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改革金融组织机构，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改变专业银行分业垄断局面。”“组办股份制的交通银行，并按经济区设置分支机构。”“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扩大公有制企业经营方式改革的试点。积极试行股份制。”“横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明年（1987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今后联合投资的新建企业，尽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可选择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在国务院批准下，上海、深圳两地开始加快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上海市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1986年下半年起，由市体改办负责组织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改革方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全民所有制试行股份制的大型企业，在坚持国家股为主体的前提下，向国内城乡居民和职工发行5000万元人民币股票，打破了原先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模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资产并存于一个企业中的多元化资产所有权结构。
国务院1986年12月颁布的《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因此，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这一阶段快速在国营企业中展开。1987年，我国的大部分国营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股份制也受到了部分国营企业的青睐。北方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5月正式成立，标志着股权式企业集团的崛起。
这一期间，股份制试点从工业企业发展到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新世界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总部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恢复重建为一家股份制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为第一家股份制的证券公司。上海浦东还组建了第一家以乡镇企业为发起人的公开发行100万股股票的申华电工联合公司。至此，上海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有11家，股本金总额为8.8亿元。深圳股份公司达8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10月底，全国已涌现了股份制企业16000多家，股份集资额为60多亿元，但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
放权让利使地方、企业和银行倒逼计划经济让步
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起步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思路。
一方面是不改变或不触动改革阻力很大的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而竭力寻找原有体制之外的所谓计划体制的空白点，以此来迂回、包抄、逐步变革原有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在原有经济体制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培育这些原有体制内的新生点来改革旧的体制的弊病。这正如当年改革起始时所面对的悖论那样：中国是由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领导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这只能逐步演进政府权力的放弃和基层经济主体自主权的扩大。
这就是当时采取的“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同时给予地方、企业和个人以更多的利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民主化”的政策。
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实行中央与省、自治区两级财政新体制。
从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以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一灶吃饭”为“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预设目标有两个：一方面希望扩大地方财权，为地方注入活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希望增强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承担起中央政府财政平衡的一部分责任，“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各过各的日子”。但这也同时因为地方财政切块管理而形成了日后需要花很大力气去改变的资金市场的地域分割。
在企业与政府关系上，从1979年首先开始推行的是“利润分成制”；1980～1981年改为“基数分成”；1982年开始推行“利改税”或者叫“以利代税”；1983年国家决定由银行统一管理企业流动资金后，银行“统管”逐步蜕变为银行“统包”，银行全面承担了原来由财政承担的支持企业资金来源的任务（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国有企业“吃完财政吃银行”的由来）；1984年国家实行“拨改贷”，基本停止了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1986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实行全面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91年开始包流转税，就是把产品增值税等包进去，这大大减少了利润税比例，最后中央赶快发文件禁止包流转税。
在中央的财政金融体制上，改革是经济形势倒逼的结果。
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并入财政部，直到1978年之后，人民银行才从财政部分出来。1979年、1980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在编制1981年财政预算时，财政部提出“积极财政平衡说”：建议发行国债。于是，在严酷的经济形势和政府改革推进过程中面临到处要钱的局面下，1981年7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发行国债。财政部首次发行49亿元国库券，发行对象为单位。1982年7月，财政部首次向个人发行国库券。
国债发行初期，采用的完全是非市场化的手段，变成了单位机构和个人严重的经济负担，甚至采取了党员干部带头、硬性摊派、工资里预先扣除等措施来保证当年国债发行任务的完成。
由于国债一级市场的非市场化方式和二级市场根本不存在，这就造成了市场流通的冲动和欲望，只能自发地在市场涌现出大量的黑市买卖和黄牛。
在保证每年国债发行任务的强大压力下，财政部在1988年3月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4月起，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6月又开放了54个大中城市；1991年3月，全国约400个城市都开放了。
国债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批上市品种候选者，揭开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序幕。
股票发行和上柜交易
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1986年9月，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成立，从此恢复了我国中断30多年的股票交易业务，成为1986年国内十大经济新闻之一。1988年上海又有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从而初步形成了场外证券交易市场。
到1990年，上海证券市场上有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电子、真空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等8只股票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上海“老八股”；深圳市场上柜交易的有深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只股票，被称为深圳“老五股”。
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当时的媒体用《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次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会议。会后，邓小平在11月14日会见参会的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并向其赠送了中国第一股--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由此，凡尔霖成为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的美国金融家，从而享有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这家社会主义企业的股份权。
由于上海方面在会前选送这份礼物时为表示正规和真实有效，在股东栏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凡尔霖表示：“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去过户。”于是，会议结束后，约翰·凡尔霖于11月16日带领一批随行人员和美国记者乘飞机飞往上海，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将这张股票过了户。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境外投资者过户中国企业的股票，也是当时中国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份这件事的正当性。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央召开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国务院主要领导在全会上指出：“认真完善承包制，逐步推行股份制。……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要认真研究，逐步推行。我国国有企业决不走私有化的道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不是私有化，而是把笼统的、不够明确的产权变为比较明确的产权，以利于促进企业机制和企业行为的合理化。”
1989年3月4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体改委《关于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回顾了“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在发展、完善企业承包制的同时，各地还努力探索深化企业改革、促进机制转换的新形式。一是通过企业兼并，实现要素存量的流动组合。据二十五个省、市初步统计，已有两千多个经营不善或微利、亏损的企业被兼并。二是进一步做到政企分开。如上海、沈阳、重庆等地都选择了若干大企业进行试点，使其享有更大的自主权。三是在重庆等地进行了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试点。四是在少数企业试行股份制，同时在成都、武汉等地试办产权转让市场，推动企业改革，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形式。”同时在文件中提出了“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其中要求“稳步试行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1989年主要试行由企业内部职工购买股票和企业之间相互参股的股份制。选择少数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经营状况较好、内部管理较为健全的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有条件的新建扩建企业、由兼并组成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可实行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所有股份制企业必须坚持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严禁侵蚀国有资产和变相扩大个人分配。尽快颁行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的暂行办法和有关法规，并据此对现有股份制企业逐步进行改造和完善。积极做好出售部分国有大企业资产、实行债务股票化的准备，促进企业改革的深化。由国家体改委会同财政部组织研究具体方案，制定有关法规，选定一批企业先行评估资产并做好股票发行的准备工作，争取1990年得以实施。”
除了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还需要什么？
就这样，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财税体制改革所出现的??方财政包干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扩张冲动；企业改革由承包、经营责任制、产权改革一路走来所扩张的企业经营和投融资自主权；国家放权让利以及财税改革引发的国债发行，以及国债发行带来的流动冲动；一部分在股份制试点中已经发行股份的流通上市欲求；在几年放权让利的改革之后逐渐复甦的民间财富积累……这一切使得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具备了经济上的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并非凭空出世，它完全脱胎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体制的孕育，根本无法割断中国正在开始转型的社会母体的血缘关系。
和中国改革最初的成功--农村改革一样，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也是出于基层的自发创新。放权让利激发出地方政府、基层企业和广大人民在经济改革中的创新冲动，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是这样，城市改革的证券市场孕育也是这样。
至此，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只差两个条件：一个合适的契机和中央政府的介入形式。
1988年价格闯关所引起的抢购风，已显示了民间对自己积蓄贬值的担忧，但那时还停留在实物和货币的形态上。1989年改革在诸多领域的急刹车，迫使已经将自己身家性命投入证券市场、与股份制改革捆绑在一起的民众走向金融意识的觉醒，并使得资本的魔力自此张扬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