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美国的次债产品危机迅速传递到全世界，并愈演愈烈，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从直接原因看，它是金融产品风险定价的迷失所引起的。雷曼兄弟垮台，其总裁富尔德在国会作证中称，他在整个过程中的决策都是正确的，而且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也是知晓的，无人认为是有问题的。然而，如前所述，每一环节、每一局部的操作得当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错误。系统性错误是1+1＞2的结果。而纠正这一错误，就一定要改善系统。换言之，系统性错误由本系统的性质所决定。依此，由次贷的个别产品的危机扩展成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危机，这一事实表明现在的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缺陷，这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金融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缺少跨国乃至全球性的系统金融监管；第二，在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能反映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
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新安排。这一安排反映了美国崛起的新事实：表现在政治方面，是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联合国体制；表现在经济方面，是以关税贸易总协定组织及其随后演变的WTO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表现在金融方面，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制。
就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内容：美元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制。其核心是以美元为中心，这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美元是全球的结算和支付货币，美元进入各国外汇储备，美联储因此就具有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各国中央银行因此成为从属性的，是即成为维护美元稳定的美联储的执行机构；第二，各国货币通过与美元挂钩，使金融机构的监管事实上置于美国监管政策的统一协调之下，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成为以美元为轴心的被动监管者。显然，在这一体系中，美元的稳定是基础。为了稳定美元，在体系的最初安排中，美元同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也就是期望通过黄金供给量的自然增长稳定美元的币值；期望通过黄金内在平衡机制，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实现被动监管，通过上述期望来保障整个体系的安全。
然而，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设立的那一天起，其内在就存在着一个不可能的矛盾--“特里芬难题”：当美元成为中心货币，美国就必须持续地保持国际收支逆差，至少保持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的某一项逆差，因为只有逆差全球才有美元用于结算和支付，但是美国国际收支或国际收支中某一项的长期持续逆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元的持续贬值，美元就不会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史就是这一“特里芬难题”矛盾的演变史。20世纪四五十年代，基于美元作为全球结算、支付货币的地位，美元的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开始出现逆差，但由于其经常项目仍然有较大顺差，国际收支仍在顺差状态。进入60年代，美国的经常项目开始出现逆差，使整个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美元币值的稳定开始出现问题，境外美元开始向美联储诉求兑换黄金，爆发了美元危机。起初，美联储尚能满足兑换需求，久而久之，随着兑换压力越来越大，美元更依赖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各国央行共同稳定美元的责任，即各国央行通过抛出本国货币买入美元，干预汇市。经过10次大的美元危机后，因特里芬难题的内在规律性，美元难以稳定，各国也难负重任。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开始浮动，美元与黄金开始脱钩，并于1976年以《牙买加协议》的形式正式确认了这一事实。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世界金融体系丧失了稳定机制。一方面，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使美元丧失了稳定的内在基础，使过去的强制性但统一的国际货币政策开始向国别自主但分散的货币政策转变；另一方面，浮动汇率制的实行，出现了汇率波动的风险，在凸显了对这些风险定价的金融机构监管的必要性的同时，却丧失了跨国系统性监管的基础。
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进入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全球金融的决策由集中走向分散。这在增强国际经济的竞争性、提高经济活力的同时，也种下了国与国之间无序性的种子，呼唤着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安排，而发展中国家的呼吁尤为强烈。但是，发达国家出于对自身既定利益保护的短见，却不以为然。美元尽管不是全球唯一的结算、支付货币，但仍然独大。于是故事以其自身的逻辑逐步但顽强地展开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浮动汇率制的流行，汇率风险加大，为进行正常的国际贸易，锁定汇率风险就成为必要。出现了最早的衍生避险工具--远期汇率买卖，而汇率的波动与各国的利率变动息息相关，于是出现了货币掉期，进而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发展复杂的基于利率、汇率及各种波动率的衍生工具。衍生工具的风行不仅为贸易提供了避险工具，而且由于其具有盈利的可能性也为投资商提供了投资工具。各类投资机构，尤其是以养老金为代表的大型投资机构开始涉足这一投资市场，推动了资本的跨国流动，迫使美英等发达国家不得不放松资本管制。这反过来又催发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投资机构的涌现，各种对冲基金层出不穷。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美国和英国相继放松经纪商佣金在内的各种金融管制措施。在英国出现了1996年“金融大爆炸”的激进性改革，在美国1998年则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由此，竞争的压力和高额利润的诱惑以及由此而来的监管放松，原来以中介服务面目出现，以手续费为生的投资银行逐步放弃其传统营生，向对冲基金方向转化；原来以美元为主的商业银行也开始加入其中，开始依靠其资本和网点优势发展的中间业务，成为资本市场中坚力量。30年代大危机所建立起来的分业经营的界限逐渐开始模糊。
在利润的驱动下，人们致力于衍生工具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以布莱克—肖尔斯资产定价模型为代表的风险定价体系【该定价模型的创立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其成为家喻户晓、被世界金融机构遵循的普遍准则。人们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复杂的金融工程技术，使风险定价向概率事件延伸，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成为推波助澜的新动力。其中有三项不能不提。第一，资产证券化。由于包括房贷、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公司贷款、生贷款在内的各种基础资产都可以证券化，壮大了投资品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资产证券化是建立在信托责任基础之上的，而信托中的“破产隔离制度”，可以使利益相关方“不因他人过失而受到损害”，从而备受投资者青睐。第二，包括结构性投资载体【SIV】在内的各种特殊目的机构【SPV】的创设。由于特殊目的机构的广泛采用，使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可进行资产负债表外的业务经营，而不受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这种表外经营是以进入信托状态的证券化资产为基础的融资活动。