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价放开以后，股民大量入市引发了报价和交易系统的堵塞，为解决股民买卖股票渠道不畅的问题，上海证交所自6月1日起组织20多家会员单位进驻文化广场，组织“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市场”，专门接受客户卖出委托，以抑制股价高扬。第一天因为股民恐慌性入场交易引发秩序大乱，开市半个小时便宣布暂停。一周后重开，有8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卖委托，广场内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通过电话报入交易所场内撮合。
直到1993年12月24日，运行将近一年半的“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市场”的使命才结束，这是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发展和百姓投资意识突起的一个形象的留影。
新股认购抽签表酿成的事件
1992年元月，一种叫“股票认购证”的票证出现在上海街头，向市民公开发售。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张售价仅30元的认购证，改变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股票认购证的发行，既预示着中国股票发行进入了一个制度化演变的入口，也预示着地方政府鼓动市场高速发展将演变出中央政府接手市场的决心。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场面，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被称为“沪深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的“8·10事件”。
据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多年以后回忆：
那时股票发行方式不像现在上网发行，而是采用拿身份证买表抽签，这种发行方式已经做过两次，中间有很多争论，市长郑良玉也明白，他主张再冒一次险。这次有6家公司同时上市，还是采用抽签方式，发行1000万张表，就可以收回10个亿，用这笔钱来修马路，解决交通问题。当时规定每个人可以买10张表，中签率10%，没什么风险，中一张签就可以在二级市场赚一到两万元。因为赚钱效应，吸引全国各地百万股民南下深圳，有人甚至到农村收购身份证，多得拿麻袋装。
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据说为了买到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一下子涌进150万人。8月7日下午开始，各售卖点前就排起了长龙，到9日早晨，售表窗口打开不到半天就关上了：表售完了。尽管下午4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排队的人们仍不愿散去，到了10日上午还有人在排队。而这天早晨出版的深圳各报已宣布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并称发售过程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们互诉自己的委屈，交换着各自的所见所闻。由于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很猖獗，100元一张的表炒卖到300元，甚至500元，香港新闻媒体当场捕捉到炒卖镜头并迅速播放。人们开始愤怒了，愤怒的人们写下了“下午到市政府评理”的字句。激进的人们打出了“反对贪污，要求公正”、“反对欺骗，要求公平”、“严惩不贷营私舞弊者”、“吃多少，吐多少”等标语，游行示威也开始了。
李灏在多年以后这样描述当时的紧张状况：
8月10日那天晚上，正好宴请陈慕华副委员长，我和郑良玉作陪。吃饭中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饭没吃完郑良玉就被叫走了。吃完饭了，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一听，来不及去办公室，急忙赶到传达室，与郑良玉、张鸿义、李海东几个市领导一起商量。游行队伍很快就到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秩序相当混乱，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怎么办？大家一时束手无策。我说，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决策有错误，股票发行本身有缺陷，买股票没有任何风险，稳赚不赔，利益使得他们急红了眼。有人怀疑，说这个办法行吗？但更好的办法又提不出来。我就说，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人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决定以后，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草草写了几条，拿到广播车去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明天还在原来地点卖。结果，游行队伍一听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去了。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深圳市8月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9月扩大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市长郑良玉牵头。调查结果是：
1992年8月9日，我市在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中，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都不同程度地犯有营私舞弊的错误……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最后中央发了一个通报，副市长张鸿义负直接领导责任，市长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李灏作为市委书记负一定领导责任。不久郑良玉调到江西当副省长，张鸿义去了香港中国银行。
市场倒逼政府改革股票发行制度
深圳“8·10事件”引发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开始了股票发行方式的制度化演进。这是证券市场第一次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市场基本制度安排的不满和对改革的推动。
“8·10事件”后紧接着的青岛啤酒发行就采用了无限量发行抽签表。从整个社会上看，成本加大了。于是，1993年10月，青岛海尔把中签单和银行存款合二为一，这样就减少了纸张浪费和工作量。
1993年11月，济南轻骑采用金额保证金存入定额定期特种储蓄存款的方式发行股票。这种办法对小散户和外地人不利。
1994年6月，广东星湖采用全额预交、比例配售、余款即退的方式发行股票。这和济南轻骑的发行方式有同样的缺陷。
1994年6月，哈岁宝和琼金盘上网竞价发行，这样费用低了、覆盖广了、资金锁定时间短了、登记过户量小了，但竞价太闹，新股发行价波动过大。
1995年1月，仪征化纤上网定价发行1亿元新股，这成为其后新股发行的主要方式。
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首先是建立了股票发行审批制度。
中国证监会成立后，股票发行试点从部分城市走向全国。为了防止由股票发行引起投资过热，并杜绝类似“8·10事件”的重演，中国证监会采取了额度指标管理的审批制度，具体做法是将额度指标下达至省级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由其在指标限度内推荐企业，再由证监会审批企业发行股票。
