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谁？这是中华文明史上诸多未解难题之一，2000多年来学界一直没有搞清楚老子身世，可知其难度之大。当今我国正在建设伟大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解开老子身世之谜，确定老子《道德经》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对于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具有现实的紧迫感和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拟从三方面来揭开“老子身世”之谜：
第一，论证《史记》对“老子身世”的说法不可信，不能作为证据；
第二，《道德经》为“老子身世”提供了大量的可靠信息；
第三，讲清楚宣王四十三年赐单逨十鼎、四马车并升历人（高于王的“圣人”地位），既是拜托，也是授权“新圣人”修订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将西周近300年执政的历史经验教训补充到《德》论中去。年过古稀的单逨没有辜负宣王信任，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单逨就是著《道德经》的老子。
一、2000多年来“老子身世”不明的主因
造成老子身世不明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主要还是与主观努力不够有关。其具体的原因是：
（一）时代久远，证据难觅
自汉代至今2000多年来，人们忽视了《道德经》这一作者身世信息宝库，而没有从中找到有说服力的能证明老子身世的证据。
（二）人为因素使“老子身世”复杂化
司马谈将老子划归道家，道教敬奉老子为祖师，有意将老子神化，这就使老子身世研究复杂化，并增加了新的问题与困难。
（三）没有紧迫感
进入近代，中华传统文化被边缘化，既然把传统文化视为落后文化，再研究老子《道德经》就显得多余，未曾立项也属自然。专家学者对查明老子身世办法不多，不知从何处入手，更看不到它的前景。此外，大家也明白即使不知道谁是《道德经》的作者，也不妨碍从《道德经》中获取智慧与营养，获得做人做事的教诲，甚至只要用心钻研，受益还会随着修养的提高而增多。可是，对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却估计不足，因对中华传统文化说不清、道不明，直接影响到中华文化在人类认知史上的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在世界的话语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四）研究方法不当
自西方文化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以来，西方的分析、逻辑、实证方法被公认为“唯一科学”的研究方法，我国100多年研究老子身世及《道德经》的学者，使用的都是这种“最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将这种重实证的研究方法用于解开“老子身世”之谜时，其前提条件是“物证真实，彼此不矛盾”。然而，自汉代以来老子身世就已经是个谜，汉代以前的物证很少，常不一致。如考古发现《道德经》的许多不同版本，能证明老子身世的证据很少或基本没有。
这些都是近代老子身世研究不得其解的主要根源。
二、查明“老子身世”的困难与办法
困难与办法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有困难就有解决困难的方法。当你了解困难所在，解决困难的办法也就有了。当今研究老子身世的主要办法应该是：
（一）突破时间因素造成证据难觅的困境
由于《道德经》成书久远，证据难求，特别是汉以前的新证据难找。因此，必须“开发”新的证据来源，如：在《道德经》中就蕴藏着许多有关老子身世的信息，以往却很少有人去进行全面、系统地探索与开发。
（二）甄别《史记》关于老子身世的七种传说
凡是认真读过司马迁《史记》的人，都不难发现《史记》关于老子身世的记述既非历史，亦非事实，而是七种彼此矛盾的传说。2000多年没能揭开老子身世之谜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研究者没有读懂《史记》，也不是不明白《史记》的七种传说不可以作为证据，而是学者缺乏破解“老子身世之谜”的勇气和办法，缺乏自信，害怕失败。因此才出现有选择性地附和司马迁《史记》中关于“老子身世”的七种说法。
勇气来自无私，自信源于对事物的了解与认识的深度，了解、认识事务必须注重实践，善于学习。善于从自己和别人的失败中学习，失败次数越多，成功概率越大，“失败乃成功之母”。在学习前人成功经验时不忘发现其不足，在吸取前人失败教训时学会发现其所长、学习其所长，不搞绝对化或否定一切。失败向成功转换的关键在于：善于总结经验，勇于开拓未来！
（三）吸取中、西两种不同研究方法之长
