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范雨素》刷屏
生命是纯粹的火焰，每个人都靠内心看不见的太阳活着。
——托马斯·布朗《瓮葬》
矛盾就在此，人拒绝现实世界，但又不愿意脱离它。
——阿贝尔·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小块，大陆的一部分。
——约翰·多恩《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来龙去脉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是自传体网络小说《我是范雨素》开篇的句子。尽管有人说这句话涉嫌抄袭、模仿，但确实是2017年网络文学甚至是整个文学中最亮眼、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句。
范雨素，本是湖北襄阳襄州区打伙村的一个农村妇女，只有初中文化，但从小就热爱文学，20多岁就来到北京打工，到饭店里做过服务员，遭遇过家庭暴力、短暂的婚姻，离婚后带着两个女儿打工过活。近几年，她在北京皮村当育儿嫂的同时，用纸笔写了10万字的自传体网络小说。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瞬时火爆、刷遍微信朋友圈。这篇以苦难为主题、描述农民和打工者命运的文章，涉及高考落榜、农村教育、打工北漂、婚姻、村官、赌博、家暴、“小三”、打工学校、无妈村、上访维稳、高铁征地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与话题。范雨素却不露声色，以近乎白描的文笔叙述，中间却夹杂着对自身命运的冷嘲。当然，范雨素的小说在呈现命运与时代问题的同时，也饱含着对母爱与温暖的赞叹。
《我是范雨素》突然火爆，甚至有两家出版社连夜打电话找范雨素要出版这本书。4月25日，打工的范雨素专门请假来接待到访者。范雨素在采访中说自己不靠写文章谋生，只是想赚取微薄的稿费；写作只是种精神层次的欲望，和吃饭一样。与此同时，一些认为她炒作、抄袭，水平不高，不过是“城里人缺少农家乐”之类的质疑声迭起。各路媒体人的追踪、围堵给范雨素带来极大压力，她躲到了附近的庙里，甚至罹患了“抑郁症”。范雨素“失踪”后，依然有很多人来到皮村找她，甚至有媒体前往她的湖北老家采访她的80岁的老母亲。4月28日，范雨素在微信中发文，希望媒体不要骚扰家人。
无独有偶，差不多年龄?同样出生于湖北的农村妇女余秀华，早在几年前就因为自己的诗歌创作而“名满天下”。余秀华出生时因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长大后便行动不便。高二那年，余秀华赋闲在家。19岁的余秀华在母亲的撮合下嫁给了尹世平。疾病和打工让余秀华更能领悟到世间辛苦。2014年，她写的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中有名句：“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被《诗刊》微信号刊发，在微信上被疯狂转发，农妇、脑瘫、情色诗等话题持续发酵，引发了围观、讨论余秀华的热潮。同年11月，《诗刊》发表了余秀华的诗作，该诗以“在打谷场上赶鸡”为主标题，配发了她的《摇摇晃晃的人间》和编辑评论文章。同年12月15日，余秀华参加诗刊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最低层的人”诗歌朗诵会。
2015年1月，余秀华的两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和《月光落在左手上》出版。其中，《月光落在左手上》的销量突破10万册。1月28日，余秀华当选湖北省钟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16年5月，余秀华的第三本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在北京单向空间首发。2016年11月，湖南省湘阴县举办了第三届“农民文学奖”颁奖典礼，余秀华获得了“农民文学奖”特别奖。2015年，范俭拍摄了以余秀华为主角的纪录短片《一个女诗人的意外走红》，短片时长半个小时。在此片的基础上，范俭历时两年完成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该片讲述了脑瘫女诗人余秀华走红后生活境遇的变化，故事主线围绕她的离婚展开。2016年，该片获得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纪录长片评委会大奖。
有意思的是，当范雨素爆红时，有记者追问余秀华的看法。余秀华最终说：一、范雨素的文本不够好，离文学性差得远。二、每个生命自有来处和去处，不能比较。三、我都不愿意和迪金森比较，何况是她。四、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强调希望记者不要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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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每个人都有可能红15分钟。
——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
