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宫十八庙
益阳古城内一向寺庙众多，上自唐代，下至明清，寺庙四处可见。最有名的，当数民国年间流行于市井坊间的“九宫十八庙”。
其实，“九宫十八庙”只是益阳众多寺庙的代表，在庙宇遍地的益阳城远不止其数。有人研究认为，九宫中“九”仅言其多，并非确指。查阅各种典籍，亦无“九宫十八庙”的明确记载。故到目前为止，仍有多个版本流传。按照益阳佛教界最权威的白鹿寺提供的说法，“九宫”即指五福宫、帝主宫、天后宫、药王宫、福星宫、万寿宫、紫云宫、乾元宫和南岳宫。“十八庙”即指关岳庙、玉皇庙、地母庙、师公庙、水府庙、魏公庙、白马庙、财神庙、轩辕殿、七公庙、张飞庙、天符庙、城隍庙、明星池庙、神农庙、葛公庙、江神庙和圣庙（一说除关王庙、孔圣庙、将军庙、魏公庙、白马庙、七公庙、张飞庙、葛公庙、天符庙和城隍庙等10个相同外，其余8个分别为李公真人庙、灵官庙、昆仑庙、杨泗庙、马王庙、牛王庙、刘猛将军庙和土地庙）。
“九宫十八庙”的兴起，大约在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中叶，且以堡上分布居多。“九宫”中除紫云、南岳专司祭祀外，其余像五福、帝主、天后、药王、乾元、福星、万寿等7个宫殿皆为各地修建的商业会馆，祭祀仅是凝聚人心的手段，非主要功能。“十八庙”均为庙宇道观，祭祀民间百姓喜爱的灵佛俗神，个别辟为行业驻会之所，如七公庙、魏公庙，其余为祭神奉祖场所。所以，“九宫十八庙”中，“九宫”商业色彩浓厚，“十八庙”民俗特色鲜明。
“九宫十八庙”的产生，满足了人们各种精神和心理需求。首先，适应了益阳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从宏观而言，明清时期，随着益阳城市西延，工商业迅速兴起，行业竞争白热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于是林立的会馆依托宫庙建筑形式，扮演各行会商帮利益的“保镖”。从微观而言，在商铺蚁集的堡上，个体竞争激烈，成功得失摧残着普通百姓的心灵，需要对心理予以抚慰和开导，对精神“减压”，于是，各种崇祀性人文建筑应运而生，尤其是本土百姓认同的一些庙宇。其次，地域文化的影响。“崇巫尚鬼”是楚人旧习，深深植根于益阳这片土地之上，浸润着万世子民的心田。人们祈福求祥的美好愿望只有借助神灵的护佑才能变成现实。命运的改变，情感的宣泄，人生坐标的定位，都离不开祭祀。人们逃避日益市侩化的社会，远离烦扰与纷争，留一方心灵净土，宫庙是理想选择。在供奉神佛之中，人们的尊祖情结和善良禀性才以文化的形式得以延续。再次，地理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洪灾和疾病。据《益阳县志》记载：“明成化十八年（1482）大水，淹没人畜田庐无数。嘉靖三十九年（1560）淫雨，大水，农田淹没，庐舍漂流，城市多圮，溺死居民无数。万历十七至十九年（1589—1591）连续三年水、旱、疫灾，居民死于灾疫者甚众。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612—1617），连续六年大水、旱灾，损田禾，坏民居，死者载道。”以明代中后期为例，洪水以20～30年一次的频率侵扰着益阳，人们流离失所，家财尽失，许多人家成为绝户。在残酷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感到绝望和无助，无论是祈求上苍普降福祉，还是自身寻求走出迷惘和恐惧，大量存在的宫庙起到了止痛疗伤作用，无可替代。另外，益阳历史上瘟疫流行，血吸虫成灾。《益阳县志》记载：“闵帝崇祯十七年（1644）发生大饥疫，民死不可胜数，虎昼入市，无人追杀，城乡十分萧条。”“1935年，万子湖边有一个王家湾，先后被血吸虫病夺去59人生命，21户中有16户全家死绝。1944年益阳县天花流行，坳塘湾（今赫山区沧水铺镇三眼塘村）33户，100多人，不到一个月死于天花的就有33人。”【37】在疾病横行、百姓缺医少药的年代，许多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转求神灵庇护，特别是地处二堡的药王庙，人烟繁阜，供奉者络绎不绝，尤以赐香茶者为盛。
