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局后，清政府又相继建立了天津机器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对于洋务运动，清朝中央政只是默许而已，具有改革意识的总理衙门只是个中央部级单位，在中央政府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所以，“洋务运动”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另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洋务运动”的财政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在30多年里，财政总投入低于1亿两白银，不到财政总收入的5%，政策刺激力度远远不够。由于“洋务运动”采取了军工优先战略，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没有消费市场，加上官督商办的企业微观运营机制，没有利润积累，因而很少有再通过利润积累继续投资的可能性。“洋务运动”以资本密集型的军事装备工业作为切入点是基本战略失误，没能带来经济增长，无法将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轨到工业经济上来，更没有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打破不了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中国经济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经济学家张五常1999年第一个提出中国经济由于白银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气。《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关税为4%～10%，把中国经济纳入自由贸易的体系内，同时中国缺乏供给方面的反应，没有发展起来“出口导向”的轻工业，造成贸易长期逆差。在资本账户下，外国直接投资少，弥补不了出现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中国经济出现经常性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赤字”，国际收支账户长期不平衡，导致白银长期流失。中国经济货币供应不足，“失血”严重。从图2-5可以看出，1867～1897年中国出现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1897～1911年，中国价格走出通货紧缩。这不是中国发现了“白银矿”，而是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变化。1821年，英国采用金本位，19世纪末，金本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新确立，导致国际汇率市场上白银对黄金比价大跌，中国出现输入式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187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与中国基本一样。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炮舰政策下签订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面对工业革命的挑战，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从1868年到1873年，日本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运动，以轻工业为中心推动工业化。日本的切入点选在纺织业。当时英国的全球纺织链条是这样的：（1）在印度和美国南方进行棉花种植和初加工；（2）在英国纺纱；（3）在英国织布和染色；（4）在英国成衣；（5）销往世界各地。日本从销售链条开始，先进口英国的纺织品，在国内销售，培育国内市场，然后进口棉纱，在国内做成初级成品，在国内销售。虽然本国纺织品质量比不上英国制造，但价格便宜，质量总比手工制品好，因此拥有逐渐高涨的细分市场。19世纪70年代，日本创建了几家国营的纺织厂，由于经营不善和规模太小，后来进行了民营化改造和技术革新。1883年，大阪纺织业开始赢利，1900年，日本成为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对一个经济体来说，“第一桶金”最难挖，挖到后就可以“钱生钱”，原始资本的复利是惊人的。日本从纺织业入手，逐渐开始产业升级，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成为世界上除欧美以外的唯一工业强国。
1894年，中国经过了34年的“洋务运动”，日本进行了26年的维新运动。国际上普遍预期中日将爆发战争。战前，李鸿章曾高调巡视北洋水师，显示实力。当时国际上也普遍看好中国。1894年，中日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爆发海战，北洋水师受到重创。随着威海卫被日军从陆地上突袭，北洋水师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名不见经传”的日本打败，上演了震惊世界的“蛇吞象”，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成为新老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与鸦片战争相比，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人的精神刺激极为强烈，产生史无前例的历史悲情，从自信到自卑，已经不敢再有中国梦想了。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城哀鸿遍野，朝野上下抱头痛哭。严复先生总结道：“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
郑观应说“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自强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后盾，急于发展军事工业反而欲速则不达。海军成了国家投资的无底洞，即使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军费，清政府的财政也难以支撑一个庞大舰队的开销和武器更新。李鸿章曾对“洋务运动”有个深刻的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老虎”要实，必须花钱，经济实力的支撑是决定性的。
所以，1860年“洋务运动”的最佳战略应是发展纺织业。清政府应发挥其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运用有限的地方财政投入，从纺织业入手，而不是从资本密集型的军事工业入手，逐步实现工业化。纺织品有大量的国内市场需求，也可以出口赚取外汇。一方面可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中国的长期贸易赤字，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随着资本积累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储蓄率会逐渐上升，资本将相对变得越来越充裕，然后再逐渐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国防特别是海防。清政府要是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后可以再建一支海军；没有经济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就是彻底失败。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朝陷入财政危机，入不敷出，一方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没有能力支持资金密集型的“洋务运动”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是不相信眼泪的。“洋务运动”不但没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反而错过了一个本来可以赢得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可谓蹉跎岁月。“国之兴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1]吐依曲尔，美国牧师，容闳的好友。
