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纳马拉进入福特公司时的情形，可以用临危受命来形容。当时福特公司濒临破产，而麦克纳马拉从规划部的经理做起，后来兼管财务分析，他运用从哈佛商学院学来的削减成本和控制成本的技巧，首先针对福特行政管理混乱的局面进行改革，并注重新车型的研究与开发，使福特摆脱了在二战结束后濒临崩溃的厄运。可是很奇怪的是，自麦克纳马拉在1968年当上世界银行行长后，他一改世界银行扶持贫困国家的政策，将贷款的用途转向上大项目：建造学校和医院，外加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革。因为只有让贫穷国家上了大项目，西方国家才有利可图。
为此，麦克纳马拉建立了新的系统，专门收集关于潜在的借款国家的信息和资料，以便让世界银行加快贷款申批的速度。为了筹集增加贷款额所需要的资金，麦克纳马拉命令财务总管尤金·罗特伯格到西方世界（此前世界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以外的国家，去寻求新的资金来源。罗特伯格便利用全球债券市场大幅上扬来为世界银行获取新的资金。随着扶贫贷款工程的迅速崛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疯狂增长，它们可说是越扶越贫。庞大的债务使这些国家被卡住了脖子，动弹不得。更可怕的是从1976年到1980年，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年均增长率为20%，这些穷国只能像奴隶一样，听任富裕国家摆布。
世界银行由少数经济强国进行内部治理、缺乏透明度的管理方式，引起贫穷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一世界金融体系既不公平，也不民主。既然它不公平、不民主，那它是否可以重新建立呢？答案很简单，不能！因为美国不同意。美国有权说“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展而来，成员国投票的学问很大。世界各国将根据其在世界银行中所占的股份得到相应的加权票，美国自己就拥有16%的投票权。在遇到重大事项的表决时，美国的优势地位相当明显。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与其他国家联手，把投票权加在一起，以便超过美国16%的投票权，从而掌握主动？还是不行！世界银行的宪章里有一条规定：但凡遇到重大的事项，比如修订章程，其必须以85%以上的票数获得通过。哪怕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通通联合起来也没有用，美国仅凭一票便能否决其他国家的建议。这就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奥妙所在。贫穷国家只有被任意宰割的份儿！
但是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为了抵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霸道的做法，南美洲的7个国家成立了南方银行（Bank of the South），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国在那一地区的影响力。
认清了世界银行的本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盛的常务董事做了世界银行行长（这两个机构的共同目的是掠夺他国财富，控制世界经济）。佐利克可谓久经沙场，在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之前曾担任过多个政府要职，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负责为美国总统制定贸易政策，代表美国政府进行双边或多边的贸易谈判）、美国副国务卿（负责外交事务），是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佐利克在2009年6月举行的北美经济论坛上，被记者追问中国是否打算减少购买美国国债。佐利克一听就立刻警告说：“中国采取的任何单方面的突然行动，都可能导致脆弱的全球金融体系进一步恶化。”（他蛮横的态度无异于强盗，或者说他所代表的金融霸权就是强盗。）
佐利克还怕自己讲得不够明白，接着补充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中国今后可能会朝外汇储备多样化方向发展，但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对维持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非常敏感，因此它不能那样做（即不购买美国债券）。除非你不买入美元，如果你买入美元，你就必定持有美元证券。所以这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共生的关系……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有人推行保护主义，不管其表现在哪方面，或者如果有人对金融市场产生疑问，那么这些因素都能使不稳定的局势变得更糟糕。”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佐利克极力捍卫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他对这一用心毫不掩饰。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被绑架了，因此中国想买（美国的债券）也得买，不想买也得买，没有第二条路，中国必须借钱给美国；全球经济的恢复必须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美元疲弱，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额便会下降，从而给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中国手中的资产--美国债券会由于美元疲软而贬值）。
西方国家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因此身为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根本无视他国的利益，他利用世界银行行长的身份在全球制造舆论，而他维护的只是美国的利益，更准确地说，是金融霸权的利益。
