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看荆风楚俗
益阳民间有句俗语：“宁乡人靠塘坝，益阳人靠菩萨”，意指县内百姓的生死遭际、生活好坏，甚至生产丰歉，全都拜托神灵庇佑，所以益阳籍作家叶梦称家乡“遍地巫风”。实际上，这与历史上楚地盛行“崇巫尚鬼”的多神崇拜习气是一脉相承的。
祖先
祖先也称先皇，是楚人鬼神崇拜的主要信仰对象，也是益阳广为流行的古老习俗之一。民间流传“先皇鬼”有善有恶，善者可保人畜兴旺，庄稼丰收，家道平安；恶者能招灾降难，祸殃作祟，诸事不顺。所以一旦长辈去世，须举行隆重丧葬仪式。要雇请道人“做道场”，花匠“扎灵屋”，地生“看风水”，丧夫“抬龙杠”，一路上布置旗锣鼓伞，燃放纸钱鞭炮，丧户披麻戴孝，脚踏草鞋，手执挽幛，送亡者热闹“归山”。次年正月初一要“拜新陵”。每年清明节，子孙备好香烛冥钱和纸扎彩球，到祖坟上挂吊“扫墓”。七月中元节，要给列祖列宗烧包，寄上冥资聊表思念；用香烛水酒于中元节结束前一天祭奠亡灵。腊月二十四、除夕和正月十五，要上坟“送亮”。各家门户要在堂屋上首设立神柜或神龛，红纸书写的“天地君亲师”大字牌张贴在神龛内壁，柜顶或龛板上放置祖先的木质灵牌，并设香炉烛台。每逢初一、十五、过年过节、冥寿忌日，后人都要对神主牌上香礼拜，作揖磕头。这些孝敬祖先的礼仪，即使新中国成立后遭废止，由于植根民俗文化的深厚土壤，一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
社神
社神俗称土地神或土地菩萨，民间俗神之一。
明清到民国，神鬼体系由阴阳对应演化而至，并据此按照益阳各地保甲制设置庙王、土地，以护佑一方平安。土地庙一般很小，有些穷乡僻壤甚至以瓦缸覆地代之。土地爷多泥塑而成，石雕刻者极少。均以一身长袍和乌帽的老者形象呈现，慈眉善目，皓首梳髻，银髯飘然。身旁有一老妇，谓之土地奶奶。如果没有塑像的，就只立牌位，写上“某某地方土地”，算是给土地菩萨安家了。
土地虽然地位卑微，但于民最为亲近。凡辖区内居民治病驱鬼、消灾弭难、祈福保收乃至亡灵超度，都需事先禀告，求请转告上苍赐福。受远古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平素，人们动手投足，常允诺“两个荷包蛋”以供土地通神。
每年春秋两社日及新谷登场之时，地方上习惯用鸡豚祭祀。也有举办庙会的，常上演木偶戏或皮影戏酬答土地的庇佑。
关圣
祀神关圣，系三国蜀汉大将关云长。当年吴蜀为荆州事争夺，关羽曾驻军县城附近。关圣原属楚地道教神，人称“龙天菩萨”，后呼作“盖天菩萨”改属佛教。关云长以“一生忠义”为历朝历代封建皇帝加封多达十余次。清咸丰时，皇帝竟赦赠“万世人极忠义诚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大帝”的谥号，佶屈聱牙的26字，对其追捧不可谓不登峰造极。不仅如此，益阳县府为曲迎圣心，广建圣庙于四境，多铸神像常事供奉。益阳籍湖北巡抚胡林翼甚至以乡邑名义奏请皇帝增谥，圣上加批“无比佛盖天古佛”，关羽“盖天菩萨”由此得来。其后，益阳信佛者日众，且引以为豪。至民国初，全县有关帝庙129处，占县内各类崇祀性建筑的40%。每一座关庙有金装圣像3～5个，以备信众迎接外巡之需。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县内如龙会寺、杨林坳关公庙等数处均例行大祭。敬神酒席每日百十桌，唱戏十余天，仅耗费稻谷一项每次达10多吨。如遇天旱，各地迎神求雨，抬像游乡，祭毕还庙。设置鼓乐旌旗执事，人夫轿马护卫，铺排彩龙数十条，最长时队伍竟达十多里。平素，民间百姓祈神以保平安，如赐茶药、驱鬼妖等，信众络绎不绝，香火奇旺。新中国成立后，此类人文崇祀相继被取缔，到1958年，随着沧水铺一座叫龙会寺的寺庙因扩建公路被毁，在益阳持续了200多年的“接天龙”习俗便从此根绝。
诸天
旧时，益阳民间有敬诸天的习俗。县境各庙中，多置24位诸天菩萨圣像于庙廊两侧，供人祭奠。相传诸天乃江洋大盗，以劫富济贫为诉求，后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凡是含冤负屈、诉于人不得直，诉于官不得伸者，就背负一诸天像连拜十庙，并将陈情的冤单贴于肩背，提鸡以刀架其颈，扬言“冤人者照鸡样死”。旁观者不忍，必苦劝其放生并息事宁人。
后来，有人祷告诸天驱凶降福，以农历腊月二十三还“宝烛愿”，往各处寺庙敬诸天菩萨。愿钱不等，几十甚至几百银元都有。如果到期未还，则可在十二月二十四晚上做粑粑在家还“利息”。当天夜晚，于堂屋阶前摆设香案，用面盆盛满白米，插上24支蜡烛，备好24个瓷碟，装上24份粑粑，摆齐24个小盏，斟满24杯醇酒，对天跪告，拜谢诸天，声明拖欠“还愿钱”的理由，保证来年如期赶庙偿还。
师公
师公子本是道观的道士，正式称谓为“祭师”或“法师”，在楚地益阳是一个古老的职业。民间有驱邪避鬼、治病消灾之事，就有精于法术的道士前去举行法事。但是，自清朝乾隆年间取缔道教后，道教从原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宗教降格为民间的俗教和民俗。道教的组织和管理远不如从前严密了，从道观走出的道士被迫流落民间，成为游方道士。神像也变小，原先供奉在大殿的神圣，跟随这些被益阳人俗称师公子的游方道士在乡间四处游荡。
师公植根于益阳古老的民俗文化土壤，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业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施法，也称嘘法子，是一种古老巫术的延续。通过咒语和法术，解决生活中的一些急难之事。如“下雪霜水”治烧烫伤，或给夏天的死尸除臭，施“归山法”医治蛇伤。通过画符和赐水，消除人们的病痛和疾苦。如被鱼刺卡喉吃化卡水、消无名肿痛喝消苞毒水、刀枪伤血流不止喷止血水，妇女生孩缺奶水画发奶符、月经不调画来经符、内热闭汗用化汗符、小孩啼哭不停贴止哭符，等等。
师公往往和阴阳风水纠缠在一起，凡动土奠基，都要“启许”、“报犯”，以通神求瑞。如婚丧嫁娶、立屋搬家等大小事情，都要看日子，选黄道吉日，以消灾避煞。
