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条长15厘米、宽1厘米的纸条两头顺着粘起来，就成了一个纸圈，如果抓一只蚂蚁放在上面，它永远只能在一个面上走，要么在纸圈的外面，要么在纸圈的里面；但是，如果把这纸条的一端翻个面后和另一端粘起来，那就成了一个拧着的纸圈，这时如果把蚂蚁放在上面，它就可以从里面走到外面，从外面走到里面……
这就是著名的莫比乌斯（Mobius）带（曲面）。那是一个可以打通内外面、具有特殊数学曲面空间分析特质的纸圈。
在艺术品中与此相似的是荷兰著名画家艾舍尔（M.C.Escher）所创造的一系列极具智慧的画，其中许多画体现了奇妙的悖论、错觉或者双重的含义，为此他的画得到了许多物理学、化学和数学方面的知音，杨振宁先生所著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中就用了艾舍尔的“骑士图”作为插图。
艾舍尔的画往往表现了一些很深刻的思想，怪圈（Strange loop）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种。看一下那幅奇怪的版画《瀑布》，在画面的中央，瀑布倾泻而下，水花四起，还推动了水轮。汇集到水池中的水则顺着水渠哗哗地流去，一级一级地下降。突然，水又流到了高处的瀑布口！真是不可思议，可在画面上却表现得明明白白。我们只能把这种周而复始的圈称做怪圈。类似莫比乌斯带的东西在艾舍尔的画中也有，那就是《绘画的手》。而实际上艾舍尔也画过几幅《莫比乌斯带》。
在怪圈中包含着深刻的数学原理。在20世纪，有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数学发现，那就是哥德尔（Godel）定理。哥德尔定理在数学系统中发现了怪圈，这种怪圈可以说是起源于一个古老的逻辑悖论，它在历史上被称为“爱皮梅尼特悖论”（Epimenides paradox）。
爱皮梅尼特是克里特岛人，他说：“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撒谎。”假如他说的话是对的，那么作为克里特岛人的爱皮梅尼特就是在撒谎，那么他的话就是错的；反之，假设他的话不对，那么作为克里特岛人的爱皮梅尼特就没有撒谎，他的话就是对的。无论采用哪一个假设，都无法自圆其说。
怪圈的内在含义就是在有限中包含无限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圈，而且是以一种有限的方式来体现无限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所谓怪圈，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在某一个等级系统（Hierarchy）中逐步上升（或下降），结果却意外地发现又回到了原来开始的???方。
记得在20多年前，我曾经在《世界经济导报》主持的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中归纳过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有毛病，需要改，但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的体制来决策的。我们无法选择这种‘要在不合理的体制里尽可能作出稍微合理一点的决策，使改革往前走’的既定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超越历史的选择。”
这其实就是一种既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种可笑而又无奈的怪圈。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再过两年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20周年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发展的历史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背景，概括说来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的经济转型过程。
在计划管理方面，有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在财政手段方面，有“预算内”财政和“预算外”财政；在资金融通方面，有“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在产品价格、利率、汇率方面，有“计划价”和“市场价”。当总需求膨胀时，采取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往往无法调节“计划外”或“体制外”的部分；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又会超出“计划内”或“体制内”的承受能力；几管齐下，采取“一刀切”，又会导致整个经济活动的窒息。最后，从更深层次看，经济体制层面的悖论还表现为政府部门的人为干预、人为秩序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就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而90年代至今在证券市场中反复出现的“监管一放松就出现指数高涨，指数一出现持续上升就认定是出现了资产泡沫，一出现泡沫就用《人民日报》的文章和政府打压方式来调控，一调控就指数大跌熊市绵绵，然后政府再用《人民日报》的文章、利好政策和放松监管来鼓动市场信心……”这种“发展和规范”的往复循环其实就是改革中“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现象的精确再现。
尽管中国股市不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而来，而是在旧体制之外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属于旧体制的空白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个市场（特别是监管）体系中，集中了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学成回来的人，以及本身在国内是最具有市场经济头脑和思维的人。到1998年，中国证券市场完成了垂直监管体制的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在改革过程中“新生的经济增长点”，终于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体制，完成了中国证券监管体系的行政化演变。如果说，“要让有毛病的体制来决策如何改革体制本身的毛病”这种怪圈现象的存在，在改革起步时，在其他经济领域里更多的是一种无奈，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因为行政化官僚管理体制和证券市场所产生的自我相关（Self-correlation）和自相缠绕（Fangled hierarchy），使得中央政府在终于取得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主动权和行政主导权的同时，也让中央政府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公共信用，陷入市场的利益游戏之中，成了证券市场中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特殊利益主体之一。在这种体制下，任何市场化的宣言、分层次的角色定位和改变裁判下场比赛行为的公平愿望都会在这个现实背景中扭曲变形。
这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宿命，更可能是一种政府和市场产生了利益的自我相关而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怪圈”……
在改革初期，我们是从“放权让利”开始起步的；但在改革30年之后，我们的某些政府部门却以“集权争利”来运转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悖论的最新表现版本。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揭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一个悖论。这就是：在每个参与者追求他或她的私利的过程中，市场体系会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利益，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在主宰着整个经济变化的过程。但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和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本该起作用的“看不见的手”不见了，在我们眼前更多地晃动的是政府那双“闲不住的手”。
在类似于怪圈的悖论中最著名的是“罗素悖论”。用集合论的术语来说，“罗素悖论”就是定义这样一个集合A，它由所有不属于A的元素a组成。那么A是否属于它本身呢？如果A不属于A，那么按照集合A的定义，它就属于A；如果A属于A，那么按照定义它就是不属于A的元素。显而易见，和怪圈一样，这些悖论中都隐隐约约有一个共同的“捣蛋鬼”，这其实就是自我相关。显然，在“罗素悖论”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假定一个集可以自己属于自己，这就是自我相关。因此，要想排除悖论，很自然地就要防止自我相关以及自我相关的条件出现。套一句北京土话就是，要把自己摘出来！
哥德尔定理就是在揭示了自我相关是造成怪圈的同时，在证明中揭示了“跳出系统”才是走出怪圈的解决之道。
对此，我们实际上更应该思考的是：在改革30年以后形成的我们这个充满悖论的体制中，政府部门是如何自己把自己“陷”进去的？又该如何把自己“摘”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