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而这种认识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体现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中去”。英国苏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所（SPRU）创建人和领导者克里斯?弗里曼与著名长波理论家弗朗西斯科?卢桑合作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开始意识到科学的根本性作用，承认马克思本人对科学的极端重视，他们写道：“许多历史学家低估了科学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学家也常常低估科学对现代创新的贡献。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夸大技术（比起科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李约瑟等学者和马克思本人并非如此。”
尽管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但没有明确指出科学是否是生产力变化的来源，也没有对生产力的变化规律给出具体模型，由于科学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刚刚起步，更没有可能总结它的发展规律。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在19世纪中叶，处于“蒸汽机时代”，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时，“电力时代”还没开始，而物理学的革命则发生在20世纪，电子计算机1946年才诞生。所以，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洞察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
马克思说，“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如果科学是生产力变化的来源，就必须探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发展的规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反复发生革命的过程。从工业革命后，科学逐渐地被认为是一种力量，人们乐观地采用科学知识。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意识到了科学革命的深刻本质。他谈道，“过去20年的事态不仅仅使普通人改变了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也使科学家们深刻地改变了他们自己对科学的态度，甚至还影响了科学思想的结构。
300年来科学领域中理论方面和总看法方面的最重大的变化足以同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迎接一场更新的、更可怕的战争的准备工作等令人不安的事态相提并论。这看来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关于公理学和逻辑学的论战，动摇了数学的基础本身。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物理学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完全推翻了，而后者至今仍是人们不甚理解的、似非而是的理论。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发展使生物学面目一新。这些都是在科学家们个人一生中相继迅速发生的变化，迫使他们比前几个世纪的科学家们更加深入地去考虑他们自己的信念的根本基础。他们也无法不受外界力量的影响”。
托马斯?库恩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规律，但忽视了科学的日益增强的实践性。贝尔纳追问道，“要讨论科学的应用，就必然涉及经济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现行的或者大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制度，到底能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造福于人类提供多大机会？”
简单说来，马克思-库恩总供给定律就是：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对应关系。科学是通过“科学进步、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三个基本阶段交替发展的。科学的进步是边际递减的，最终会停下来，进入科学危机阶段，科学危机导致科学革命。科学的进步推动技术进步，科学的危机导致技术停滞，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技术的进步和停滞带来生产力进步和停滞；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力革命。生产力的增长、停滞和革命是必然发生的。
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表明收益增加，恒定和递减在同一通用目的技术范式内都是存在的。要想达到长期经济增长，必须有生产力革命，进入新的通用目的技术范式，由此引发投资率波动和可能出现的技术泡沫。经济发展会出现繁荣、停滞、衰退和复苏4个阶段，不能保证经济的周期性，但若一个经济体制没有能力适应生产力革命，就会出现长期停滞。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重视生产力的革命性，强调生产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1988年，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从理论上对邓小平的论断作了诠释。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政府不要试图干预经济，因为那会带来通货膨胀，并与经济产出毫无益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价格调整是黏性的，在经济处于衰退中，政府应该干预经济，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如图1-12所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根据马克思-库恩经济定律，总供给曲线长期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一个生产力革命之内是垂直的，当新的生产力革命发生后，潜在的总供给曲线向右大幅度平移，发生“供给革命”。萨伊法则依然有效，供给革命创造全新的需求。
如果一个经济体制有充分的适应效率，就可以抓住总供给曲线向右“跳跃”的机会，总需求会逐渐与新的总供给曲线达到平衡；如果一个经济体制缺乏适应效率，总供给曲线就向右移动不了，总需求只能在现有的生产力革命中与垂直的总供给曲线达到平衡，经济陷入“高水平均衡”。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对于打破这个均衡可能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经济体制改革。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了供给方面，没有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总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犹如刻舟求剑。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德鲁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经济学的要害，“当代的经济理论未将科技、创新和变迁纳入考虑之中。跟以前的新古典学派一样，当代的经济学家假设经济是不变的、均衡的，而科技、创新和变迁则是外在的。……可是，创业精神、发明和创新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经济体系，它们才是主人，而宏观经济不是。”
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正赶上工业经济日薄西山，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开始，其政策主张只是碰巧适应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信息经济出现和无意中促进了信息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真正理解经济“供给方面”的根本变化，谁说“大自然不能跳跃”？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企业最基本的约束条件——通用目的技术。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认识到了生产力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和根本性推动作用，但由于时代所限，没有指出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融合了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指出生产力革命使总供给曲线产生跳跃。
由于生产力革命的不确定性，经济体制更加灵活而不是稳定。为向新供给曲线移动，必须彻底重组生产过程和方式，需要全新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也成为推动创新经济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市场。没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新供给曲线”的要素供给是做不到的。但仅有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国家学习体系，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不断地更新技能，推动人力资本升级。生产力革命必然出现，但其内容和爆发时间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专门物质资本的积累都可能过时，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投资人力资本，才是长远之计。由于生产力革命引发投资浪潮，世界利率必然会突然跳升，国际资本出现突然大逆转，对资产负债表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会对需求和产出造成压力。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效果很差。为了防范资本账户危机，需要对资本账户保持一定控制。
概括说来，“亚当?斯密增长”靠劳动分工；“索洛增长”靠资本积累；“熊彼特增长”靠企业创新；“马克思增长”靠“马克思-库恩创新”。“马克思-库恩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创新，是一种增量的提高；另一种是革命性创新，相当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马克思-库恩创新”的主体是科学家。熊彼特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从长期来说，科学家的作用比企业家大。从短期来说，科学家与企业家一样重要，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五节 构建“学习经济”[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