1.中华传统整体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的阴阳（辩证）整体认知方法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它认为事物与其外部环境是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整体，可将“某一事物”视为相互联系的、由万物组成的立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强调从事物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认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
它把事物的生、长、壮、衰、老、死视为连续的有序系列。通过研究事物的演变去认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
其缺点是对事物的了解与认识停留在整体、宏观上，忽视从事物内部进行深入剖析与研究。
2.西方近代科学（分析、逻辑）思维的特征
通过把事物从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孤立出来，预设一些假设前提条件（对事物作简单或绝对化处理），而后从事物内部进行不断深入的层层剖析，以了解事物的组成、构造和内在联系，认识事物的本质与特征及在外力作用下事物内部的变化，以求得对事物认识的步步深入。
其缺点是：人为孤立的研究，建立在绝对化假设基础上的“科学”结论，与客观真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它不适合用于解决复杂性、开放性问题。
将这两种对立而互补的研究方法灵活地应用于“老子身世”研究，必将有新的起色。
（四）采取成书社会背景与考古文物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方法
像《道德经》这样的经典名著，是人类历史演变到某一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它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因此可将《道德经》视为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同样，每一件考古文物，如果孤立地看它，它就是死的器物，如果放到它产生的时代背景里看，它就是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是会说故事的“神物”。今日作者探索老子身世之谜，拟将成书的社会背景与考古物证研究相结合，力争有新的突破。
（五）坚持整体协调统一下的“大道理管小道理”
中西两种思维方式都是经过历史检验、互补性很强的认知方法。由上可知，中国传统思维注重从全局、统一、协调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发现规律，强调整体与局部关系的合理性，可称为“大道理”。西方科学思维注重从局部、从事物本身或内部认识事物的组成、结构与变化规律，强调证据、精确和定量化，可称为“小道理”。“大道理”与“小道理”理应是统一的，当两者相互矛盾或局部与整体不协调时，中华传统文化遵从局部服从整体或全局，即“大道理管小道理”。西方文化则强调“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或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处理。作者坚持在认知领域，如破解“老子身世”之谜，显然只能采用“大道理管小道理”，而不能采用民主原则。
当今老子身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使用了单一的科学的实证方法，以及证物不可靠所造成的。因此，欲搞清老子身世，必需改变“唯物证可信”的研究方法，应采用多角度综合、从整体相互联系的角度（如从与社会历史背景）发现与老子身世有关的信息。既从事物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与互动中了解认识事物的本质、运动和变化，又采用分析方法以揭开“老子身世”之谜。
三、甄别《史记》关于“老子身世”的七种说法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性格刚正不阿，他所撰写的《史记》在史学界享有盛誉，是研究我国古代史的重要依据，很少有人敢于挑战其权威。其父司马谈将老子划归“道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他所了解的有关老子身世的七种不同传说，且未加评述。他始料未及的是正是由于他对历史的客观、公正态度，为老子身世研究留下了隐患。2000多年来我国研究老子《道德经》的学者，在谈及老子身世时，都是从《史记》的七种说法中择一而从之。由此可见，《史记》在客观上成为了老子身世混乱的源头。欲正确评价《道德经》，必先搞清《道德经》的成书时代，老子身世不清则成书时代不明。由此可见，老子《道德经》混乱的源头就是《史记》关于老子身世的七种说法。因此，甄别《史记》关于老子身世的七种说法，已是正确评价《道德经》，理清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渊源，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一）《史记》中关于老子的七种说法是：
