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学上的谈论给卡夫卡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乐趣，他每天测七次体温，并记下结果；他总是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阳光灿烂的阳台上："我在靠背椅上迷迷糊糊地一坐几个小时，就像我的祖父母当初那般模样，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们那幅样子常常让我大为惊奇。
３月初，卡夫卡的病假快要到期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很糟糕："我从来不曾这样厉害地咳嗽，这样严重地感觉呼吸困难，也从来不曾这样虚弱无力"。他认为自己应该离开马特利阿里，因为他在一个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天气变暖了，他终于可以在阳台上和森林的帐篷里做裸体日光浴了。他甚至很不情愿地同意吃肉（他觉得吃肉会使痔疮恶化）。他总结说，过去没有和肺病患者住在一起是错误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种病"。他告诉奥特拉（奥特拉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她在了解米伦娜和卡夫卡的恋爱给他带来的严重伤害后，警告他远离女人），和其他病人住在一起的一个好处是"人们会更加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疾病"。卡夫卡让奥特拉把自己的几本书寄给克洛普施托克--柏拉图的《会饮》，霍夫曼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以及布洛德的一部小说。克洛普施托克收到这些书时激动不已。
然而，返回布拉格的日期越来越近了，这给卡夫卡那无精打采的生活投射了阴影。卡夫卡曾经一次次地梦想过辞职去巴基斯坦，眼下这个梦想再度死灰复燃了，但他向奥特拉承认，这些都是"梦话"。他明白有些东西是生活的保证，是他无法放弃的："对我来说，保险公司的工作是张羽绒铺就的床，既温暖又沉重。如果我从其中爬出去，我会立刻着凉；这个世界并不热情。"此时，马特利阿里山上的春天刚刚来到，到处都是春意盎然，是否返回布拉格成了一个两难的抉择。"但我厌倦了请假，厌倦了对准假表示感激"。虽然医生说他的病不具有传染性，但他还是担心，在城市里，"没有一个人完全健康"，传染也许仍然有可能发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大愿意返回我的巢穴中去，那里到处都是张着嘴的小鸟，他们随时可能吞入我散布的病毒。"
马特利阿里的医生比卡夫卡要强硬得多，他警告卡夫卡：如果返回布拉格，他将"彻底崩溃"。最后，卡夫卡下定决心再次申请延长病假。由于余下的时间太短了，他根本没有充分的时间按照正常的手续提出申请，因此，这就更像是一次"无礼的敲诈"，强迫保险公司答应延长休假时间。卡夫卡委托布洛德带着医生开出的一份医院证明材料去保险公司。卡夫卡对自己病休一直深感内疚，因此起初他仅仅希望能延长两个月的病假，并做好了减薪的准备，但"我还是希望他们再等一段时间再批准我退休"。卡夫卡说，保险公司的经理是一个"善良的、好心肠的人"，不过这位经理也可能怀有某种政治目的，因为他以后就可以对那些说德语的人夸口：他"曾亲切地对待他们中的同胞，而且那不过是个犹太人。"卡夫卡承认，他被经理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打动了，并且"通过他第一次感受到富有生命力的捷克口语"。卡夫卡告诉布洛德别忘了向经理提到这一点，这表明卡夫卡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公务员。最后，有孕在身的奥特拉悄悄地去见了保险公司的经理，为卡夫卡争取到两个月的额外假期。
卡夫卡本来计划转到波利安卡的一所疗养院，这家疗养院同样位于群山之中，是古尔医生开办的，但最终他还是留在了马特利阿里。他听从了舅舅齐格菲尔德的建议，后者建议他做些适当的园艺工作，那会比终日无所事事更有利于身体恢复。尽管如此，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实际上，从３月底到４月初，他发高烧，还得了肠炎，病得很严重。
续补的病休时间于５月２０日到期，但然后怎么样呢？卡夫卡不得不再次递交希望延长病假的请求，５月１３日，他的假期又延长了三个月，这样他可以一直病休到８月２０日。卡夫卡给他的经理写信解释说，他的病情几乎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但也许是因为这里天气不错，他很少发烧，也不经常咳嗽。保险公司一再延长卡夫卡的假期，这一点充分表明了公司对他是非常重视的。卡夫卡自己说，这"纯粹是一种施舍，接受这种施舍是我的耻辱"。他告诉布洛德他眼下有三个愿望："尽可能恢复健康"，去"南方某个陌生的国度"（不一定是巴勒斯坦），学"一门普通的手艺"。当然，这三个愿望一个都没有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