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晚唐体从时间上可分为两段，一段是在宋初，一段是在宋末，它前后大约流行了160年，相当于半个宋王朝。在规模上，它也是人数众多，丝毫不逊于江西诗派。但它的弱点在于缺乏创造性，基本上是晚唐五代诗歌风格的沿袭，这是导致人们对它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当然，晚唐体是乱世之音的思维也多少影响了批评家们的评判。宋代晚唐体的艺术成就自然无法和苏轼、黄庭坚这样的大家媲美，但也不可忽略不计。最起码，他们曾经改变了宋代诗歌的风气，留下了许多充满灵性的诗篇。
宋人对唐诗的分期直到11世纪末期才得以进行，这充分说明了宋初人们对于唐诗认识的不够深入。宋初晚唐体诗人是缺乏自觉意识的，他们是五代的遗民，入宋后继续着原有的诗歌创作。因此宋初晚唐体的出现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在真宗时期，而是在真宗时期达到高潮。宋初晚唐体诗人若以身份作为标准可划分为三类：一类是隐士诗人，如林逋、魏野等，他们的特点是诗歌有些做作；一类是诗僧，他们在诗歌中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一类是仕宦诗人，他们的诗歌往往表现出“入”与“出”的矛盾心态。真宗朝以后，晚唐体诗风开始沉寂，代之而起的是表现宋文化特征的以苏、黄为代表的诗风。这时候的晚唐体诗风只能以暗流的形式苟延残喘，而对之进行的批判却达到了高潮。其间，暮年的王安石在借鉴晚唐诗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半山体”，另有张耒等人也学习晚唐诗。苏轼、黄庭坚去世之后，人们对于晚唐诗的态度开始分化。一些人试图找出苏、黄曾经向晚唐诗学习的证据，以此证明晚唐诗的可取之处；另一些人则延续着苏、黄的观点，对晚唐诗继续嗤之以鼻。这两种声音从北宋一直响到了南宋。在南宋前期，出现了批评苏轼、黄庭坚将诗做坏的观点，这其实是人们对于江西后学不满的反映。江西后学的诗作引起广泛的不满，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能力不够，另一方面也是江西诗派诗歌范式内在因素所致。正是因为看到了江西诗风没落的必然性，中兴诗人才毅然决然地背离了江西诗，转而从晚唐诗中汲取新的养料。由于中兴诗人们兼有江西与晚唐两派之长，他们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造就了宋诗中兴的局面。中兴诗人中，杨万里推广晚唐最力。与他的不遗余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陆游等诗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晚唐体，一方面却又时不时地表明自己的“清白”。中兴诗人开了学习晚唐诗的风气，他们的行为也为四灵提供了走向成功的思路。四灵抓住历史的机遇，针对江西诗歌的积弊，打出了晚唐体的大纛，因此天下闻名。当然，四灵的成功与叶适对他们的奖掖也有相当关系，这位巨儒出于诗歌、哲学、乡土等方面的原因，帮助四灵取得了成功。而晚唐体由于具有比江西诗风更为简易的操作规则，因此势头很快就盖过了江西派，在南宋后期风靡一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南宋后期的许多诗人失去了政治和经济地位，于是有人称他们为“江湖派”。现在文学史上谈到的“江湖派”得名于钱塘书商陈起刻的《江湖集》，是集因为一起政治事件而获得了空前的名声。不过，以《江湖集》作为成立“江湖派”的依据显然不妥，因为《江湖集》的编选存在着太大的随意性，它并不是以艺术作为标准的。总观南宋后期的诗歌，大约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江西诗风，这种诗风经四灵打击以后已经式微；一种是晚唐体，占据着一定的比例；一种是试图将前二者融合并超越融合派，参与的人数也最多。其中，江西派与晚唐派继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融合派则忙于对二者提出批评或进行调和。这时期的晚唐体一派的创作成就不高，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亦步亦趋，缺乏创新。倒是融合派的诗人姜夔、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人，周旋于两套话语之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总体来说，宋代晚唐体有着鲜明的个性。它以贾岛、姚合作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同时也学习其他中晚唐人。在作诗态度上，宋代的晚唐体诗人继承了晚唐诗人的苦吟精神，作诗充分地投入。在体制爱好上，宋代晚唐体也显示出了继承性，他们喜欢近体，偏爱五律、七绝。在诗歌语言方面，宋代晚唐体偏好表现暗夜、黄昏时间的语词，偏好于描写秋天的景物，偏好于选取自然意向。在诗歌结构方面，宋代晚唐体重视中间二联，并因此导致全诗不太均衡。在诗歌风格上，宋代晚唐体小巧精致，着力于追求“清”的美学风范，呈现出清新秀美的特点。
宋代晚唐体的存在不是孤立的，除了本书谈及的与宋代诗歌、文化背景的种种纠葛以外，就整个文学史来看，它也并不孤独，可谓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中晚唐的诗歌创作无疑是它的源头，而元、明、清三代的相关创作及激烈论争则是它的继续。每当国家更替、社稷危亡之际，晚唐体（广义）便风靡一时，其中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思。
本书重点在于梳理宋代晚唐体的发展脉络，对于它的各个阶段的研究，多是浅尝辄止，尚欠深入。囿于学力，本书研究的范围仅限于宋代，未能将其与整个文学史上的晚唐体思潮联系起来，这也是一个遗憾。不足之处尚多，只能留在将来慢慢去弥补了。
赵敏
戊子初春于钱塘江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