1.“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枞。周守藏室之史也。”
2.“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矣。’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3.“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15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4.“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5.“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6.“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7.“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好胶西王卯太傅，因家于齐焉。”
（二）《史记》中关于老子身世的三种基本观点
综合《史记》的七种记述，可概括为四种观点：其中的“5”说老子活了160多岁或200多岁，不可信，无实际意义。“2”与“3”说老子与孔子为同时代人；“4”与“6”说老子是太史儋；“1”与“7”说老子就是李耳。现将《史记》中出现的以上三种观点剖析如下：
1.第一种观点——老子与孔子为同时代人
其依据是“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以此证明孔子见过老子，老子年长于孔子。可是，这段文字只能说明孔子去过周，欲请教于老子。而接见孔子的人是不是老子，却是有疑问的，接见孔子的人在回答孔子时说：“其人（是谁呢？只能是著书的老子）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这样就出现了两个老子（一个是活着的、接见孔子的老子，一个“其骨朽矣”的老子）。若坚持孔子所见的是真正的老子，为什么老子在接见孔子时，要说一个“其骨已朽矣”者说过的话呢？这个重要的、其骨已朽、其言在耳的人又是谁呢？“其骨已朽”者说话的内容又与《道德经》观点相一致。反之，若是司马迁的笔误，错将接见者写成了老子（或只是对接见孔子的一位老者的尊称“老子”），那么全文就顺了。请看下文：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接见孔子的老者），老子（接见者）曰：‘子（孔子）所言者，其人（《道德经》的作者）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著《道德经》的老子）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接见者）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接见者）所以告子（孔子），若是而矣。孔子去……”
这段文字中的两个“吾”字，若是代表孔子，那么，“吾”（孔子）所告之的“子”，就应该指孔子的弟子。
作者的看法是接见孔子的是周王室的一位史官（或老者），而非著《道德经》的老子，文中所述记的第一个“老子”或是司马迁的笔误，将接见者写成了“老子”，或是对接见孔子的老者的尊称。
另有一种解释是：孔子向老子请教“周礼”之事，其人与骨已朽矣是指制订“周礼”的周公。从文字上可以解释得通。可是，孔子知道老子只写了一本《道德经》，孔子应该读过《道德经》，在《道德经》的第38章老子明确提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官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孔子明知老子反对“以礼治国”，而孔子却要向老子去请教与“周礼”有关之事，这岂不是当面借周公指责老子吗？这样做符合孔子“尊长者”的行为准则吗？若孔子真有意借周公批评老子，则与后面孔子尊老子为“犹龙”自相矛盾。作者相信孔子尊老子是真心的。（对于武王死后其弟周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引起管叔、蔡叔不满。周公用武力历时三年解决周朝内部的矛盾，平息武庚之乱，周公这样做已偏离了古公“以德治国”的祖训。这正是《道德经》总结的西周执政历史教训的内容——反对强力治国。孔子对此既知道，也认同。）