不造星的领域是不会长久的。
——陶然亭说史
消费范雨素，请手下留情。
——《钱江晚报》
打工的人被数字统计，被公共语言简化，被归类、整理、淘汰、省略……
——郑小琼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工夫/悉数回到秦朝。
——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余秀华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穿戴整齐，唯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
——《诗刊》编辑刘年
哭要一个人躲着哭，笑呢全世界陪你笑。
——亦舒《爱情之死》
真实的稀缺，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折射。比如《人民的名义》火爆荧屏，很大程度上就是大量平时难得一见的细节突破尺度地呈现了，而《我是范雨素》同样因为真实而动人，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特别的方式。
——中华网 彭健
范雨素的作品刷爆朋友圈，说明很多人并不是鸵鸟；说明我们的内心深处对抗着“愚乐化”的浪潮，渴望着那一份真实所带来的触动。
——简书 艳伟
深度解读
劳动的暗伤：原乡离散与底层薄凉
乡土历来是文学描摹的重要单位，在文学中反复被书写提及，它关乎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梁鸿写过“梁庄”，刘绍华写过“大凉山”，范雨素写她自己。《我是范雨素》一文再现了北漂的命运，无数的范雨素从中国的各个内陆省份出发，背井离乡来北京寻梦。农民工、洗碗工、裁缝、保姆、快递员……他们忘掉原有的身份，卷进都市打工人群的洪流，把故乡镶嵌在灯红酒绿的现代化的背景里。
《我是范雨素》平淡地写着底层女性的都市境遇，写着消逝的乡土人情，写着空心化的人际关系，然而这种平淡中带着多么沉重的创伤。范雨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的雇主知道我会背很多很多的古诗，别的就没有了。没有深聊过，从来没有深厚友谊，就是萍水相逢。”在英语中，离散（diaspora）一词与迁徙、贬谪、流放有关，也被译为“流亡”“放逐”“族裔散居”。离散在本质上与苦难有相近的气质。当离散与原乡一起指向个体命运时，离散就变成了深刻的创伤体验。
然而与原乡离散，并不能将他们推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脱离故土后，他们的阶级归属变得更加模糊，即他们既不属于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人阶级，也不属于本来的农民阶层。他们成了精细社会分工背景下，阶层分层中的“夹生层”。长期在北京打工的范雨素也可算是今天而非历史上工人阶层中的一员，她在网络上爆红的背后，其实暗示了中国社会阶层通道的阻塞。很多社会底层人士通过各种努力来实现阶层流动，比如高考、读研、考公务员、出国，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却难于上青天。
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创造价值，劳动也创造了美。劳动是衡量文明、实现人类自由的限度。劳动满足了人类的需求，是人类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正因为有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脑力劳动才显得“体面”起来。劳动力流动将范雨素们从故乡田间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很快就产生了新的束缚——劳动力异化了劳动者。
打工群体试图通过劳动来换取阶层流动，而由劳动实现的阶层流动毕竟是有限的。马克思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充满了理论憧憬。理论是抽象的，理论无法将人还原成具体的人。当范雨素在上了胡润富豪榜的土豪家做保姆时，她自己的大女儿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出租屋里看护小妹妹。靠劳动力讨生活的范雨素们既无法回到故乡，又无法在城市扎根。
法国诗人兰波说：“生活在别处。”这句名言鼓动了无数青年人，可是生容易、活容易，生活并不容易。形而上的写作，并不能替代形而下的生活。与原乡的离散，势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何处遣悲辛？文章憎命达！苏童说：“真正在乡村的人不考虑文学。”生活在乡村的人虽然也为生活奔波劳碌，但他们毕竟生活在原乡，有生活的根，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的自澄明，并不需要文学来诉说。在城与乡、精神与肉体、亲情与利益、真诚与阴谋、高贵与低贱、优雅与粗俗、理想与现实之间，余秀华、范雨素们其实一直在“摇晃”。他们的摇晃以及作为环境和围观的整体，都不过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一部分，我们阅读到的时代症候远大于一种不自觉的阶级、阶层意识。
新媒体赋权：先媒体，后文学