第二节 《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 (1)
《凡尔赛和约》的教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小有名气的货币专家，凯恩斯代表英国财政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凡尔赛和平会议。战胜国没有意识到当务之急应是着手欧洲经济的重建工作，而是将德国的战争赔款作为和会的中心议题。英国不希望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大国家，法国对“普法战争”也心有余悸。于是，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英法联手企图从外贸、金融、资源、国土等方面限制德国经济的恢复。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宣称“搜遍德国人的口袋也要把钱找出来”。美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和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总统威尔逊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之前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让世界看到了希望，但在凡尔赛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心猿意马”，对英法压制德国的主张，表现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又最终听之任之。
只有凯恩斯一反传统，不顾自己职位低微，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试图劝说战胜国减少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结果无人理睬。他对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深感失望，和谈刚刚结束，他就从英国财政部高调辞职，以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6年后，即1920年，凯恩斯花3个月时间写出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书中阐述了他认为的《凡尔赛和约》的严重经济后果，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凯恩斯从定性分析走向了定量分析，他说，“关于赔款数额方面，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一条首要的准则，并且有可能的话，尽量利用有关的一些统计资料，否则我们只能凭主观假定来行事了”。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他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德国能够支付的最大赔款数额约为100亿美元，而赔款委员会确定的最终赔款金额却高达300亿美元以上，是德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多。凯恩斯认为，这项巨额赔款是无法实现的，虽然短时间内德国可以用部分矿产和外汇储备作为赔偿，但从长远来看要依靠加大出口，实现贸易顺差，取得外汇盈余来进行赔偿。
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指出，以巨额赔款压制德国经济重建的做法非常危险，也是不道德的。凯恩斯在此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感，他写道：“我不能将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好像它的公平处理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誓约或经济事实，使德国陷入受奴役地位达一代之久，降低数百万生灵之生活水平以及剥夺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幸福，这是一项令人深恶痛绝的政策——即使这种政策事实上可行，即使借此能够养肥我们自己，即使它不会埋下造成欧洲文明生活堕落的种子，也仍然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凯恩斯作出震撼世界的预言，“复仇将不会被平息。这场战争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并指出“英法当局是在冒险用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去继续摧毁由德国人首先开始破坏的欧洲秩序。这一和约一旦付诸实施，必将进一步摧毁已经被战争动摇和破坏了的脆弱的、复杂的秩序，而它原本是应当重建的”。凯恩斯不幸而言中了，战胜国的错误处理可以说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么大的预见性呢？凯恩斯实际上首创了从国际收支账户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债务危机的严重后果。首先，凯恩斯断定，德国经常性账户不能产生盈余。其次，德国外汇储备和外币资产不足以偿还巨额赔款。由于赔款是以外币方式，会带来国际收支账户不平衡。德国只有通过借外债来偿还《凡尔赛和约》确定的战争赔款，这导致债务危机。为了扩大出口，必须汇率贬值，可是德国处于国际金本位体系内，没有这种政策选择。债务危机使得德国经济情况恶化，财政收入减少，这进一步加重了债务危机，德国经济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深渊。凯恩斯的分析逻辑是精准的，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言。
果然，德国经常性账户赤字，债务危机使德国经济在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前就已经停滞不前。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随后向欧洲传导，成为压倒德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国被迫放弃金本位，马克剧烈贬值，德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值得称道的是，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还建议可以由美国向欧洲出借一笔重建贷款，可惜没有被采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施帮助欧洲经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凡尔赛和约》的教训和接受了20多年前凯恩斯的建议。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及欧洲所造成的影响作了准确预测，显示出经济学的强大预言力量，为经济学成为“显学”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债务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