综上所述，对整段记录的文字只能理解为：孔子向周史官（老者）讨教关于“周公之礼”时，老子（周史官）委婉地指出了孔子身上的毛病，孔子深感老子（周史官）之批评中肯，深感其伟大。
宋代的叶适对此也曾表示怀疑，并明确提出：“著《道德经》的老子，非教孔子的老聃之说：‘言道德之意，非礼家儒者所传也。’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的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
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子”一节安排在伯夷、管晏列传之后的第63卷，在孙子与孔子列传之前。可以推测司马迁可能认为老子是春秋早期人物（北京世纪坛老子出生时代就是这么安排的，反映出这可能是主流学者的共识）。
2.第二种观点——老子是太史儋
《史记》中共有两处提到太史儋就是老子。在“6”中明确指出老子即太史儋；在“4”中对老子过函谷关应关令尹之请作《道德经》一事，做了生动、具体的描述。这是社会上最广为流传的观点。然而，却是一种可信度不高、与《道德经》内容相悖的观点。据历史记载，太史儋确有其人，但要说《道德经》是太史儋所著则难以服人。
《道德经》中所述说的内容是统一国家的国君“治国之道”，春秋时期的特点是各地诸侯国相互争霸，战争不断（见表2）。春秋时期周王朝已是名存实亡，它不再是统一周朝的真实国君，而是春秋霸主的附庸。此时周王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怎样弱化各地诸侯势力，以强化周王室的统治地位，恢复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二是讨好当时的诸侯霸主，以苟延残喘维持生存。而各地诸侯国所关心的事是怎样才能打败对手，争得霸主地位。在《道德经》中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因此，到了春秋战国以宣扬“治国之道”为己任的《道德经》，已没有了存在的空间，周王室、各诸侯国都不需要它。在春秋战国写这么一部巨著没有君王的支持，作者既不敢，也不可能完成。
说太史儋过函谷关应请而作《道德经》，实在是“货真价实”有悖于常识的民间传说。凡是有过写作经历的人都明白写作之不易，要把宇宙、人世间的基本规律浓缩在五千字中，这是一件多么巨大的工程呀！像《道德经》这样一部绝世精美之作，不论是什么天才人物，都不可能一挥笔就能成章。即使是老子这般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尚的人格品质之人，要承担如此重任，仍需要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阅览大量由王室掌管、专用（他人不能看阅）的史料，需有大量辅助人员的协助，且若是没有国君的授命与全力支持，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巨著。对大量资料进行订正、综合和总结，并将宇宙之道说得这样透彻、清晰，2700多年后仍然光芒万丈，这需要经过多么缜密的思考、反复的修正与修饰呀！所有这些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函谷关短短停留的时间里，一气呵成写出五千言《道德经》，这是不可思议且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有传，太史儋从周王室藏书中偷带《老子》一书，欲献秦，路过函谷关时，应关尹之求，复制了一册《老子》，流传于世。）
此外，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75）
民众挨饿，是因为君王的税收太多，所以挨饿。民众难治，是因为君王损害民众利益，所以难治。民众轻生不怕死，是因为君王贪图享受，穷奢极欲，所以才有人铤而走险。
这样一针见血指出民众挨饿的原因是赋税太重，这种要砍头的话，是太史儋敢说的吗？他不怕犯逆上之罪吗？《道德经》中所折射出的老子的言行（详见如后）都与太史身份相出甚远（论证从略）。
3.第三种观点——老子是战国时期魏国的李耳
这一说法的唯一根据就是“7”，作为老子的李耳，其子宗为魏将，李耳的子系清楚，并有史料可以证明。然而，却未证明：宗之父亲“李耳”怎样（在何处为谁）撰写《道德经》这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此外，《道德经》所述说的内容与战国的历史背景相去甚远。在弱肉强食的战国，诸侯割据，各占一方，在谁都不拥有整个天下的条件下，一个小小的诸侯国不谈富国强兵，以防范被大国吞并，而奢谈治理统一大国之道，这岂不是有点太离谱了！李耳要说给谁听？谁又愿意听呢？
