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文字形式，只要一动笔，便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指导思想，及明晰的规则所遵循的。而对于词创作的要求，一旦稍作研究，便会发现，它竟然涉及到那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存在各式各样的观点。而经过我自己认真的学习思考之后，也得出诸多观点。或许对于这些观点，又总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于是，便尤其想写出。除便于读者了解我关于词创作的思想之外，更便于认识我自己以此思想作指导所作之词。
其一，捕捉思想的火花，拒绝“无所谓”。词，尤其如“如梦令”“十六字令”等小令，有人称作短调，极短，只几个字，即使如“满江红”“水调歌头”等长调，也不过几百个字，不可能如其他文体那样，洋洋洒洒地去铺陈。然而，它的功能仍是向读者传递一个思想的火花，一种凝集着思想的情绪。实际上，所有的词作，都有一个主题的，只不过各个不同而已。
恰恰因它的字数有限，才更使其措辞精粹凝练，所传递思想也更精辟。只是确因字数、句数的限制，每一阕词所凝聚的思想的容量及厚度便不及其他文体，往往总不过是一个思想的火花而已。然而，其虽小，却耀。更能引起读者的震撼。当然，这思想的火花，有的系直抒胸臆道出，有的则通过某一景某一物的寄托所表达。
词须表达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渴求，须有自己的思想。有谁愿去读一些没有真情实感，味同嚼蜡，以及那些闲愁絮语之类的词呢？
作词不可只追求音节的优美，而牺牲了意境的优美。徒有音律美是不够的。应侧重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感受。应有感而发，发乎心声。只有自心底发出的声音，才具有真正的动人之处。
而万不可无病呻吟，只追求华丽辞藻的堆积，作那些本没什么可说的“无所谓”的词。这样的词，读者读了，不知所云，云苫雾罩，便没有意义。
其二，触摸大众心理，远离“私语化”。其实，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写给谁看的。当然，我们的作品，是写给大众看的，以大众为读者对象的，与大众心理相呼应的。然而，确有的词，充其量是写给自己的，至多还包括自己身边的几个朋友。二便是自词的内容及主旨而言。有些词脱不开小我，完全属于私人语境，且既狭隘又自私。读这样的词，读者除可窥见作者的“小”甚或阴暗心理外，便无所获。学者苏缨说，词越来越严重的私语化，恰恰是词逐渐走向衰落直至死亡的根本原因。今天，仍作词，当吸取这个教训。应触摸大众心理，与大众心理相呼应。流传最广泛的词，肯定是那些能够真实地记录普通人曾有过的思想感受的词。
其三，汲取词韵律美的精华，摒弃束缚表达的条条框框。“词萌于唐，而大盛于宋”。后来便逐渐被其他文学形式所取代。而其实，直到今天，词这种文学形式仍受到人们的喜爱。近见一则报道，谈到当今中国喜欢诗词的人多达200多万人。
词之所以仍深受人们的喜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文学形式自身所具有的韵律美。节奏感强，铿锵可诵。一阕词读起来，总是紧凑明快，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它所带给读者的是美感。词的韵律美的产生，最基本的要素，在于他的韵及句数，每句的字数，以及句子的结构，平仄的要求。当然，不同的词牌有其不同的基本要求。于是，便产生了一系列的诸如词谱之类的书籍，更加明确了各个词牌的基本要求。然而，有些要求，过于死板，把词的写法拟为定式，变成了僵死的条条框框。而恰恰是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了作者的手脚。依照这些条条框框作词，恰如戴着枷锁跳舞，这同样是词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南宋便规定词应该这么写，不应该那么写，除辛弃疾之外，鲜有人跳出这条条框框，便直接导致词逐渐走向一条死胡同。
如若过于囿于词创作的条条框框，追求词的语调平仄，便自然会影响通畅流利，意境深远。如此做出的词，终归不如那些读起来朗朗上口，景致如在眼前的句子打动人的心灵。大家之作，其词往往脱口而出，毫无矫揉造作之态，无过于雕饰的东西。感情真挚，自然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其实，当年郭沫若就对那个尚年轻的后生，曾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所谓“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作者陈明远说过：你何必要处处拘泥于词谱呢？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也有数处平仄不调，但是堪称绝唱，传诵千古。
