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风云之“单刀赴会”
“单刀赴会”是三国纷争这沓历史脚本中的离奇一页，戏剧性的结尾与惊心动魄的效果，可谓空前绝后。经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留下它的传奇故事，关汉卿笔下的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也少不了一幕幕千古绝唱。而它演绎的舞台，就在荆南古县益阳。
《三国志·先主传》称：“建安二十年，刘备领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领兵三万入益阳。”
《三国志·鲁肃传》又称：“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
形成军事对峙的背景是，面对刘皇叔久借不还的荆州，东吴数次讨要未果后，吴主孙权决意发兵征讨。蜀汉闻讯，汉寿亭侯关羽从荆州治所汉寿拔兵赶赴益阳，与鲁肃“隔江相拒”。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判断，在资江南岸，东吴部署了三股势力：一是鲁肃从长沙领兵万余人；二是甘宁从巴丘（今湖南岳阳市）水陆领兵两万；三是吕蒙从湘南零陵火速增援，也约两万人马。史料称，其时吕蒙已夺得长沙、桂阳两郡，正要拿下零陵全境时被孙权紧急召回。驻守益阳的人马，很可能包括新补充的长沙和桂阳的兵员。据有关专家估算，东吴麋集益阳的人马当在六万以上。
数万吴军布阵于狭长的资江南岸，风声鹤唳、蔚为壮观。《益阳县志》载：“鲁肃与甘宁屯兵南岸，筑台于陆贾山，今‘甘垒夜月’即甘宁所筑的军事瞭望所。”其具体部署是，西头，黄泥湖到会龙山一线，吕蒙有两万步兵虎视眈眈。陆贾山至会龙山一线，有主帅鲁肃把守。甘宁的两万将士，驻扎在陆贾山东至三里桥一线。鲁肃与甘宁联合在陆贾山上筑台，建立瞭望所。后人将此台称作“甘垒夜月”，收入明代“益阳十景”。由此推断，东吴在南岸形成了一条二十余里的江岸防线。
那么，蜀将关羽在江北又是做何部署呢？《益阳县志》记载：“羽扎寨于青龙洲，今青龙洲为关羽磨青龙刀得名。洲边的‘关濑惊湍’即关羽欲渡江与甘宁所抗之地。”由此可知，关羽在资水上游的滩头驻扎下来，用意明显，就是伺机涉江，猎袭吴军。
关羽仅有三万人马吗？显然不止。为了对付东吴，蜀汉拉拢了武陵蛮，相传武陵太守巩志领兵一万，悄悄驻扎在与益阳的交界之所予以策应，如今汉寿县军山铺，据说就是因此次屯兵而得名。此外，刘备公安的五万大军一俟形势危急，随时增援南下。与资江南岸的高地不同，江北是一片由大小冲积沙洲组成的沼泽地。从青龙洲到孟家洲【2】，长约十五里，关羽的部队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洲渚上，沿江岸一线席地铺开。
这种大军压境、隔江对峙的局面，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没有人相信一场大战不会即将爆发。可是，历史有时也给后人开个玩笑，那就是，这次雌雄对决只是一场虚惊，之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据《三国志·先主传》称：这一年，曹操南下入据汉中，张鲁弃逃巴西。刘备虑后院益州有失，只好遣使求和。孙权乃令诸葛瑾回报，“更寻盟好”。于是，就有了“遂分荆州”的结局。具体的方案是“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今湖北荆州市一带）、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对于这次议和，卢弼《三国志集解》评价称：“是役分界，蜀失长沙、桂阳而有南郡。吴则已袭零陵而复还蜀耳。”不难发现，刘备实际是用长沙、桂阳两郡将一个南郡换到了手中。
以上就是“单刀俱会”战争态势的描述，民间口耳相传的单刀赴会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相传关羽从北岸的碧津渡出发，到对岸的陆贾山与鲁肃会面，并展开议和商谈。《益阳县志》记载：“羽与鲁肃相拒于益阳，约次日诸将军单刀俱会，立马百步外，单刀之名，盖以此也。今南门外碧津渡，即单刀赴会处也。”此外，小说《三国演义》还描绘有“十船东下，一船渡江”的故事。“十船东下”是指关羽允诺鲁肃单刀相会后，其子关平恐父亲遭暗算，挑选五百名刀斧手分乘十条船自青龙洲而下，隐蔽在陆贾山的对岸伺机应对。关羽则孤身乘船渡江，与鲁肃进行谈判。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有信史记载，自不必细究。它们对于关羽超人的胆略、审时度势的智慧和忠诚信用的操守无不褒扬赞颂有加，其赤面美髯的形象莫不妇孺皆知，聚守人心。无怪乎后人视关公为忠勇的化身，甚至将其神化，以一种道德楷模的形象来供人祭拜。亦因此，关羽所经的渡口被称为“碧津晓渡”，千百年来为人所景仰也就自然而然了。
蜀汉退守南郡后，益阳成为东吴的一部分。鲁肃随即进入江北，开始在此筑土为城，重新恢复“荆南四郡”这个古县衙。后人把土堤称作“鲁肃堤”，而这些由夯土堤围成的城池，叫做鲁肃古城，它是目前最早见诸史载的益阳城邑的源头。
单刀俱会档案
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摘自《三国志·鲁肃传》
碧津渡档案
在益阳古城的东门外，有一处千年古渡。它就是三国时期蜀将关羽“单刀赴会”的起点——遐迩闻名的碧津渡。
同治《益阳县志》记载：碧津渡原为官渡，建于清初，位于县城南门口。渡口设渡船四只，由官府指派河岸附近的臧、王、李三姓居民摆渡。每年发给公食银13.2两，专供衙门差务，闲时兼渡行人。
官渡创办后，据说对过渡旅客盘剥、刁难和欺诈之事常有发生，广为渡客诟病。乾隆十九年（1754），邑人马孚山、徐丹也等四人对官渡不义之举甚为不满，商议在南门口上首数丈处创建碧津渡义渡，并倡议捐置一批田产以供度用。义渡建成后，因官渡与义渡相争，官渡很快衰落。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县陶易以免去义渡各种公府摊派的差务和债务之名，将义渡所置田产9石1斗9升及五马坊房屋3间收缴拨付给官渡，此一釜底抽薪之举，等于间接将义渡取缔。次年，因经营不善，官渡入不敷出，一度难以为继，幸亏乡人冯宪等热心人士援手，才使渡口得以延续。清道光五年（1825），邑人刘安钺嘱其子捐水田10石8斗重建碧津义渡。此后，官渡有名无实。官渡和义渡并立的格局一直存续至清末。
民国时，碧津义渡和官渡皆改为民渡。渡口两岸建有简易麻石码头。新中国成立后，碧津渡归集体所有。渡船由原先的划子也改成了机动船。20世纪80年代，由于桥梁的修建，以及因为传统工业转型使工厂大量倒闭，运量锐减，特别是资江北岸筑起高高的防洪大堤，给码头货物的装卸带来极大的不便，包括碧津渡在内的码头水运走向衰落，渡口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生活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