对于《史记》的上述说法及其他传说，都只能说事出有因，但是以传说为事实或以传说为依据作结论都是不足以信的。然而，对于所记述的故事，或许其中包含着一些其他的有用信息，必须正确对待，慎重地去伪存真，而不可一概否定。作者对《史记》中关于老子身世的三种主要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道德经》只能是统一国家的西周时期的产物，因此老子不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
希望今后从事《道德经》与老子研究的学者若仍坚持从《史记》中择一而信之，那么就请回应一下本文的观点。反之，就得从《史记》几种传说走去，另谋新的出路。
四、《道德经》中蕴藏着“老子”的大量信息
前人研究老子身世时多是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去找证据，因受历史资料少、常相互矛盾制约，致使“老子之谜”依旧。
学者有个共识，《道德经》系老子一人之作，其中蕴藏着老子身世的大量信息，如全书的81章中有19章出现了“吾”或“我”字，其中14章中的“吾”“我”是自称。
除此之外，《道德经》言简意赅的文采，高屋建瓴的态势，深邃的见解，自信、从容的辩证口吻，书中警世名言之多皆十分罕见。除反映出作者老子高雅的文风，不威而严、不矜而高的气度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外，它还折射出：
——《道德经》的写作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深入的钻研、精心的推敲、严格的核实过程，决非作者“心血来潮”之作。
——从《道德经》的内容看，书中所言皆为治国之道，是以“圣人”（古公亶父）之言为依据，作者却不限于为“圣人言”作诠释，而且还包括总结西周王朝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的历史经验，将它补充到古公亶父的《德》论——周王朝“以德治国”的宝典中（其中许多对治国执政的批评就是西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因此，此书的写作应属于国家行为。
——老子非王者，而他却敢于以权威的口吻指点朝政，品评历代君王政绩，揭露民众疾苦的根源等，在以王为天下至尊的周王朝，老子的上述言论都属“犯上”。可是老子不仅无罪，其作《道德经》还作为经典记录流传下来，供后世拜读。何故？只有一种解释，老子是受王之托，手中握有可以批评王者的“尚方宝剑”（超越一般王的特权）。
开发这些信息将有助于了解、认识真实的老子。现就其中重要的部分摘录如下：
（一）直言自己是员武将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67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为取天下。”（第57章）
在《道德经》中有关军事的章节占全书的1/10左右，《道德经》作者直言：“我有三宝”，反映出作者曾是一个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善于领兵作战、对军事有很深造诣的高级将领。把“以奇用兵”与“以正治国”“以无为取天下”并列。既反映出他对军队于国家的重要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也说明他对用兵的要领有着最透彻的了解，在人类军事史上，我不知道还有谁在老子之前提出过如此精辟（文字记载）系统的军事理论。
（二）明言自己身兼教人之责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第42章）
直言《道德经》作者是教育人（储君、王族子孙）的老师，以及他是怎样施教的。相似的内容在《道德经》中很多，却没有见过老子不满周王或欲离去当隐士的意向与内容。
（三）传授学子观察、认识世界的方法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第54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第47章）
这不就是老师苦口婆心地教学生怎样观察、认识世界上的大小事物吗？
（四）指出民众贫穷、社会多盗贼的根源是政策严苛所至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物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
天下禁忌、禁令越多，民众就越贫困；法律、法规（如苛捐杂税）越多，盗贼也就越多。
老子能如此一针见血地批评朝政，这样的“犯上”言论不仅不被王禁止，而且笔录成书。正是因为它是受王命对西周王朝执政27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为教育王室子孙编写的教材，而非一般的纯学术著作。
（五）无情谴责无德的暴发户——新权贵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第20章）
众人（新生富有的商人阶层）兴高采烈，如吃大餐，如春游登高。众人皆有收获，而我双手空空，难道是我笨吗？
众人道貌岸然（名、权、利）什么都有，我却笨拙、鄙俗。我与众人不同，因为我懂得尊重“道”（不干违背“道”的事）。