打工者的身份重新“装订”了范雨素的人生。这位年过40的乡村女性，在底层中体验生活，在文字中反思生活。她从苦难中走来，生活又会将她引向何处？在一个华而不实的时代，才华要新闻的铺垫才能被正视。女性本可以文鸣世，却非要在新媒体上招徕眼球，这究竟是文学之幸还是不幸？
从余秀华到范雨素，她们的走红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景观”。余秀华是靠花边新闻和才华一夜成名的。“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当受众在朋友圈读到《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时，目光也同时聚焦在诗歌文本外——脑瘫、家暴、情爱，种种花边新闻的元素和文学混合在一起进行传播，在花边新闻和猎奇心理的包装之下，余秀华的才华才被注视和接纳。
景观是什么？居伊·德波认为，景观的特征是将世界表象化，然后对社会本体基础进行篡改和颠倒。不论是余秀华还是范雨素，她们的成名路径都是“先媒体，后文学”。先有媒体和新闻的聚焦与造势，才有文学文本的传播。媒介景观的本质是视觉中心主义，只有形成媒介景观，传播才有胜出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学生产，因为文学的生产受控于传播渠道，文学文本要想获得发声的机会，必须先搭一趟媒体的顺风车。芙蓉姐姐、木子美、韩寒、郭敬明、凤姐……“文学”的媒介化生产世风日下，变得畸形古怪。文学似乎不是初心的产物，文学似乎和其他商品一样，需要经过媒体工序的加工。
我们的文学远远地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靠意识形态喂养的时代，也过了80年代靠理想和精神哺育的时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市场养大的，市场的特征是顾客即上帝。顾客的特点就是用钱投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文学似乎成了服务于金钱的奴仆，市场抽一下则文学的陀螺就转一下。于是，在市场、商品、媒介的全景包围中，文学不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在与市场的角力中，文学新长出一副商品的面相和世俗的脸孔。
秘鲁诗人塞萨尔巴略霍说：“没有比被动语态中更紧张的事物。”文学被媒体重新赋权后，文学的处境变得十分被动。文学需要在新媒体语境中运作，文学的传播也依赖媒体语境中的构建，文学像一条布满感知触角的章鱼，文本要携带足够的敏感元才能被市场识别出来。经过媒体赋权，文学本初的面貌似乎变得难以识别，余秀华和范雨素身上嵌套了更多的非文学要素，村妇、家暴、文学梦、婚姻史和教育背景等符合受众接受语境的要素共同构筑出一道媒介景观。她们不是纯粹的职业写作者，她们的身份是妻子、母亲、寡妇、病人、保姆、打工者、低学历教育者。多重身份和身份的混合形成视线与文本的多元注视，文学的身份只是这众多身份中的一个。
贝斯特、凯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中提到：“马克思强调生产，而情境主义者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成社会再生产和消费与媒体社会的新模式。”居伊·德波认为，情境主义的策略是“漂移”“异轨”和“构境”。“漂移”是对城市空间凝固性的否定，“异轨”是指通过表现来揭露背后的意识形态，“构境”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真实的愿望而重新设计、创造和体验生命的存在过程。
在一个华而不实的时代，媒介追求收视率，文学讲究吸引力。似乎受众难以接受素面朝天的朴实文学，真实的文学需要经过媒体化妆才有获得演出的机会。朴素变成一种极其稀有的资源。许多都市流行文学不是“知音体”就是按摩腔，脂粉味浓厚。媒体喜欢用“焦点”这个词，焦点的力量是集中、凝聚。公众也许只记得余秀华的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谁还会记得她另一首描述患病在身的诗呢？“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余秀华《我爱你》）焦点意味着屏蔽，“焦点”之外的广袤空白，几乎不被关心。余秀华和范雨素灰头土脸地在光怪陆离的时代插队，她们悲怆的、带血的生活经验被表面光鲜的都市景观所否定。文学似乎成了时代症候的“照妖镜”：文学鉴照出他者，让丑陋的社会现实原形毕露，同时也鉴照出难堪的自我。
看客们在围观真实，也在消费苦难。鉴照与对比之下，上层俯瞰并关注底层的苦难，眼光中充满悲悯与诘问；中产阶层在对比中体会到了自我阶层的优越感；下层民众则是欢欣鼓舞，余秀华与范雨素之所以被媒体追踪，似乎她们就成了底层的代言。真相并非如此，她们只是中国庞大社会底层中有幸露出的一角。
为了获得持续的关注热度，新媒体文学的制造者们费尽心思、见缝插针地安排余秀华的花边新闻。余秀华走红后按捺不住成名的热情，她在博客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来不及低调》：“出名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凭什么保持低调就一定是正途呢？我他妈的就高调起来，我他妈的就不可一世，与人有害吗？”范俭执导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以余秀华的离婚为叙事主轴，纪录片上映后，余秀华认为最美好的事就是离婚。年轻时，余秀华接受了包办的婚姻，多年来母亲一直调和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出名后余秀华实现了经济自由，离婚当晚母亲一直替她抹眼泪。余秀华生气地对母亲说：“我离婚又不是丢人的事，你至于吗？”母亲说：“没几个像你那么心硬的。”这部电影张扬夫妻矛盾，夸大戏剧冲突，抑扬顿挫的剧情逾越了纪录片“客观记录”的本分职责。