此外，还有敬神鬼、招魂、收吓、占卦、起数、算八字、看相、问仙、赐香茶、许愿和还愿等，可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犯禁，是一种原始禁忌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表现，既是生产生活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的积累，也是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标志。实际上，人们讲礼仪、讲道德，都属于一定的社会约束，是某种意义上的禁忌。因此，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存有禁忌。人死要用委婉词表达，如过了，去了货、冇得路了等。如婚嫁和小孩三朝礼，要用红色装饰，如红蛋、红鸡、红羊和大小纸包上的红纸十字贴。当然不少是迷信的说法，如送葬队伍“犯重丧”会再死人，小孩出生时“踏生”草鞋进房，会命如草芥等，有人生病被认为是先皇附体或野鬼缠身，都要请师公挂红、冲喜、消犯煞，甚至宰杀鸡、羊，有的还冲傩、杀“夜猪子”、淋黑狗血等。
另外，还有数不清的各种民间节日，如二月花朝节、五月十三祭关圣、七月中元节等等，都是师公忙个不停的时候。
剪纸
剪纸，古亦称“剪彩”，起源甚早。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地处“沅湘之间”的益阳长期受梅山巫傩文化的影响，这种巫傩文化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战国以至更远的年代”【42】。原始祭祀的歌舞，被视为傩戏的祖先，傩戏的面具则称为“戴脸子”，俗称“开山傩面”。它最初由樟木或桐木雕琢而成。古代生活在益阳一带的土著越人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其中也包括文面。《礼记》记载：“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这里的“雕题”是雕额，显然为文面的一部分。
剪纸真正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在汉代以后。纸张被广泛使用后，人们把面具简化成剪纸，贴在颜面继续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戏剧诞生后，戏剧脸谱逐渐从面具和文面中汲取灵感，以油彩勾描图案取代之。因此，荆楚一带傩戏的面具和“雕题”的习俗共同推动了剪纸的产生。南朝梁时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是古代杰出的民俗著作，书中写道：“正月七日为人日……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其对风靡于古代荆楚一带的剪纸习俗作了最早最准确的描绘。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明周祈的《名义考》等古籍也有相关记述。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人日》中“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的诗句，更是把古代包括益阳在内荆南妇女镂金作胜、对镜贴花黄的驻颜术概括得简洁传神了。
从用途上讲，剪纸可分为窗花、墙花、门笺、顶棚花、灯笼花、喜庆花、衣饰绣样等。纯供欣赏的剪纸有单色剪纸、分色剪纸、衬色剪纸、点色剪纸、拼色剪纸、勾画剪纸、木印剪纸种种。益阳剪纸在民间广为流传，每逢庆寿、嫁娶等喜庆，分别剪寿字、双喜、窗花或剪成花卉、鸟兽、虫鱼等。礼品上常贴蛋花、帽花、鞋花以及其他礼品的装饰，剪纸技术一般是言传身教，世代传承。尤以女孩从小就习作剪纸，做剪纸游戏。【43】
叶子牌
叶子牌又名“纸叶子”，是博戏的一种，主要流行于湘北益阳、常德一带。牌长约3寸、宽约两指，呈长条形，属于纸质牌具。一副牌共有80张，每张牌印有1～10数字，分大写和小写两种。每字四张牌，玩时三人、四人均可，庄家对方为“守惺”。大多由两人对付庄家，目的是为了戳乱庄家，保全自己，变化多端，属于智力游戏。玩法三张为一组，同字或相邻三张均可，其中把二、七、十和贰、柒、拾印成红色字，可以组成一句话称作“伙”。同麻将一样可吃可碰。四组一对可和牌，但必须达到飞牌规定的“须”数，相同三字和“伙”都算着一条“须”。两条方向均可和牌，先和者为胜。相同四字在手叫“源”，自己拿的叫“内源”，碰来的叫“外源”，可以在得牌数上翻倍。现在不少中老年人仍有打戳怙子的遗风。【44】
注释：
【1】陈乐群、李介武：《当代益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2】张永年：《益阳航运史话》，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第10页。
【3】张永年：《益阳航运史话》，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第10页。
【4】陈乐群、李介武：《当代益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5】贺修铭等：《走进益阳》，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6】龚宽：《益阳的城垣街道废兴》，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七辑），第56～59页。
【7】贺修铭等：《走进益阳》，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8】酆纪纲：《益阳南货业经营情况概述》，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9】邹渊泉：《解放前益阳西帮中药业情况》，见《益阳市赫山区文史资料》（第二辑）。
