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则日记中，卡夫卡谈到了自己的母系亲属。他写道："我的名字，希伯来语叫做阿姆雷尔，和我的外曾祖父（亚当波利亚斯）相同。他留有长长的白胡子，据母亲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博学者。外祖父去世时，我的母亲只有六岁，她记得当时她曾攥住外曾祖父的脚趾头，哀求他宽恕她在他面前犯下的所有过错"。尤莉的母亲以斯帖略维在２８岁那年患斑疹伤寒去世了，撇下了３岁的尤莉和她的三个兄弟。由于女儿去世，尤莉的外祖母"变得郁郁寡欢，不思茶饭，终日沉默寡言"。尤莉的母亲去世一年后，有一次，她独自出门散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在易北河发现了她的尸体。妻子去世后，尤莉的父亲不久就再婚了，第二个妻子后来生下两个男孩，很可能是这场快速的婚姻促成了尤莉的外祖母的自杀。
卡夫卡的几位舅舅给他带去了创作的灵感，我们在以后会发现，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他的小说《失踪者》当中。阿尔弗莱德舅舅是西班牙铁路局局长（这大概是他脱离犹太教的原因）；齐格弗里德舅舅（尤莉的异母弟弟）最受卡夫卡喜爱，他是托雷伊斯的乡村医生；鲁道尔夫舅舅（同他的异母哥哥阿尔弗莱德一样，也是个鳏夫）是酿酒厂的记账员，他改信了天主教，行为相当古怪，但是比起他自己的舅舅内森，他还算正常。尤莉把内森称作是"疯子舅舅"。赫尔曼卡夫卡常拿鲁道尔夫为例来教训儿子，每当卡夫卡"干了某件显而易见的蠢事"，他就会大骂："活脱脱一个鲁道尔夫！"在赫尔曼看来，鲁道尔夫是一个："十足可笑，让人弄不明白，过于慷慨，过于谦让，性格孤僻而又多嘴多舌的人"。由于父亲常拿他和鲁道尔夫舅舅做比较，卡夫卡渐渐觉得自己的过失是"先天性的"，尽管他和鲁道尔夫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父亲的咒骂"至少使我开始模仿这位舅舅"。
弗朗兹卡夫卡清楚地看到了卡夫卡家族和略维家族的区别。这似乎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劳伦斯风格的故事：父亲粗暴而野蛮，母亲敏感而风雅，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孩子只同母亲亲近。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赫尔曼卡夫卡自然不是好学之人，他的文化生活仅限于在晚饭后打打扑克，他的残暴和粗野令他的儿子极为反感。至于尤莉，尽管她对儿子满怀善意，但她从来不能写作对她的儿子来说是一项神圣的天职。在她看来，写作多多少少是一种无害的"消遣"。马克斯布洛德这样写道："弗朗兹的妈妈非常爱他，但她完全不知道她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他需要什么。文学是"消遣"！我的上帝！就好像文学不在无时无刻地吞噬着我们这些甘为祭品的人的内心。弗朗兹卡夫卡常常同我谈起这一点。如果完全缺少理解，就算有世界上全部的爱都毫无用处。"
父母和孩子之间缺乏相互理解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当然，公平地说，年幼的卡夫卡一定是个难缠的孩子）。首先是生意上的事，它们占用了赫尔曼和尤莉的全部精力，使他们很少有时间追求知性生活，更没有时间关注儿子的文学之梦。其次是父母双方经历的童年时代。确切地说，他们都不曾有过童年。赫尔曼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工作了，尤莉五岁时父亲再婚，她不得不照看三个弟弟和两个同父异母弟弟。这种家庭的生活模式是艰难而紧张的，父母很少有空闲时间学习今天人们所谓的"教育技巧"。卡夫卡在３０多岁时写了著名的《给父亲的信》（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Ｆａｔｈｅｒ），长篇大论地对父亲的冷漠进行了激烈的控告，指出父亲是造成自己与生活格格不入的元凶。我们会在后面的部分详细提到这封信，这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不过即使寄出了，信中谴责的话语也不大可能戳破赫尔曼卡夫卡身上那层坚硬的兽皮。父母和儿子之间无法交流。卡夫卡曾写道："我一直把我的父母当作我的迫害者。"他对家庭生活充满了恐惧：
我没法和人们在一起生活；我对我所有的亲人们充满憎恨，不是因为他们邪恶，也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好……而仅仅是因为我必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正是我不能忍受共同生活的理由……公允地说，我喜爱所有的人，但这种喜爱并不够，考虑到身体的需要，与其住在那个夹在父母的卧室和客厅之间的房间里，我宁愿生活在沙漠里、森林里、荒岛上，那样我反而会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