GDP的副作用
西方国家通过强调GDP增长率来实施它们的阴谋，而这一有着很大缺陷的指标，长期以来竟被各国当成衡量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由此，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过于重视GDP增长率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GDP的高速增长被普遍视为有益和必要的，增速越高越好，各国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使全人类面临一种危险的生存环境，还向全球市场发出了影响范围广泛的错误信号，包括价格。因为价格的制定并没有将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计算在内，也没有考虑民众的教育程度以及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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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角度来看，随着GDP的增长，环境受破坏的程度肯定随之加深，这一关系隐含在简单而确定的事实中--衡量GDP的标准，便是消费的增长。说得透彻点，GDP是造成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西方国家通过鼓吹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已使中国变成了全球的垃圾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湿地正在迅速消失，入侵物种也在制造更大的危害，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6.5%。最可怕的是中国有太多的牛羊，追逐着太少的草原，这是中国北部、西部省份的植被被毁坏和土地沙化的根本原因。比如在相同规模的牧场上，美国仅有900万头羊，中国却有3.66亿头羊，过度砍伐、过度耕种和过度放牧，令土壤的质量变得极差，30%的土地受到沙漠化的威胁，4亿人的健康无法得到保障，中国每年因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亿美元。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沙漠化的土地只有1560公顷，到了千禧年，这一数量几乎翻了一倍，达到3600公顷。再过50年，中国北部和西部将有2.4万个村庄被流沙埋没，逼迫人们离开故土，远走他乡。而来自荒漠的沙尘和狂风将席卷全中国，甚至逼近洛杉矶。过去几年中频繁出现的沙尘暴，已充分证实中国的土地沙漠化的严重程度。
不仅土地和森林的状况如此，而且近年来，中国的水资源也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中国将41%的工业废水倾倒进长江，黄河每年都有一小部分河段干涸，许多城市的含水层遭到污染，致使30%的水资源无法用来浇灌农田，烟囱里吐出的黑烟也日夜影响着中国百姓的健康。全世界20个污染严重的城市中，就有16个在中国，北京空气中的尘埃粒子含量是纽约的6倍。中国遭受污染及干涸的河流湖泊的比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倍，在近1/3的主要河流的河段里，鱼类无法再繁衍生存。
中国的“母亲河”长江，正在重复英国泰晤士河曾经历的悲剧：数亿吨沿岸泥沙被河水冲走，古森林急剧减少；长江中的白鳍豚、中华鲟、刀鱼、鲥鱼已趋于灭绝；长江遭受污染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她的生命力正在消失。
由于发展石化产业可以带动GDP的大幅增长，因此大量化工项目沿长江两岸上马了。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1万个化工企业的“三废”排放情况进行的统计表明：在1999年，化工废水排放量占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32.3%，居第一位；石油类污染物、氰化物、挥发酚、硫化物和砷的排放量居第一位；化工行业产生的危险废物也高居首位。沿江城市共有500余个取水口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生活在长江边的人缺乏饮用水的现象普遍存在，人民的健康受到威胁，癌症患者越来越多。
事实上，长期以来，传统的经济活动从早期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总是忽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成本，而大自然对人类“报复”的后果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我们只要回头看一看英国的泰晤士河曾经历过什么，就可以预测中国将要为GDP增长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中河水清澈，鱼虾成群，河面上飞鸟翱翔，它被誉为英国的“母亲河”。伦敦居民2/3的饮用水都是从泰晤士河中取来的。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无数工厂沿河而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便大量地流入泰晤士河，造成水质严重恶化。加上沿岸的垃圾污物堆积如山，泰晤士河成了伦敦的一条排污明沟。
