生活越来越时尚。在食品构成中，粮食消费量有所减少，水产品、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大幅度增加。人均牛奶消费量从1986年的1.2公斤/人增加到2007年的26.7公斤/人。私人轿车大规模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0年全国私家车保有量为82万辆，2008年中国私家车保有量在短短十几年内净增2000万辆以上。美国是平均13个人1辆车，按这个标准计算，中国私人汽车总量要翻两番，增加到1亿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过去30年里，中国百万以上人口中等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国际性城市圈开始浮出水面，北京、上海和深圳等成为超级国际性大都市。大约有一半农村劳动力转入了非农产业，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巨大的人口转移。
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短缺经济，进入了市场充分供给的时代。一
向为商品匮乏所困扰的中国人，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快速进入了相对过剩的时代。在短缺经济年代，没有足够的鸡蛋，因为家中急用，就蹲在鸡窝旁等鸡下蛋，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回首以前为了用肥肉炼出食用油，买肥肉而不买廋肉的时代，真让1980年前出生的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而对于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粮票已经是“古董”了，可以作为“艺术品”投资了。
的确，就“社会和意识形态高速转变”来说，中国变化太快了。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增长速度在2%～4%之间，取一个平均值，约为3%，世界居民的人均收入24年里翻了一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增长速度约为8%，就是9年翻一番。速度就是时间，就是人生阅历。中国老百姓在同样时间内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变迁比世界居民所经历的多出两倍。中国国民预期寿命是74岁左右，在高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相当于“活了”200年。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迈已经变成“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现实。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1992年感叹说，“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体，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为什么说是550年呢？因为美国出版了一本书，认为1442年郑和发现美洲大陆，从1442年到1992年，恰好是5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