其融资所得不进入资产负债表，而经营所得却进入管理者的损益表，从而备受金融机构的青睐。第三，债务抵押债券，尤其是信用违约掉期的流行。进入信托状态的证券化资产，与利益相关方的资信状态无关，是相对于“整体信用”的“结构信用”，即结构金融。而债务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又模糊并改变了基础资产本来就不完善的结构风险的特性，使监管者、中介机构和投资者都陷入风险定价的迷失之中。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循环：利润的驱动推动了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又增大了盈利的可能性空间。雪球越滚越大，金融创新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而成为一种自我满足、自我循环的虚拟经济。反映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就是金融股的比重陡然上升，由1980年的5.2%上升为2007年的23.5%，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与此同时，为了满足这种金融自我不断膨胀的需要，发达国家不得不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放松资本管制，在21世纪全球都被卷入到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之中。
在这个故事的展开过程中，失去黄金约束的美元，要求美联储更加谨慎地履行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责，更加努力地维护美元的币值稳定。然而欧元的诞生，挑战了美元的霸权，从根本上动摇了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世界货币的统一性。当美国国内长期财政赤字和居民低储蓄造成经常项目的逆差时，美元大量流出境外，刺激了美元境外资产的膨胀，并导致美元汇率的持续下跌，也使欧元的汇率不断升值。其结果，欧元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债券和票据市场发行增长最快的币种，截止2007年12月欧元在国际债券和货币市场份额已达49%，欧元占世界官方外汇兑储备的比例也从1999年的18%上升到26.5%。于是，在两大国际货币共存的情况下，一个主要货币的扩张导致另一个主要货币的扩张。而美联储却有意无意地利用了黄金约束的放松，肆意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美国经济，致使美元一贬再贬，美元与黄金的比价，由当年的35美元贬值为今天的接近1000美元，40年间贬值了近30倍。反过来也会必然导致欧元内在价值的贬低。
由上，失去约束的弱势美元与失去监管的金融膨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使故事的情节快速展开，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快于全球GDP的增长速度，而国际金融市场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国际金融一体化快于实体经济的全球化。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2002～2007年，各国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大幅飙升，从2.4万亿美元膨胀到6.4万亿美元，五年内扩张了2.67倍；国际债券和票据市场从9.3万亿美元膨胀到22.8万亿美元，5年内扩张了2.45倍；全球对冲基金从不到1万亿美元膨胀到1.9万亿美元，5年内扩张了1.9倍。整个世界进入一个金融资产泛滥的境地，而故事的终篇就成为今天我们所共同面对的金融危机。而在金融危机中，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已有的国际组织那种无力无为、令人失望的表现，又进一步增添故事的悲剧色彩。
痛定思痛，金融危机使人们猛醒，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预示着只有改革全球整个金融体系才能克服和防范，几点共识已逐步形成。
第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需要全球的共同行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只有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内的全球联手的共同救援行动，才能制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
第二，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金融监管实为必要。这不仅需要全球制定统一的金融机构的行为准则，会计标准及监管指引等，而且需要改造现有的国际组织，改善其功能以增加其协调能力。
第三，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必须体现，即必须尊重国际经济格局，并反映这一格局的变化，其中重点在于充分体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第四，金融紧急救援与市场原教旨主义。2008年9月是戏剧化的一月。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度过14个月后终于演变成全面的金融灾难。9月7日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当日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被收购；9月16日美国第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又被政府接管……如同瘟疫蔓延，恐慌的投资者避之不及、纷纷逃离。资金市场借贷利率基准，即伦敦市场隔夜拆借利率急速飚升到历史高点，接近70%，但既是如此，依然由于缺乏相互信任，银行间的短期拆借几乎停滞。整个经济体系由于不能获得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资金，实体经济开始面临严重衰退。无奈之下，美国财政部急就三页纸，抛出了为数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即“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请求国会批准。
然而，接下来的事更具有戏剧性。在金融危机火烧眉毛之际，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却在国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尖锐对立的意见纷至沓来。计划书也由最初的三页纸加长到一百多页，标题也由《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变成《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可还是于9月29日，被国会众议院以205票比228票否决。举步维艰的华尔街再次经历了恐怖的一天，道琼斯指数下跌777.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8.77%。这是198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虽然市场的崩溃最终逼出了共识。10月3日该法案终于获得通过。但法案已增长到400页纸，其中增加了不少限制性的条款，财政部首期可动用的资金也从7000亿美元减为2500亿美元。
抛开美国国会两党政治争斗及其他技术细节不谈，《紧急经济稳定法案》难产的症结在于是否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自肯塔基州的美国共和党参议院邦宁【Tim Bunning】在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这个法案等于美国老老少少每个人都要贡献2300美元的税金去拯救华尔街，是把华尔街的痛楚散布给普通纳税人。这样的行为是金融社会主义，十分不美国”。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瓦解和石油危机的冲击，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沼。人们开始反思美国的经济历程，认为滞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即政府干预经济的恶果。欲拔出泥沼，必先放弃凯恩斯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支配下，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等办法缩小政府开支，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任并鼓励市场的发展。这种基于市场可以自动平衡、可以自我修复的共识，形成了一整套以里根经济学命名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