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及老子对社会的强烈不满。老子如此公开、坦言批评权贵，除表明老子鲜明的爱憎与好恶外，还显示出他的无奈心情和牢骚。然而，却看不出他有离开周王朝，离开尘世去做隐士的打算或影子。
（六）批评庸人不识“道”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第41章）
好的诸侯（大臣）闻到道，能做到努力照着执行；较好的诸侯（大臣）闻到道，似信非信；差的诸侯（大臣）闻到道，则大加嘲笑。如果他不嘲笑，也就不算是真正的道了。
这种高高在上的说话语气与口吻，直接折射出老子崇高的社会地位、学术上的自信与权威以及个人崇高品德的震慑威力。这是任何一个没有君王特殊授权的王公大臣不可能拥有的说话底气。小小的太史能这样说话、著作吗？
（七）批评王者随意奖、惩和乱用人
“唯之与阿，相处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第20章）
（君王的）肯定与呵斥（对于君王）似乎无关大局，（君王的）赞美与厌恶（对于国家）则有天壤之别。大家害怕的事（乱用官员）不可不怕；（买官的现象）存在已久，并没有结束。
前面是批评“士”，不识“道”，此处是直接批评王，若不是为了总结西周王朝历史经验，老子能这样撰写《道德经》吗？
（八）立下评价王者的标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第17章）
老子为评价君王立下了公开的标准。试问在君王“唯我独尊”的社会，谁敢、谁能制定这样的标准？由此可知《道德经》作者在当时受君王重视与尊重的程度。这样对王的评价显然（属内部教材）是对王族子孙们说的，而不是在公开场所说的。
（九）一位德高望重长者对学子失望的感叹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第70章）
这完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带着失望、无奈的情绪，用生气的口吻，当面训斥其不听教诲的学子。你可感觉到学子正在难为情地洗耳恭听着；你可感受到他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和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主义情操；你可以从他高高在上、圣人般的语气中，了解到他的坚定与自信；感悟到他的智慧与学识之渊博；你可感觉到他显赫威望、崇高地位与身份。
小结：老子在《道德经》中对朝政、对王、对士的各种批评，都是为了总结西周270多年的历史经验，是修订《德》论的需要。为此他必须面对现实与历史真实，找出应对之策，以充实《德》论和撰写《道德经》，教育后代储君、王子王孙们。他之所言既是个人见解，又非个人见解，既源自西周古公亶父的《德》论，也代表当时周宣王的观点。由于《道德经》是专供王室学习的“内部文件”，是教育王子王孙们的“宫廷秘籍”，所以，只有尖锐地把问题摆出来、不粉饰王者过失，才有利于教育王室后代。因此，老子以揭露真实社会弊病为己任（他不会因此而受到王的惩罚），这是一般大臣向上“谏言”难以做到的。这也是《道德经》的一大特色，敢于批评朝政、揭露王者的过错不仅没有攻击性，还具有建设性。
在《道德经》中老子除公开直言他是将领且兼教人之责外，还可以从高雅的文采、深邃的思想、对圣人《德》论的深刻理解，对苛政一针见血的尖锐批评，对王者评比以及对新权贵的指责中反映出他在朝中地位、权势之高早已超越了朝中所有重臣。由此反映出写作《道德经》的老子之身世应该是：
1.他接受过（只有王室子孙才能享受的）良好启蒙教育，他（有权）可以阅读周王室保存的所有文、史资料，学过古公亶父的《德》论。
2.老子是位高级将领，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他在军事、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作者丰富的从政经历与军旅生涯使他了解社会、同情下层民众的疾苦。从君王对他高度信任反映出他与王有着真挚的友情，在治国理念、对《德》论的理解上与王一致，是深受王者信任的国家重臣，像他这样深受王信任的重臣怎么会对君王不满或有退隐之意吗（至少从《道德经》找不到踪影）？
3.《道德经》是教育姬周子孙的教材。老子在《道德经》中的批评十分坦率与直白，既尖锐，又中肯，却没有刻薄之意。与其说是老子对王治国的批评、指责，还不如说是老子对周王朝的赤胆忠心，正因为如此而受到周王室和朝中众大臣的尊重和敬仰，像老子这样的伟人正是“国师”的不二人选。在《道德经》中教师般的口吻随处可见，所有这些都是《道德经》作者承担着“国师或太子师”职责的很好证明。因此，《道德经》应是专为教育王族子孙而撰写的专用教材。正由于《道德经》中的素材来自于实际，是西周王朝执政27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因而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现实指导意义，有别于且高于诸子百家的纯学术著作，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享誉全球，为世人所共享，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解决当代的世界三大难题（资源能源问题、生态环保与世界和平问题），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老子撰写《道德经》所具备的条件概括为：