当时英国政府修建了拦截式的地下排污系统，还开凿了与泰晤士河平行的下水道。这套系统对伦敦的污染现象起到了遏制作用，不过把市区的污染问题转移到了泰晤士河下游的河口处。于是，英国政府又斥资在河口处建造了污水仓库，把污水存储起来，等退潮时，再将污水排入河流。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伦敦人口的激增，泰晤士河河水中的含氧量几乎为零，鱼类几近绝迹。美丽的泰晤士河变成了一条“死河”。从60年代起，英国政府通过立法，对直接向泰晤士河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做法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经过20多年的艰苦整治，英国政府耗资20亿英镑，终于又使“沉寂”了150年的“死河”焕然一新，变成世界上最洁净的城市水道之一，河水中的鱼类已恢复到100余种。但整治的代价何其高昂！英国的政治家约翰·伯恩斯曾说过，泰晤士河是世界上最美的河流，“因为它是一部流动的历史”。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669座城市中，缺乏水资源的城市竟然有400座，而且在32个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城市长期面临缺水的困扰。被誉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正在受到植被遭破坏、湿地已退化的威胁；西南部的冰川已减少了近1/5，将影响几千万中国人的淡水饮用。目前中国面临水土流失的区域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亿吨。严重的水土流失已导致土地退化、草场沙化和生态恶化。
如果世界各国继续以GDP为指针进行发展，全球的缺水问题就将更突出。现在全球每3人中就有一人缺少饮用水，水资源的缺乏，影响了世界上20%的人口和30个国家；到2025年，全球就将有30%的人口、约50个国家面临缺水危机；如果人类还不懂得节制，只要GDP而不要生存环境，那么到2050年，全球将会有1/5的人口苦于严重缺水，有32亿人因缺水而没有食物。霍乱、疟疾将再度在各个国家肆虐，到时全球将出现大规模的物种灭绝，近1/3的人口会因缺水而变成难民。现在已到了决定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很不幸，中国已被联合国列为全球13个缺水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4。为了追求GDP的增长而牺牲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和生存环境，那岂不是会让我们失去发展的根基？
中国应该取掉GDP这个紧箍咒！有益的做法是，彻底摆脱金融霸权布下的网络，抵制华尔街提前消费、信贷消费的模式，回归简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找回人与人之间最单纯、最可贵的信任与互助情怀，从而使人们不再追求奢华，这个社会不再是物欲横流。
拒绝高利贷
中国的传统向来就提倡量入为出，开源节流，积少成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过日子，一直是遵循这些古老的传统。可现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受到美国的巨大影响，华尔街以不劳而获为诱饵，使广大民众放弃储蓄，这样一来，“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信贷消费模式在中国也大行其道--人们纷纷贷款买房、买车。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华尔街之所以推出信贷消费的模式，就是为了扭曲真实的供求关系，以达到掠夺公众财富的目的。“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样的说法听上去非常诱人，因此能够诱惑广大民众纷纷去追求奢华的物质享受，其结果却往往是，人们用明天的钱来制造今天的泡沫，这样一来，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换来奢侈的“享受”（人们要借款购物就必须付利息）。而信用卡消费更是令华尔街的信贷消费模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今天的美国，华尔街鼓励的提前消费、信贷消费的模式造成的后果是，不但政府欠着巨额债务，而且普通老百姓也大量举债。因此，美国民众对邮箱里不断出现的信用卡已习以为常，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离不开信用卡，并且非常乐于享受“一卡在手，走遍天下”的便利。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信用卡也不例外。试想一下，一张小小的塑料卡，既能起到金钱的作用，有时还可替代身份证。对于懂得善用它的人来说，它就处处是优点；如果你对它使用不当，那它带来的麻烦也不断。说得夸张一点，掉进信用卡陷阱的人要想逃脱，那真是难上加难！
所以，对待自己收到的预先核准的信用卡，美国人的处理方式也因人而异。那些曾经的购物狂会拿起剪刀狠狠地将其拦腰剪断，然后马上扔进垃圾桶；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就会兴高采烈地拨通发卡机构的电话，要求立刻使其生效以便于自己使用；有些人既不懊恼也不高兴，而是将卡随手一丢，过不了几天也就把它忘了。不管怎样，信用卡已经为人熟知，但大家是否想过信用卡是如何发明的？它怎样走进千家万户，又如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消费习惯？
信用卡的陷阱
信用卡，其实就是一种信贷。credit（信用）一词来自拉丁文，是“信任”的意思。3000多年前，信贷在亚述地区（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首次被使用；到了14世纪，由于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经济的发展，汇票，即钞票的前身出现了。那时，债务大多是以1/3的现金和2/3的汇票结算的，使用纸币已是17世纪之后的事了。
当人类的商业活动发展到18世纪，一种新兴的职业--推销员诞生了。早期的推销员主要是出现在服装店内，他们以推销服装换取微薄的周薪。为了方便记录或计算客户购买商品的数量，以及其付款和赊账的数额，推销员在买卖过程中就用符节（tally）的正面来记录赊账数额，并用另一面来记录付款的数额。于是，推销员的英文说法tallyman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叶，后来才改为sales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