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所谓“新锐”，一曰“新”，文丛的五位作者，全部都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二曰“锐”，开林、鸿伏、立杨、徐鲁诸兄，从文多年，早已显露出他们各自的锋芒，也许他们还没有像前辈大师那样引起读书界足够的重视，但是当文学史的接力棒传递到这一代人手里的时候，他们注定会以不俗的姿态浮出水面，而我借策划丛书的机缘跻身其列，侥幸也罢，充数也罢，在我，却是一种难得的荣幸。
多少老辈文人曾感喟当今之世风日下，说起来，他们还是幸运的。他们的文学晚景许是凄凉了些，但他们毕竟拥有过风靡的读者，他们的名字，至少在同时代人心中，还是灼烫的。而在世纪之末，以文学为终生事业的才子们则被当成不可思议的怪物看待。不错，他们本是“天之骄子”，却偏偏选定了一条满是荆丛的荒僻寂寞之途。正如立杨兄在一段文字中所云：“最不堪的是时代的凄风苦雨中，鸡鸣不已，那些通方乏术的文人，秉性落落寡合，生活单调苍白，牵萝补屋，聊存其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在这样的境况中，仍然关怀民族文化的发展建立，关心人类和自身精神荒原的灌溉，独守一盏孤灯，形同槁木，而心并未如死灰，蝉抱被人讥为竹头木屑的读书写作，每念及此，心情久久不能自释。”在这特殊的年代里，文学，成了一爿试纸，不仅测试出他们的勇气和韧性，更考验出他们超拔的人格力量。
年轻的新锐们果然不辱使命。周遭的冷漠不曾妨碍他们写出奇崛的力作。一委九四年以来，以徐坤、陈染、林白、毕飞宇、邱华栋等为代表的小说新生代受到舆论的关注，其实散文新生代的漂流，比他们还久远些许。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起伏涨落的校园，为散文新生代提供了游牧思想的最初牧场。从八十年代以来颇有影响的几种校园散文选本中，不难看出本文丛几位作家都曾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我看来，他们文字的真正成熟乃是在走入社会之后。他们站立在人生的湍流中，面临的是文化的逆境，体味的是生命的苍茫。当流行趣味试图吞噬不群的灵魂，更适于作商人的编辑们苦心孤诣剟砍这些不合规矩的枝桠，他们却心甘情愿去做那“时间深处的孤灯”，照亮世人心灵的死角。实际上不是我在“主编”这套文丛时将他们遴选出来，是时间的流水，冲走了泥沙，将真金留下。他们涵天负地的情怀，和他们沉雄磅礴的健笔，使他们成为新一代散文家的集大成者。
对于他们的散文成就，徐迟、林非、刘绍棠、李元洛、刘心武、贾平凹、唐达成、古继堂等作家、评论家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倘若认真读过这些新锐们的作品，读者自会明了，这些评说绝非出于长者的宽容、挚交的偏爱或者一种无法推辞的客套，相反，那是新锐们笔下灵动的文字，在他们心底唤起的一种深刻的共鸣。这些文字的共同特征是对文化的关心和对灵魂的拷问，这些对于人类生存本质问题的思考，正是本丛书力图弘扬的，当然，他们并不与余秋雨、张承志、张炜们雷同，他们有着这一代人特有的心灵轨迹和思维方式。他们博识却不卖弄，灵智却审慎，富于激情却落笔冷静，他们的作品常常“给人以醍醐灌顶、害然而醒的点化”（唐达成语）。
在人文空气越来越稀薄的生命高原上，有人发出了“红旗倒底还能打多久”的疑问。所谓：“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清·魏源《默觚·治篇二》）恶劣的环境对于塑造不屈的灵魂是有好处的。如果读者们能从这套文丛中瞥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在新一代文人身上的一些投影，我们的辛苦也算没有白费。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日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