——受过只有王族或重臣才能享受的良好启蒙教育，读过和深入钻研过《德》论，对《德》论的认识与理解和王相同或近似；
——出身军旅、具有执政经验，是朝中精通文武的重臣；
——在朝中具有极高的威信，为群臣所敬仰；
——最重要的是与王者私交很好，是深受王者信任的心腹重臣。
或者说老子著《道德经》是在代王者完成一项不能由他自己来完成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总结西周王朝的历史经验，将其补充到《德》论中。
现在的问题是：在周宣王执政的后期是否有证据能证明修订《德》论的事件？周宣王是否委托或授命某武将来修订《德》论？此人能否与《道德经》中反映出来的老子实现“无缝对接”，则成了解开“老子身世”之谜的最后一个关键点。否则，即使前面已将老子成书的时间推到了西周宣王执政的后期，也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幸而，皇天不负苦心人。
五、“逨十鼎”最终揭开“老子身世”之谜
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的出土，为学术界一些长期悬而未决历史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大量新的、可靠的物证。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新课题。
（一）超越常规赏赐之谜
在2003年发现的眉县杨家村的地窖宝藏中，有一令人难解之谜，为什么周宣王四十二年授单逨两鼎之后，在四十三年再次授予他十鼎、四匹马并提升单逨“历人”的官职，特别是“十鼎”赏赐规格之高史无前例。
——按西周礼制王自己只能制作九鼎，对辅国重臣（如召公、周公等）的奖赏不得超过七鼎，一般官员的赏赐都在五鼎以下。如四十二年宣王根据单氏一族八代辅佐姬周王朝的功劳和单逨担任虞林一职的出色表现，而赐予他两鼎。可见，王（赐）“鼎”之难得！
——“逨十鼎”的有关铭文是：“……今余惟经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申京乃命汝官司历人。毋敢荒宁，虔夙夕惠雍我邦小大猷。雩乃旉政事，毋敢不隶不井，雩乃询庶又瞵，毋敢不中不井。毋龔橐，龔橐唯又宥从，乃侮鳏寡。”“……今天，我考虑你先祖对朝廷的贡献，重新提升你的官职、爵序，册命你官司历人。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重托，要竭尽全力把分管的事情办好。你办事一定遵照法规，不能违背法规办事，不能贪得无厌、中饱私囊，如果你贪得无厌、中饱私囊，那就是宽恕放纵自己，就是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杨家村西周遗址》P.107）也有人诠释为：“……任命你官司历人。你不得荒废政事，要朝夕敬思其职，和顺谋划，施行政事必须公平端正，审讯嫌犯时必须中正不偏。如果中饱私囊……”
——在单逨四十二年已获两鼎重奖之后，四十三年单逨再获打破常规的十鼎赏赐，很难用单逨新立了特大功劳来解释；即使单逨在此期间立了特大的战功或为治国安邦建立卓越的功勋（并无史料证实单逨建立了新的大功），也无需用超越礼制、臣子能享受的七鼎上限。
——赐逨十鼎显然与升逨历人官职爵序有关，可是在逨鼎上的铭文对“历人”工作说得很一般而含糊，与其享受十鼎赏赐极不相称。
——作者在宝鸡博物院参观逨十鼎时，翟慧萍主任介绍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十个逨鼎中最小的两个鼎，由于鼎的表面积太小，放不下整编铭文，所以这两个小鼎共同刻记了一篇铭文（其他八鼎皆为一鼎一篇铭文）。这一细节给“十鼎”增添了变数，即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原来所赐是造九鼎，后因放不下铭文而新增了一鼎（不能否定存在这种可能性）；其二，若礼制健全，多造一鼎属于违反礼制的非法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作者相信后者，论述见后）。然而，不论是十鼎或九鼎都不是臣子能享受的正常待遇，其中必有缘由。
怎么理解这一超越常规的赏赐？在这一超越常规重赏的后面，必然是一件关系西周王朝未来的特别重要的大事，这是一件什么事呢？令人好奇和关切，需要认真地去探索、挖掘。为了探索其中奥秘必须了解单逨家族与姬周的历史渊源、单逨其人及与宣王的“私交”。
（二）单氏家族与姬周的历史渊源
