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成立前的培育机构投资者预演
在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前一个月，以三大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三大极具政府行政背景的证券公司：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国泰证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各10亿元人民币。
培育受控的市场中介机构，这是中央政府接手证券市场的先声，只是当时和现在都没有引起多少人重视。
这其实是2000年前后大力（超常规）发展受控的机构投资者的预演。提高受控的市场中介机构和机构投资者比例，加大对他们的控制力度，一直是中央政府在证券市场扩大自己的行政主导权的另外一项举措。
对此，最为突出的就是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及其制度的形成。
从1998年起，华夏证券就陆续因为多种违规事件和巨大的债务、资金窟窿而被处理，最终于2005年底被彻底改组为中信建投证券。
由于长期违法违规经营，管理混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04年1月2日对南方证券实施行政接管。
1999年8月18日，国泰证券有限公司合并被政府处理的原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新设组建成立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老基金隐含的不同利益背景
国内基金进入初步发展阶段是在1991年。第一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金证券，是来自山东的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公司基金证券，称为淄博基金。获准设立于1992年11月的淄博基金，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我国首家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1993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992年末和1993年初，各地设立的投资基金曾一度增加迅速，到1995年年底，全国共有基金75家。
1995年，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投资基金为22家，成交金额达到510.18亿元。从我国基金流通市场总体来看，一方面它与发行市场联系更紧密，已发行的投资基金同其他有价证券一样，具有上市流通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它主要集中在各地开办的证券交易中心，少数直接或间接地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1993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省级分行立即制止不规范发行投资基金和信托受益债券的做法。从此，老基金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规范化建设，并最终踏上清理整顿之路。
1993～1998年主要是老基金规范化建设阶段。自上述通知下达后到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前这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再批准设立新基金，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已设立基金的规范化建设和已批准基金（约有17家）的发行工作上。期间，虽然基金二级市场有所发展，但我国国内投资基金规模始终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1997年11月14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突破，不仅标志着我国基金业开始步入法制规范的发展轨道，也预示着停滞了4年之久的基金业再次启动。
按照官方的说法，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机构投资者。1998年，在清理整顿“老基金”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市场基金发展的经验和制度安排，中国证监会开始推动基金业的发展。政府的出发点是，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是盲动的、非理性的、投机的、需要政府监管机构成立“投资者教育中心”进行系统教育的群体。市场初期成立的老基金和地方政府主导成立的证券公司等机构，也是如此，都需要中央政府在取得证券市场发展的主导权之后，用新基金、中央政府主导设立的大型证券公司等受控的机构投资者群体来替代，以便政府的政治目标和调控命令得以高效率的贯彻。这是1999年以后，中央政府和市场其他利益主体之间持续进行的一场不公开的角力博弈。
在2000年前后，中国证监会内部专门设置了一个名为“投资者教育中心”的部门，并在中国证监会系统垂直在各派出机构和直属机构都成立了相应的部门。
无限关爱在一身的新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早在正式推出之前，就被广泛地期待为市场上最重要的“健康力量”，对其“稳定市场”之功能热望殷切。1998年以来，每一批基金来到市场，无不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舆论的褒扬，更被视为引入西方成熟市场经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举措。一些公开的说法更称，基金以其相对稳健和守规的操作，对稳定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
许多普通股民都是在这样的宣传中认识了自己与基金的关系：如果你没时间炒股，或者不会投资，可以把钱交给基金经理“打理”，基金投资者可以帮你减少投资风险，却又能取得较好的收益。
2000年，中国证监会提出“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并将其作为改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的重要举措。
为了使证券投资基金真正成为市场发展的主力和受控的市场主体，政府在整顿老基金、发展新基金的同时，对新基金采用了诸多非市场化的优惠措施。
证券投资基金最早享受优惠性政策始于1998年。早在管理层公布将组建两家规范化证券投资基金的同时，就曾宣布过要给予新基金一定的优惠政策。但在1997年11月14日国务院证券委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未有明确说明。1998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证券投资基金配售新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证券投资基金享受新股配售优先权，并对基金新股配售比例作出具体规定。一年以后，中国证监会于1999年11月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投资基金配售新股工作的补充通知》，对基金配售新股政策作出调整。
以上政策规定公开发行量在5000万股以上的新股均按“不低于”公开发行量20%的比例供各基金申请配售。
每只基金一年内用于配售新股的资金比例达到30%。根据调整后的新规定，当时20只新基金一年内用于配售新股的资金上限为124.89亿元。
每只基金一年内所配售的全部新股，占配售新股资金总额50%的部分，可立即上市流通；另外50%部分，自“配售之日”起6个月内不能流通。
证券投资基金享有新股优先配售权的政策，对促进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发展发挥了政府主导的推动作用。但享受优先配售权却产生了两方面的副作用：一是使基金产生了过多的依赖性，削弱了竞争机制；二是使其他证券投资者失去或降低了获利机会，使得受控的机构投资者在一开始就在受控的优越环境内享受有别于市场其他投资者的特殊对待。因此，尽管中国证监会在2000年5月23日取消了证券投资基金优先配售新股政策，但多年以后政府监管部门仍承认：从2000年起，中国证监会提出“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要将其作为改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的重要举措。
2000年10月8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出台。中国基金业开始“新老划断”--逐渐整顿、规范、停止发展所谓老的封闭式基金，大力推动、鼓励、发展所谓新的开放式基金。
就在这“新老交替”的当口，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题为《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的文章，由此引起了中国基金业、证券界乃至整个财经业界，甚至政府监管部门的巨大反响。