今人作词，除抓住词的最基本的要求外，完全应该大胆摒弃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掌握所用具体词牌之所以具有审美意义的最基本的要求，放开手脚，创作出更多有意义的新词。
其四，选用当代活的词、字，忌用那些拗口生僻的词、字。如同一座建筑需要砖瓦石筑成一样，词，需要一个个词汇、字组成，通过作者遣词造句，才产生诸多读者喜闻乐见的词。古来那些作者为了选择自己满意的词、字，曾出现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如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原为“推”，一番苦吟，后定为“敲”（这也便是今天的“推敲”一词产生的由来）。以至于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慨。只是须明确的是，古人遣词造句，系选当时的词、字，而绝非寻觅就当时而言古字堆里的词、字。今人作词，同样须选取时下流行的词、字，而绝非从古字堆里选取那些已经没有生命力的词、字。专门选取那些生僻拗口的词、字，甚或借此以逞才炫技，只追求华丽辞藻的堆积。这样的词，便会失去大多数的读者的。那个写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王国维称之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之一的柳永，之所以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皆因其词多用日常俚语，铺陈白描，坦荡真挚。看来，今人作词遣词造句须追求流畅自如，大可不必追求那些拗口生僻的字眼。
其五，坚持直抒胸臆，有度“歧义空间”。词要传递思想，渲染情绪，其手段无外乎两种，一是直抒胸臆，再就是隐晦。有的学者称后者为“歧义空间”，即言尽而意不尽。词所表达的思想主旨，其实适当的隐蔽一些，“歧义”一些。甚至只是以一些意象的巧妙的堆积，来传递情感意态，很值得玩味儿，很受到一些读者的喜欢。而这类词被视为有深意，常受到所谓高层次的人的赏识，被捧为上佳词作而欣赏不止。只可惜阳春白雪，和者必寡。那些隐得过深，以至于隐晦难懂，读者读了不知所云，或完全靠猜测。那么喜欢的读者便总在少数。
反而那些直抒胸臆，慷慨高歌，直截了当，格言警句式的词作，读者一目了然。其所表达的思想，很容易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甚至总会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真正流传下来的，被大众所传诵的，往往总是这类词。
其六，崇尚豪放，兼容婉约等不同风格。可以肯定的是，凡爱好词的读者，无一不被苏轼“大江东去”所传达给读者的激情所感染的。近看到有人将历代词排列名次，前百名之首便是该词，便证实了这一点。苏轼、辛弃疾的词系豪放词的代表作，这些词意境远大。然而，那些读起来委婉清丽的词，同样会博得读者的喜欢。那些委婉、悠远的作品，需要读者长时间的回味，及更深的沧桑来共鸣。一个“骏马秋风冀北”，一个“杏花春雨江南”，两种风格，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带给读者不同的艺术享受，没有优劣的不同。陆游的词便风格不一，既有飘逸奔放之作，亦有悲凉沉郁之音。今人作词，完全可以根据要表达思想主旨的需要，选择不同的词牌，兼收豪放、婉约等不同风格，带给读者以不同的艺术感受。
其七，不须用典，或用新典，弃用已经没有生命力的旧典。宋词对典故的使用，是一条重要的要求，即用典。甚至一阕词中常有几个典故出现。直到今天的读者，每读宋词时，只要弄清了词中典故，也便基本上可理解整阕词的意思了。而当时词中所用的典故，恰如当时词中所用的词、字一样，都可接受，皆可理解的。而今人作词，大可不必去追求使用那些早已死了的典故。大可不必凡词便须用典。如用典，也须是时下新典。当然，那些仍有生命力的旧典，当仍可使用。
如果依然使用那些已经失去生命力的老典，读者需要无数本事细心索解，才能弄得明白，在快节奏的今天，哪有不影响读者的道理？而且典故用得太多太滥，就完全失去了词的本真。过多地用典，难免会流于雕琢堆砌，甚至晦涩难明。而那些随意挥洒，或直抒胸臆，字、词浅近易懂，甚至近似白话的词，却往往成为佳句，流传下来的。
其八，追求自己的鲜明风格，不必顾及所谓“专家”的批评。大凡了解些词的发展历史，无不会发现一个现象，即某一阕词，某一个作者的词，某一种风格的词的出现，绝非会得到所有批评家的认可。往往某一具有鲜明特色的词家一出现，不同的“专家”对其优劣，便会涌现出不同意见，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有些人极力推崇。反之，有些人却不仅嘲讽，甚或极力诋毁的。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前边提到的深受大众喜爱的柳永，便被一些人极力否定，认为柳词只不过是一些俚语，被斥之为低俗的。今人应创作出具有鲜明特色的词来，只要大多数读者喜欢，完全不必顾及某些人的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