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几封信中（这几封信为两人爱情的坟墓添上了最后几黄土），米伦娜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可以归入卡夫卡同女人交往的一长串的失败当中。卡夫卡说："我只能是这个样子，只能过这种生活。"他觉得惩罚就在眼前，"我的良心已经变得这般清醒"。但他又觉得，米伦娜或许是与众不同的："人们会因为他自己和你的缘故对你讲真话，对你说那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实际上，人们能从你那里明白他自己的真相。"然而，真相却是，他们不能在一起。卡夫卡意识到这一点，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所折磨--他承认，他总用"沉重"来描述自己的状况--但他并不责怪米伦娜："我生活在污秽里，这是我的事……可怕之处在于……通过你，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污秽"。似乎是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他对自己的惩罚，卡夫卡在信纸上为米伦娜画了一幅表现主义的绘画，画上一个男人被一种刑具扯成了两半，发明这种刑具的人漫不经心地站在一旁看着。两个星期后，他写信问米伦娜："我们难道不是一些可怜的叫人发笑的人吗？"
１９２０年秋天，卡夫卡和米伦娜继续通信，不过这些信不再像情书，而更像是卡夫卡向一个善解人意的人倾诉内心的苦楚。实际上，无论是米伦娜，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理解问题所在。"假如你把它看作疾病，你就试着这样理解吧"，但他并不认为精神分析学已经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揭示了这类疾病："我把精神分析学中的治疗学视为一种不可救药的错误。"卡夫卡很久以前就承认弗洛伊德学说对《判决》的影响，他还对奥地利的另一位精神分析学者奥托格劳斯（１８７７～１９１９）很感兴趣，格劳斯是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随者之一，１９１７年７月２３日卡夫卡在马克斯布洛德家中的一次聚会上结识了他。在这次聚会中，格劳斯提议创办一份名叫《权力欲的抑制》的杂志。格劳斯本人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他吸毒成瘾，他的父亲曾为此把他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格劳斯可能促成了卡夫卡写作《给父亲的信》：他倡导以革命的方式对抗父权，以母亲的权力取代父亲的权力。卡夫卡虽然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但他觉得用心理分析学的方式解释宗教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它是人的本质中固有的东西，他不同意仅仅把它说成是一种能够被"治愈"的病症："这一切所谓疾病的东西（尽管看上去如此悲惨），实际上是信仰的问题，是危难中的灵魂在一片母亲般的土壤上寻求栖居之地的问题。"与精神分析学相比，卡夫卡个人的理论显得简单明白。他让米伦娜设想三个圆圈，最里面的圆圈是Ａ，依次向外是Ｂ和Ｃ。Ａ向Ｂ解释为什么Ｂ必须折磨自己、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他必须放弃，以及为什么不能活下去。Ｃ是行动者，得不到任何解释；他只是从Ｂ那里接受命令，然后在压力下行动，惊恐地直冒冷汗。"因此，Ｃ的行动是出于恐惧而非理解，它相信Ａ把一切都向Ｂ解释清楚了，同时Ｂ正确地理解和转达了一切。"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布拉格反犹太主义运动重新爆发，这是在推翻了古老的奥匈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丑陋的一面，在这场运动中起很大煽动作用的是反犹太的农民党下属的捷克报纸。尽管卡夫卡很少在日记或信件中谈到外部的政治事件，但他关于犹太人的思考无疑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影响。他对米伦娜说，他是一个最典型的西欧犹太人："说得夸张一些，我没有获得哪怕一秒钟的赠予，我的一切都不是靠赠予获得的，一切都必须靠努力争取，不单单眼下和今后如此，就连过去也是一样。有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继承而轻松获得，而我却必须去争取才行，这可能是最艰苦的工作"。从这些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在卡夫卡和世界的关系中，他的犹太人意识占据了中心地位。无论卡夫卡曾对犹太教或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行过多么激烈的抨击，在他看来，把整个世界扛在肩上的任务都过于重大了，他没有力量完成："靠我自己我走不了想走的路。"就像每次上街散步时，他都得梳洗一番，此外还要"缝衣服、做鞋子、做帽子"等等，结果到了街上他却"在爱森路上碰上了一伙暴民，他们追逐着辱骂犹太人。"他沉醉在一种信天由命的平静中。米伦娜在信中说："他是在我这里垮掉的"，卡夫卡则说这句话彻头彻尾地错了。但这也并非他的过错："我的归宿是最寂静的寂静，这才与我相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