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１３日，卡夫卡去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一切和去美兰之前没什么两样："病菌仍然生气勃勃地盘踞在左肺叶尖上"。医生对检查结果非常失望，并说卡夫卡的体重没有增加，如果到秋天病情仍未好转，就要给他打针了，卡夫卡却认为目前的结果已经相当不错了。他觉得他需要的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安静，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安。"很清楚，米伦娜不愿意像卡夫卡要求的那样来布拉格。但他相信她："直到最近，我一直认为我忍受不了生活，忍受不了任何人，而我为此十分羞愧，你现在却向我证实了：对我来说那不可忍受的东西不是生活"。尽管如此，米伦娜不在身边，他还是常常心神不安，无法入睡，恐惧"弄得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我什么人也没有，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恐惧，它整夜整夜地和我死死纠缠在一起……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所有的（当然它也是属于我个人的，而且就这点而言是十分可怕的）--它同时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卡夫卡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恐惧"这个词，除了以往的焦虑，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意味着害怕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事--不过也可能是害怕扰乱另一个人的生活。
卡夫卡不得不去布拉格市政厅参加奥特拉和约瑟夫大卫的婚礼--纽扣眼里插着香桃木，在婚宴上坐在约瑟夫的两个姐妹中间--这些都让他深深地思念起米伦娜来："和你在一起生活将是多么轻松啊"。卡夫卡越是坚持要米伦娜离开布拉格，他们的关系就越紧张，两人的差异也就越是清晰地表现出来。米伦娜并不像卡夫卡想像的那样，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自己的丈夫。尽管卡夫卡也在信上说，如果她来布拉格将会是"放弃整个世界，屈尊到我身边"，但这些信里并没有给菲利斯的信中那种自我贬低的调子。他仍然坚持，他对生活的恐惧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平息："我不知道这种恐惧的内在规律，只知道它用手扼住了我的咽喉，这才是我所经历过的、或所能经历到的最可怕的事"。而结果就是："我们俩现在都结婚了，你在维也纳，我在布拉格同我的恐惧在一起。"
卡夫卡回到保险公司上班（他自称在办公室里除了处理积压文件之外，他几乎什么都不做）后的第一个月，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米伦娜不会离开她的丈夫。"这样我们就彻底分手了，米伦娜，"他在７月底写道："似乎我们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你应该到这儿来，使你的脸尽可能贴近我。当然还有死的愿望，舒服地死去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米伦娜当时似乎也在生病（她似乎曾向卡夫卡提到过她咳血），但一般来说，她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而且她正在和卡夫卡谈恋爱，因此，所谓"死的愿望"大概有点夸张。另一方面，卡夫卡也许低估了米伦娜放弃维也纳生活的难度，忽视了她的独立精神。一个拥有这种精神的人，未必会把平息卡夫卡那独特的恐惧看成是自己的天职--卡夫卡习惯称她是他的"救世主"。同时，卡夫卡在行动上也同样受到限制，他说他不能去维也纳。他试着使米伦娜理解，办公室"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老朽而愚蠢的机构……而是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活，我不能摆脱它，尽管这个主意似乎也不错……在工作中我可以敷衍了事，不像其他人那样苦干（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可以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我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可以平静地接受一个职员所能得到的最佳待遇"，但是，他不能向公司撒谎，借故去维也纳看她。保险公司同他的小学、大学和家庭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管我在哪里，他都用他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我，我不知怎么会和这个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他对我来说比那些现在开着车穿过环形广场的人更陌生。"不过，他承认，离开父母身边对他是有好处的。他嘲笑自己所谓同父亲的斗争从本质上说是十分胆怯的："一个在马拉松竞赛中奋斗，一个在餐厅里吃饭"。卡夫卡和米伦娜之间这种根本的冲突不会有回旋的余地。最后，卡夫卡做了让步，他去办了护照，以备不时之需。８月初，两人打算在边境城市格蒙德（格蒙德火车站在捷克境内，格蒙德市则属于奥地利）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