范雨素何尝不是如此？《我是范雨素》这个题目闻起来充满了广告的味道，它更像是娱乐媒体采访时明星的自我推销：“我是某某某，我为自己代言。”在自媒体时代，人人可以为自己代言。然而，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会用自己的名字来盖过文学。当然，在这样一个媒体已经深度嵌入而成为社会基本表达机制的时代，我们无意指责范雨素们，只是说媒介景观是迷人的，它会用迷人的障眼法遮蔽现实。“先媒体，后文学”的文学路径赋予“真实”许多不真实的东西，甚至连“真实”的创造者也心领神会，知道如何利用媒体来制造话题以招徕围观者。璀璨之物，不可过分靠近。当文学沦为媒体的嫁衣裳时，这究竟是媒体启蒙的悲哀还是阶层觉醒的悲哀？
打工文学：民间陈情与精神返乡
媒体用目光的聚焦，打捞出民间原情，文学的社会学意义也得以生发出来：底层社会、迁徙与苦难、女性与命运获得了发声的机会。民间底层为何会通过新媒体而受到关注？打工文学到底击中了人心中的什么？
不妨先反观文本本身，看看《我是范雨素》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文学梦的破碎、高考落榜、农村教育、打工北漂、婚姻、生育、“小三”、村官、赌博、种田、家暴、打工学校、无妈村、上访维稳、高铁征地……这篇文章是当代中国底层社会的万花筒，也是失败人生的昭示录。《我是范雨素》像一块暗酵母，持续发酵出社会话题。种种话题凸显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城乡贫富差距和教育不平等，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字里行间没有批判也没有抗拒，只有对现实沉默的愤怒与接纳。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我是范雨素》以一句失败的人生总结作为开篇。且看这篇文章中的几句白描：“我们农村穷苦人家，糊口尚属不易，亲情当然淡薄。”“我是生我养我的村庄的过客。”“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领着一支由12只狗组成的狗军队，去工棚巡视，羞辱住在工棚里的农民工。”“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这篇非虚构的文章到底戳中人们的哪些痛处？生活的尊严、生命的尊严、原乡与乡愁，这一切都被时代改变得面目全非。
余秀华和范雨素写失败、写苦难，用民间赋予真实万钧之力，这就是非虚构文学的力量。余?范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真实给艺术带来了强劲的爆破力，迸发出直击人心的魅力。美国文学家雷蒙德·卡佛曾说：“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非虚构写作和打工文学早已有之，多以背井离乡为写作背景，书写打工者进入城市后遭遇的迷惘。打工文学与传统文学不同，前者把目光放到了当下时代与当前书写，由乡入城的空间转换和进城的失落感是打工文学创作的生命力。由此而生发出的价值观对立、城乡与阶层议题，以及被改变的生命体验，构成了打工文学的内在肌理。
范雨素以第一人称视角来书写打工故事。以第一人称的书写方式来介入、发掘、寻找真相，很容易获得受众的认同。苦难和悲怆是解读打工文学的一把钥匙。可是，如果打工文学只将自己拘囿在苦难层面，拘囿于对苦难的揭露和精致书写，那么文学在关怀层面就失掉了力量。文学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安慰心灵，成为心灵的庙宇。很多人在《我是范雨素》中看到了不如意的人生诸事，但文中有个小细节让人感动：不论是“喝文”的大哥哥，还是四处躲债混日子的“小哥哥”，抑或是离婚的“我”，经历各种失败之后，母亲依然爱他们。“大哥哥有我们英勇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缘故，没有人给大哥哥投来鄙视的目光。”母爱让乡土厚重，让文字变得温情，也让底层叙述增添了温暖的光辉。
《我是范雨素》通过个体境遇带出了整个社会里打工者的际遇与尊严问题，也带出了文学与媒体的复杂关系。如果新媒体剪除了文学的幅度，剪除了美学的修辞与陶冶，文学中的苦难就真的只剩下苦难。纯粹记录与描述苦难，那是社会学要做的事，而文学的使命与社会学的使命不同。周作人曾提出“人的文学”，正是以人道主义为本，“人的文学”才能成为星光寒辉中的碎语。如果做一个比喻，文学像一块心灵里的暗酵母，它能生发出幽微的力量，比如抒情、审美、安慰。美国诗人赛琪·科恩曾经列出了写作的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为了让写作者与神性同在”。生活虽然有无尽的苦难，但文学有一壶心灵，足以慰世道风尘。
（李啸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