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着种种猜测，最早有人认为中国将会以香港为模式进行改革，未来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香港；后来有人认为中国的楷模应该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社会更加和谐、新加坡的经济能力也更体现了儒文化的智慧；这之后又有人纠正为中国实际上是在以韩国为榜样，因为现在来看，韩国的社会是整个儒家文明中最好的，中国有可能回归儒家社会；最后，很多人发现无论香港、新加坡还是韩国都太小了，根本不能堪称为中国这样庞大国家的典范，所以，甚至有人认为日本、美国才是中国另一模式。到底中国未来是一个什么模式的国家呢？
无论情愿与否，日本的确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日本曾向我们学习了2000年，难道我们就不能向昔日的学生请教20年吗？关键是，我们要想构筑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文明就必须向所有人请教，但不是只有日本这种模式是我们要研究的，而是应该包括日本、美国、欧洲、甚至非洲国家所有的模式都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因为只有博采众长才能成功——日本正是向打破他们闭关自守的美国人学习才崛起的。
如前所说，国家实力是由武力、财富和知识这三种要素构成的，并且从古代到现代如果仔细观察人类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时就会发现，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变，三要素的比重就在不久前武力还是占有大比例的，但现在人们已经看到的变化是，在逐渐由武力转向财富，而现代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又使其重心开始逐渐向知识转变。这也就是托夫勒所说的实力重心转变。
这实际上是说出了人类社会不断出现权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古埃及是人类最早的王朝，但它没有对国家统治和社会变革进行观察和思考，因而失去了进入封建统治状态的资格；西欧小国在三大帝国鼎立的格局之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们领先一步掌握了工业技术，而不是继续谋求封建状态的稳定；美国改写了巴黎和会后的国际格局也是因为它从立国之初就奠定了以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状态，尤其是科研和迅速的成果工业化生产，加上它的地理优势和投机性地参与两次世界大战，这创造了人类财富的空前转移。从武力的较量到财富的较量，现在则是到了从财富较量到知识较量的转变时期，如果说有预言的话，那么可以说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拥有了掌握又一次权力转移的主动权。
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对工业革命怎样改变世界格局作了生动叙述：“那些拥有新工厂、原料、铁路或银行的人住在豪宅里，他们的工人则住在肮脏泥泞小道旁简陋阴暗的小房子里。工厂里上了年纪的工人和童工为了每天的一点点口粮而从早到晚地劳动。”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国现在的改革要做的不是再次简单重复这一过程，而是要在超越的水平上来作资本的积累。因为现在对经济学的掌握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新经济是一种以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为核心的一种经济状态，这有利于中国人。别忘了前面说过的，中国人掌握着美国的知识。
冷战结束后，政治风云在干扰世界经济的行为中迅速减少，这使得世界经济在短短几年中就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现在世界的经济状态就可以看出，世界又明显出现了两种新的体制——当然这和冷战中美国和前苏联各坚持一种经济体制不可同日而语。一种是美国，它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以互联网为经典性发展途径，在信息经济方面取得非凡的发展；另一种是中国，简单看起来，中国还是在以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为发展的基础，占领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看起来，美国掌握着世界经济的最高端，而中国则掌握着世界经济的最低端，正好处于相对的两极，但很明显，中国正在向更高层次步步逼近，如中国联想集团收购了IBM部分业务、中国开始向世界各地投资等，这都显示中国肯定不满足于仅仅充当利润微薄的工厂角色。
未来中国如何发展，无需太多的夸夸其谈，仅仅列举一下日本昔日和目前正在做的事上就可以得到启示。
国家间的竞争在根本上表现为思想的竞争，思想的竞争又是表现在社会的三个主要领域的竞争，即知识、财富和武力。我们知道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网络，财富与知识的关系可以说是矛盾的一对，具有对立统一性。这种辩证关系并非源于冷战思维中的意识形态竞争，而是科学的定义。
在数千年的文明中，日本一直被看作是中华文明中的附属文明，本身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微不足道。但现代日本希望改变这一历史定势，当然，以国家实力论，日本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是一直领先于中国，但作为历史中的文明大国，日本是一个既有中华文明传统思想的国家，也是一个深刻接受了西方现代法律和政治思想的国家，这是明治维新和麦克阿瑟改革两次改革的结果。日本希望的是像引领欧洲近现代革命的英国一样，成为未来历史中引领东亚的国家，并最终实现类似大英帝国那样的辉煌。
