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由来，要追溯到20年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世界经济导报》负责要闻部工作。中国改革和股份制早期的理论探索，大多数文章经过我和我的同事们的编辑修改后才和全国读者见面。
1988年整整一年，我从新年伊始写了述评《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球籍”问题》，并由此在《世界经济导报》上主持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球籍’问题讨论”，最终在年底集结这次讨论的文章，并冠以《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的书名出版。
在书中我归纳了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有毛病，需要改，但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体制来决策的。我们无法选择这种‘要在不合理的体制里尽可能作出稍微合理、中国一点的决策，使改革往前走’的既定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超越历史的选择。”
这其实是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末只不过显得更加明显而已。改革到那时已经像戴着脚镣的舞蹈，舞步日渐沉重，舞乐日渐嘈杂……
我这一生，从我中学毕业下乡开始，就没有在一个单位待着超过5年。进入证券界之前，最长的就是在《世界经济导报》，前后实际干了5年。
不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从1992年进入万国证券之后，我实际上就再也没有离开证券界，至今已在这个行业里待了1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居然干了14年。
尽管有诸多不顺，我都一一忍受、承受下来了。
一开始我是出于这样一个判断：在1989年之后，中国大多数改革进程一度出现停滞和倒退的现象。但我自己的观察结果是，中国证券市场一开始就将股票、集资和广大老百姓的直接利益联系了起来。这种相关利益的联系一旦建立，再加上政府和百姓之间相互得知了对方的底线之所在，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证券市场，被导引着进入了一个社会已经默认的、百姓与政府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至此开始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则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这种博弈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都在从证券市场向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不断延伸、引发、衍生，走出中国改革新一段的进程。
基于这个判断，我给自己作了一个人生的选择：无论是忍辱负重还是苟且偷生，无论是从头开始还是重起炉灶，我都在这个历史位置站定了。
我仍旧是一个“记者”，同时是一个观察者、亲历者和研究者。
我要在亲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记录和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全过程。
有朋友在得知我这个想法后，把我这个行为概括为一种“行为艺术”。
我说，我值得用我的中年这将近2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时间跨度够长的“行为艺术”……
我这十几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观察、记录、思考，所以这本书中的许多章节其实在这些年中都已经烂熟于我的大脑，也曾多次写下和发表过。现在只是把它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成品形式公开出来，但正如行为艺术品的特性所决定的，如果要最终完成它，还取决于读者的参与--共同来思考、讨论和争辩……
最后，我要对许许多多在这些年里对我给予过支持、扶持、帮助和关心的师长、友人一并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意。
我还要感谢我的老伴和小女--艺和卉，在我这20多年的人生起伏和曲折历程中给我的支持、理解和宽容，我只能以本书的出版来向她们表示不足万一的谢意……
陆一
写于2008年11月
陆一主编，《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百家出版社，1989年版，??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