从《基金黑幕》总共六个部分的内容来看，该文更主要的是描述了刚刚被政府监管机构委以稳定市场重任、下决心超常规大力发展的新基金及其市场行为的内在黑幕，揭示了这些基金的市场行为与散户追涨杀跌并无不同，与庄家也没有多大差别，表明这些基金并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同时更主要的是，揭示了基金类似庄家的肆无忌惮的违法操作手段，比如对倒、对敲、关联交易、内部交易、高位接货等。
因此，该文引起基金业界的普遍憎恨也就理所当然。同时，政府监管机构也因为舆论的倒逼而走上了一条“大力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道路。
参见尚福林等主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参见《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4年。
《基金黑幕》一文出台的背景
据《财经》杂志报道，2000年6月以后，有三起公开报道的事件引起了该杂志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关注。
一是关于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地震”的报道。6月12日，根据总经理洪磊的提议，嘉实基金管理公司以公司的名义，提请中国证监会审查公司董事王少华的任职资格。过了三天，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召开董事会，王少华获董事长马庆泉授权主持会议，通过了罢免总经理洪磊的决议。这起风波揭示了嘉实基金内部关于投资理念的长期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证券投资基金究竟应当进行长期分散化投资，还是进行重仓短期炒作？
二是6月22日，在全国人大关于《投资基金法》起草的工作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言辞激烈地抨击了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指出“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几家基金联合操纵几只股票，最后把老百姓给套牢”。成思危素被称为“风险投资之父”，上述措辞严厉的指责在次日《中国证券报》头版头条刊出，中小投资者闻之大为震动，而众多证券投资基金则深表不满。
三是8月14日，《中国证券报》发表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投资基金课题组的一份长篇专题报告，题为《四问证券投资基金》。该文的执笔人与课题主持人是金融研究学者王国刚。文章提出四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证券基金本身具有稳定股市的功能吗？”“证券基金本身具有分散股市风险的功能吗？”“证券基金的投资收益一定高于股民投资的平均收益吗？”“发展机构投资者就是发展证券基金吗？”专题研究给出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
正当《财经》关注这些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的“负面”新闻的同时，该杂志记者又获悉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一位监管人员有一份对证券投资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经某种渠道摘要报送到国务院高层，引起极大重视，中国证监会已开始密切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但此份报告的执笔人却因为报告被新闻单位知晓而受到上海证交所的处分。
9月间，《财经》记者专赴上海证交所，了解到正是该所监察部人员赵瑜纲2000年6月27日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理由是“未经批准，擅自将工作中知悉的内部信息外泄他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保密工作条例》。赵瑜纲在记者面前采取回避态度，只是反复强调“那份报告只是我个人做的，并不代表交易所或者监察部的意见”；“我没有外传，是有人不小心……”
虽???没有得到赵本人的合作，但《财经》经过种种曲折，还是拿到了那份在市场中传闻已久但多数人尚未目睹的报告，这份报告由《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两份文件组成，而其中的后者正是后来刊登在10月号《财经》上的封面文章《基金黑幕》所据以分析的主要“原材料”。
在《基金黑幕》发表后的2000年10月16日，大成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在国内三大证券报上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财经》杂志在2000年10月号上所刊登的《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一文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全盘否定，其中有颇多不实之辞和偏颇之论，会严重误导投资者。
由大成、长盛、华安、华夏、国泰、南方、博时、富国、鹏华、嘉实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发表的声明认为，证券投资基金业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其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据了解，10家基金管理公司并不讳言两年试点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坚定地走规范化的道路。
该声明强调《基金黑幕》没有说明该文所依据的资料的正当来源，也无从了解这些资料的真实面目，但就文章引述该资料的分析数据、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来判断，其依据的资料数据采样不准确，研究方法不科学，对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判断与事实严重不符。声明还举例说明该文中的解析性立论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常识。
对文中不负责任地传播基金经理收受利益高位接盘的市场谣言，并使用“黑幕”、“欺骗”、“迷惑”、“误导”等恶意诽谤字眼，声明予以严厉的谴责。声明还说对《基金黑幕》一文作者及《财经》杂志社的行为给中国基金业及10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声誉和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保留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由此可见，《基金黑幕》引起了基金业界巨大反响；也可见得，引起这场震荡的始作俑者--洪磊，将不可避免地被基金业界认定为业内不受欢迎的叛逆者。
截至2000年10月，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共有23家，分别由10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这10家基金管理公司分别为博时公司、华安公司、嘉实公司、南方公司、华夏公司、长盛公司、鹏华公司、国泰公司、大成公司和富国公司。10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分别为裕阳、裕隆、裕元（博时），安顺、安信（华安），泰和（嘉实），开元、天元（南方），兴和、兴华（华夏），同益、同盛（长盛），普惠、普丰（鹏华），金泰、金鑫（国泰），景宏、景福、景阳、景博（大成）和汉盛、汉兴、汉博（富国）。基金规模主要为30亿元、20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四种。其中汉博是2000年10月20日上市的基金，属于富国基金公司管理，该基金是由老基金改组而成，还需进一步扩募。
“基金业的叛逆”主角的传奇经历
洪磊被称为一条“慈祥的鲨鱼”。
进入证券行业前，洪磊在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了10年，负责撰写简报政令。进入嘉实公司前，洪磊曾在北京证管办机构处任处长两年，随后调入北京证券任副总经理，又是两年。在广发证券和北京证券发起设立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后，洪磊于1999年3月出任总经理。
1999年，中国的资本市场理念混沌，黑庄盛行。证券投资基金自1998年上市后，各种投资概念让人眼花缭乱，但共有的行规是：以跑赢大市为成败标准，以重仓坐庄抬高股价，以对倒制造成交量的虚假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