日本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帝国，而不是严格的西方学生，因为它的国家实力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并非像欧洲和美国那样是一个十分重视民众私有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国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在日本是民穷国富。因为这有利于实行统一的帝国政策，即成就日本整体的历史辉煌，而不是一时的国民享受。
因而，我们经常能感受到日本咄咄逼人的帝国态势。如在争夺诺贝尔奖项上，日本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计划来源于政府行为，并非科学领域自然的发展。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科研活动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的投资和组织策划，过去那种依靠杰出的天才彪炳史册的历史已经很难再现了。原因就是现代的科学研究需要大规模的现代设施和众多的分工合作，单个人的行为已经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
诺贝尔奖不言而喻已经成为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奖。日本的实力已经可以支持日本做出这样的宏伟计划：日本政府在199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宣布要以“科技立国”，其后公布过两次“科技基本计划”。2001年发表的第二个基本计划宣布：“要在50年内培育出30个诺贝尔得奖者”。日本的誓言不是仅仅为了鼓舞人心，而是掷地有声的：2002年，日本就获得了两项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这已经是日本人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以2002年度日本获得的物理学奖来说，是小柴的中微子研究。1983年落成的“神冈研究所”单是建设费就逾3500万港元。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小柴就不会在1987年“捕捉”到那11粒极珍贵的超新星爆炸中微子，然后借此与同领域的美国科学家戴维斯一起夺奖。
“当然，诺贝尔奖并非只靠钱堆出来，但对于许多科学研究而言，资源的投入是决定性的前提。以今年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昌俊为例，为了能‘捉住’从外太空飞来的中微子，观测室要设于深入地下千米的矿坑，坑中的大容器要足以盛放5砘的重水，还要用上感应力超强的侦汕器……每一样都是无钱不行。”
“美国的中微子实验最先成功，但后进的日本却做得精密许多倍，得出许多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冈研究所之后，日本政府仍继续大手笔地支持兴建容器大10倍的‘超级神冈研究所’。它的容量为5万吨重水，不单远超神冈研究所的5吨，也多于最近卓有成效的加拿大对手SNO实验室的1000吨。这座超级设施在经济低迷的1996年启用，建设费高达6.5亿港元，相比之下，当年神冈研究所的3500万只是小巫见大巫。”
日本的文盲率为零，日本有72.8万名科研人员，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110多万，论人口比例甚至比美国还高。在目前，日本投入的科研费在全球仅次于美国，2000年美国为17782亿港元，日本为10178亿港元。
我们之所以要仔细研究日本，是因为在儒家文明体系中，日本是最早、也是经历过各种考验而成功的模型——先是模仿西方进行殖民战争、然后不得已进行改革、最后又在正常的经济竞争中崛起，它同时融合了两种文明，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不得不研究日本文明融合后整个社会的变化，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如日本成功的经济制度；哪些是对中国不利的，如日本的军事扩张思想等。
所以说，日本、美国是中国未来的台阶，中国只有借鉴了其它大国的经验和成功之道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
今天的世界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其所指还仅仅限于中国的改革模式，其实，对未来世界来说，中国模式可能指的是一种全方位的文明模式，而不是单单指某种改革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是政治模式。
其实完整的中国模式应该是建立在本国国情之上，兼容并包的一种发展模式，它应该包含中国的历史、发展潜力、危机反应能力、重新崛起能力、经济程度和社会和谐程度等，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六大时期（即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宋帝国时期、元帝国时期、明帝国时期和清帝国时期），能够称之为当时的中国模式，也就是当时的楷模。而将来中国的模式将是永远不同于所有其它模式的模式，是中国发展对全人类的文明贡献。
在不远的将来，相信世界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将不再停留于改革，而是改革成功后的中国状态，从长远看这是一个具有超越潜力的模式：它同美国一样富足，但更爱好和平社会和谐，并且能够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