【10】孟鉴人：《益阳木业行商概述》，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11】参见益阳县商业局：《益阳县商业志》，1989年。
【12】殷光谦：《弹指一挥九十年——旧商会到工商联的演变》，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13】殷光谦：《益阳粮行的兴衰》，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辑），第99页。
【14】殷光谦：《益阳粮行的兴衰》，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辑），第99页。
【15】周志生：《解放前益阳的制面业》，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52～153页。
【16】李先繁：《修山面条简史》，见《桃江县文史资料》（第五辑），第55～56页。
【17】酆纪纲：《益阳油业行商简史》，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七辑）。
【18】酆纪纲：《益阳油业行商简史》，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七辑）。
【19】袁琢玉：《益阳的钱庄与盐纱业》，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20】陈乐群、李介武：《当代益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21】陈乐群、李介武：《当代益阳》，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22】袁琢玉：《益阳的钱庄与盐纱业》，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23】盛星辉：《乡土风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86～287页。
【24】盛星辉：《乡土风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86～287页。
【25】盛星辉：《乡土风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86～287页。
【26】辜宗林：《有成斋南货号》，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27】辜宗林：《有成斋南货号》，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28】辜宗林：《有成斋南货号》，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29】徐发祥：《徐长盛经营发家小史》，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第74～76页。
【30】省民建工商联文史办：《工商同业公会的起源及其衍变》，见《湖南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第2页。
【31】邹渊泉：《解放前益阳西帮中药业情况》，见《益阳市赫山区文史资料》（第二辑），第88页。
【32】姚松泉：《曾海楼传略》，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七辑）。
【33】盛星辉：《乡土风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07～411页。
【34】盛星辉：《乡土风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07～411页。
【35】张德阶：《益阳市所属地区解放前文教事业之概述》，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七辑），第29页。
【36】陈乐群、魏星明：《益阳的“渣滓洞”——王家大屋》，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七辑）。
【37】益阳县卫生局文史通讯组：《益阳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概况》，见《益阳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06页。
【38】吕怀庆：《益阳风采》，湖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7页。
【39】吕怀庆：《益阳风采》，湖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页。
【40】吴一平：《益阳旅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41】吕怀庆：《益阳风采》，湖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页。
【42】蒋作斌：《蚩尤与梅山文化》，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27页。
【43】参见尹质彬：《益阳民俗大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44】参见尹质彬：《益阳民俗大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