为了吸取“8·10事件”的教训，自1993年开始相继采用了无限量发售申请表、与银行储蓄存款挂钩、上网定价申购结束后，根据实际到位资金，由证券交易所主机确认有效申购。等方式向公众公开发行股票。1998年起允许发行量在5000万股以上的公开发行可以按比例直接销售给证券投资基金。
在交易所市场形成以前，我国公司股票大部分按照面值发行，定价没有制度可循。交易所市场形成以后，由于当时发行人、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者尚不成熟，也由于机构投资者的缺失，基本上由监管机构或主承销商和发行人根据每股税后利润和相对固定的市盈率来确定发行价格（1994年后，我国曾经一度实行竞价发行，但只有4家公司试点）。不过，这两个因素的具体确定方法也经历过多次变化。每股税后利润的确定采取过多种方式，包括发行公司前一年及预测年度平均每股税后利润、过去3年平均每股税后利润、发行后当年摊薄每股盈利预测以及采取分析行业状况、公司状况、同行业二级市场参照价格等因素确定。发行市盈率的确定也经过几次调整。
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其次是股票发行体制的改革。
1990～200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发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和额度管理，行政色彩浓厚。
2001年3月，新股发行正式实施核准制，确立了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核心的事前问责、依法披露和事后追究的责任机制，并初步建立起证券发行监管的法规体系，强化了发行审核工作的程序化和标准化。同时，股票发行定价制度也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定价到市场主导定价的变化。但是，按照《公司法》（1994）与《证券法》（1999）的规定而实行的对股票发行价格进行核准的行政干预定价方式仍存在很大弊端，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股票的价值。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股票发行体制改革。
2001～2004年，实行新股发行上市“通道制”。
2004年2月1日，《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实施，此前以控制发行公司数量为目的的“通道制”被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所替代，保荐人负责发行人的上市推荐和辅导。同时，建立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问责机制。同年末，《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实施，取消了发审委委员身份保密的规定，将表决方式改为记名制，建立了发审委委员的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使核准制下市场参与者各负其责、各担风险的原则得到落实，实现了在发行审核制度中减少乃至取消行政介入这一改革目标的第一步。随着机构投资者定价能力的不断增强，证监会于2004年底出台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对股票发行价格取消核准，实行询价制。
2006年，《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相应配套规则体系先后推出，实施了全流通模式下的新股发行体制，包括引入配股发行失败机制；严格保荐责任，细化保荐机构规范化执业要求；简化证券发行审核程序，由企业自主选择发行时机；推进融资方式和工具创新，实施询价机制、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境内境外市场同步发行上市、超额配售选择权试点、非公开发行和股本权证等制度安排。
2006年9月，发布《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等环节，完善了询价制度，加强了对发行人、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和投资者参与证券发行行为的监管。
证券发行体制的演变表明，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逐步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方向推进，增强市场约束机制，提高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将股票发行的定价过程更多地交由市场参与主体去决定。但是，至今的证券发行体制的市场主导色彩更多地表现在形式上，更多地满足了机构、大资金和一部分特殊利益群体的需求，离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要求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接管市场主导权
深圳“8·10事件”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在其后两个月诞生。这也许是市场发展本身显示了对于统一监管的要求，中央政府从此开始着手接管证券市场的主导权。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主任由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有刘鸿儒（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道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委员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洪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国家计委副主任）、金人庆（财政部副部长）、俞晓松（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冯梯云（监察部副部长）、华联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思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山在（经贸部部长助理）、刘敏学（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金鑫（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汤丙午（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殷介炎（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证券委的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简称CSRC）。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中央政府监管机构。
其实，在中国证监会成立前一个月，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三大极具政府行政背景的证券公司：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国泰证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各10亿元人民币。这其实是2000年前后大力（超常规）发展（受控的）机构投资者的先声。提高受控的市场中介机构和机构投资者比例、加大对他们的控制力度，一直是中央政府在证券市场建立自己的行政主导权的另外一项举措。
培育受控的市场中介机构，这预示着中央政府接手证券市场的决策已定，只是当时和现在都没有多少人引起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