“九宫十八庙”既是益阳丰厚人文历史的集中体现，也留给人们对于古城风采的生动回忆。它们之所以闻名省内外，与其建筑规模相对较大，信众甚多有关，更与益阳明清时期商贸活跃，大批南来北往的外地商客夸赞和传播不无关系。此外，还有三圣殿、普刹庵、广法寺、龙宫亭等著名的寺庙未列入其中。并不是这些多为佛寺的宗教建筑影响不够大，信徒不够多，而是与商业色彩浓厚的“九宫十八庙”相比，它们似乎略逊一筹。过去，在益阳这座商业为王的城市，纯粹宗教建筑的影响毕竟有限，这也许是其未纳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宫十八庙”除已介绍的商业会馆外，还有一些宫庙简介如下。
福星宫
福星宫位于福星街东侧，原为五一路初中校址的一部分。该宫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系两进砖木结构。内进正殿供奉湖南巡抚赵申乔木制牌位。赵申乔（1644—1720），字松伍，又字慎旃，江苏武进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据说赵巡视益阳时，耳闻田赋有弊，便亲自扮成农民完纳漕米，从中发现勒索浮收等事，即下令整饬吏治，革除弊端，民户由是感激，视其为福星，立生祠祭祀之，以报其恩德。后来扩祠为宫，名曰福星宫。清末，益阳漕、碓、磨三业行会设于此，现宫殿已全毁。
紫云宫
紫云宫遗址位于益阳大厦前侧与现益阳资江一桥基址，新中国成立前与万寿宫比邻，相距咫尺。宫殿为木结构，从走道入内为一天井，两侧皆为矮小木屋。其后是正殿，供奉紫霄大帝。宫内立一杨泗庙，供奉杨泗将军，俗称“庙中之庙”（一说是上武庙内之观音庙）。
南岳宫
南岳宫亦称南岳行宫，益阳城内立有三座。一座在城内南门口一带，清光绪初年建，规模较大，曾住女尼数人。一座在福星街西面三圣殿（张飞庙）北侧，建于1912年，现已拆毁。一座在五一路建新里，后改建成益阳市光明小学。旧时，凡不能到南岳衡山朝觐南岳圣帝者，均可在城内南岳行宫拜谒。
武庙
武庙亦称关岳庙，遗址在城内东门口，即益阳市汽车配件厂与益阳市织布厂之间。此庙建于明代，供祀三国蜀将关羽。清康熙三年（1664）、五十一年（1712）、六十一年（1722）均予以重修。雍正三年（1725），立关侯三代神主。民国初年，增祀岳飞，设关壮缪侯，岳武穆神主，复立三国名将赵云等21人牌位祀享。
武庙分前后两殿，1926年曾为益阳县工人自卫队驻地，1937年由益阳税捐征稽处占用。新中国成立后，拆庙分建两座工厂。
益阳城另有一关侯庙，又名上武庙，因地居武庙之上而得名。其遗址在青龙洲北，今大水坪涌泉街边，相传庙址为关侯屯兵营地。清代李荃赋诗赞曰：“关庙势巍峨，将军气如虎。遗憾未能消，惊涛响千古。”庙宇宏伟，占地宽阔，分前、中、后三进，大殿塑置关羽、刘备、诸葛亮神像。新中国成立前殿内曾开办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住宅。昔日关侯神像系樟木雕斫，人物性格鲜明，神态自若，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可惜“文革”被毁，甚为遗憾。
玉皇庙
玉皇庙亦称玉皇殿，街坊谓之新庙，位于金花湖，对面为市环卫处肥料库。其门前有水流绕过，设石桥可直通庙内。庙为砖木结构，分前后两进，两旁为偏屋，上覆绿色琉璃瓦，组成一个四合院。后进为正殿，供奉玉皇大帝。庙宇完整，仅改成民宅。其修建年代不可考。
地母庙
地母庙坐落于大水坪境内的前进路北侧，系纯木结构，是一栋两层高的印子房，占地约200平方米，建于民国初年。原有少量尼姑，祀奉地母菩萨。现已改成民宅。
白马庙
白马庙坐落在资江西路临兴街，临兴街小学即其遗址，现为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该庙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祀闽王王审知。其庙碑记载：“五代干戈之际，割据称雄。南唐册封，有曰闽、曰楚。闽王王审知，字信通，忠懿其谥也，河南光州固始人。貌雄伟，常乘白马，军中号‘白马三郎’。崛起草泽，虎视东南，常抱济世安民之志。《南唐书》记甚悉。益阳二堡白马庙所祀神，即其人也。”
此庙分四进：一为戏台。戏台顶上是玉皇阁，祀玉皇神像。二为正殿。大殿供奉闽王神像，两旁架设钟鼓。三进计两层，楼下有赵公明神像，楼上置观音神像。最后一进是厨房、杂屋，供驻庙僧侣使用。20世纪30年代，其内设立学校。庙宇几经改扩建，早已面目全非。
财神殿
财神殿位于三益街东侧古道街。清咸丰年间（1851—1861），益阳一些手工业行会集议筹建此庙，祀奉财神赵公明，道教尊称为“正一玄坛元帅”。其塑像形象逼真，黑面浓须，头戴铁冠，手执铁鞭，坐骑黑虎。庙宇建筑简单，系竹木结构。前为围墙，中为殿宇，供奉财神神像，后为住房。20世纪20年代，益阳县龙麟镇第15保国民小学在此设立，现改为居民住宅，庙宇已更替。
轩辕庙
轩辕庙亦称轩辕宫或轩辕殿。相传轩辕氏创制衣冠，故旅益的江西衣装商人集资修建此庙，供奉轩辕黄帝神像。此处亦是益阳缝纫业议事之所。庙址在二堡古道街附近，即现资阳区新华书店下首的小巷内。
张飞庙
张飞庙又叫三圣殿，位于资江西路三圣殿居委会。清乾隆年间（1736—1795），益阳县屠商集资修建此庙，为屠商行业会所。庙分三进，门前临大街，门旁有石狮子一对，雕刻精湛，栩栩如生。正殿周围地面，均以麻石铺砌，非常整洁。中为大殿，供奉祖师爷桓侯神像。后为厅堂住宅。此庙抗战时毁于战火。
天符庙
天符庙据说在益阳市人民医院附近，与慈善堂、朝阳庵呈“品”字形分布。天符庙居中，东为慈善堂，西为朝阳庵。旧时，道教称司好运的神为天符大帝。其庙兴废不详。
马王庙
马王庙位于城内西门口一带，在猫咀冲巷南端约40米的东侧，相传为鲁肃台遗址。该庙为清朝总兵刘进忠于顺治十三年（1656）创建，道光辛丑年（1841）重修，奉祀二郎神杨戬。庙宇甚小，仅一殿两禅房，现已改成民居建筑。
城隍庙
城隍庙位于城内北门巷，今益阳市再生制革厂内。旧时，城隍为道教守护城池的神明。明洪武二年（1369），益阳知县周升兴建城隍庙。清同治七年（1868），知县储恒重修。光绪初年，增塑十殿阎罗王及十八地狱。塑像造型奇形怪状，森然欲搏人，艺术精湛，堪称珍品。
城隍庙建筑雄伟，占地甚广。前门两旁竖石狮一对，高达4尺余。内有大院、戏台、香亭、回廊、回楼、大殿、后殿禅房等。其中大殿、台阁、戏楼、香亭皆为石柱、石阶和石台。大殿高3丈，各类塑像高达8尺。
明代，益阳城隍被封为“显佑伯”，为诸神地方长官。新中国成立前，每逢端午节赛龙舟、花灯闹事时，据说“显佑伯”会出面弹压制止。它是封建统治者“以神治人”的集中体现。
城隍庙拥有良田24亩，靠租谷维持庙宇运转。1921年，毁十殿所有泥塑。1929年，改禅房为学校。抗战时期，戏楼遭毁。新中国成立后，该庙曾为草包厂厂房。后泥炉厂、炼油厂也办在此处。庙宇大部被毁，仅有少量大殿断垣残存。
明星池庙
明星池庙在城内南门口，即今南门口小学对面。它最晚创建于明朝正统年间。《益阳县志》记载：“庙内有池，白昼见星。明正统年间，知县汪淮，石为岸，星遂晦，池亦渐为沙泥所壅。池北有庙，曰明星池庙。”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修，“浚其池，新其庙”。道光辛丑年（1841）复修。该庙供祀如来佛、观音、韦陀、雷祖等塑像。1929年改禅房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改成居民住宅。
神农庙
神农庙亦称药王庙，又名神农祠。遗址在城内东门外，现东门口小学校址。该庙建于清康熙年间，供祀神农氏牌位。
史载，上古神农氏教民农耕，发明耒耜稼穑五谷，是华夏农业的始祖。他遍尝百草，教民医治百病。旧时，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和求医问药，人们立庙以祀之。
神农庙很小，仅一殿两禅房。1929年改办学校，庙貌不复存在。
葛公庙
葛公庙遗址在城内东门外，与神农庙一起，成为现东门口小学校址。此庙建于清咸丰初年，供祀道士葛洪塑像。葛洪，东晋人，信仰道教，擅炼丹和医学研究，治疗疾病，深受百姓爱戴和崇敬，因立庙以纪念他。每年五月初十为其祀典，场面热闹非常。
相传清末益阳城郊大海塘、三里桥一带，有人看见葛洪化为道士，曾救活一“暴毙”孩童。于是，当地百姓在市化工路中段另建一新葛公庙。
原葛公庙在新中国成立前尚完整，1954年冬，因整治洞庭湖修建资江防洪大堤，大殿被拆除，庙亦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