姓氏始于周文王，文王的父亲季历没有姓，文王的爷爷周古公亶父也没有姓，从文王开始周氏一族姓姬。从宝鸡杨家村出土的“逨盘”让我们知道，单氏最早的始祖单公，辅佐文王、武王，作战有功，文王赐其姓“单”，其爵位为“公”，故名“单公”，他在召公姬奭麾下为将。其子克逨辅佐成王，接受大任，威震四国万邦；其孙新室中，忠心耿耿服务于康王；四代孙惠中父，有功于昭王、穆王，征伐四方，扑伐楚荆屡建奇功；五代孙零白，勤劳服务于龚王、懿王，有口皆碑；六代孙懿中（设）谏谏克匐保厥辟考（孝）王、夷王，有成于周邦；七代孙龚叔，穆穆趩趩享辟厉王；八代孙就是单逨。
由“逨盘”可知：
——单氏家族是西周显赫的家族之一（曾获“公”的爵位）；
——单氏一族一直在召公麾下为将；
——单氏家族的升降与周王朝的兴衰同步；
——单氏家族的顶头上司——召公乃是西周支柱“三公”之一，文、武王时期的召公姬奭是个精文通武的全才，他因深谙古公亶父《德论》、“以德治国”的精要，深受文、武王的信任与尊重，因而兼任教育王太子康王之职（推测古公亶父刻在龟板上的《德论》藏于召公府），从此召公府就成了王室姬氏子孙的“学堂”。
（三）召公虎死后提升单逨是稳固宣王地位的需要
西周王朝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传至厉王，厉王为推行社会改革过急，被国人逐出国门，经召、周二公十四年的共治后，年满20岁的宣王“按时”继位。由此可见，所谓召、周二公共治的“十四年共和”，其实质是“代理厉王执政”（生硬地套上西方的“共和”），而非改朝换代。在此期间，宣王静一直在召公府接受召穆公的监护和严格的教育培养。特殊的经历促使宣王早熟，与宣王一起成长的还有召穆公之子召公虎和单逨（召公手下武将单龚之子），他们比宣王静年长，是宣王静少年时的挚友与兄长，当宣王执政后，二人自然而然成了宣王治理这个百业待兴周王朝的左膀右臂。由于单氏一族一直在召公府为将，在等级森严的西周社会，单逨的地位是不能与召公虎持平或超越召公虎的，因此，在召公虎在世时，单逨的官职只是个虞林（还是副手）。由于宣王可以从召公虎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单逨政治地位的高低对宣王执政的影响不大。当召公虎逝世后，周宣王在王朝决策圈内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柱，直接影响到王命的贯彻与执行，此时的周宣王亟须有人来填补由于失去召公虎而造成的空缺。因此，破格提升单逨的官职，让他进入朝廷决策圈子以辅佐王政，乃是周宣王巩固自己地位的迫切需要。
（四）修订古公亶父《德》论提上日程
1.从《德》论是周王朝治国宝典说起
殷商后期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骚扰，率部族自西循漆水逾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地区（这就是《诗经·绵》所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原地区气候宜人，土肥地美，适于农耕，兼有岐山的天然屏障。从此，周族部落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下，疏沟整地，划分邑落，造房建屋，发展农业生产。古公亶父从殷商王族的腐败、“得风”盛行中吸取了教训，从上、下两方面推行社会改革：撰写《德》论以自律、约束王者的言行；推行“井田制”调动奴隶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周氏一族在周原地区很快站稳了脚跟，并吸引了周围和其他地方的民众纷纷前来归附。《德》论成了周王的言行规范、“治国”的纲领性文宪。《德》论作为西周王者执政治国的根本大法，帮助周氏部落从小发展到大，成为殷商的方国。《竹书纪年》就明确记载：“（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最后文武王通过联合其他方国、部落打败了殷商，取而代之，建立西周王朝，并有了“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成康太平盛世。因而《德》论成了西周王朝的“宝典”，享有无可争辩、不容随意篡改的崇高地位。
2.西周由盛而衰、衰后中兴历史经验需要总结
成康之后，昭王继位不久，死因不明而早亡，穆王继位后重刑法，“肆意”执政（背离古公《德》论，强制治国），往后诸王一代不如一代，加上外族入侵，诸侯壮大扩张，中央王朝贡赋减少，国库空虚，国力日益衰竭，出现极度衰危之象。至夷王时，诸侯势力膨胀到夷王不敢“坐见诸侯”的地步，厉王继位后立志维新，推行“余以（义或俟）士献民”，重用“有才、德之人”的人事制度和贡赋制度两大改革，将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对一些重要物产征收“专利税”，因此损害了许多诸侯与世族的利益，而引发“国人暴动”，将厉王逐出国门。经召、周二公代理执政——“共和”十四年。周宣王继位后，在厉王改革的基础上，经“十四年召、周二公的代管”，上下矛盾有所缓和。宣王励精图治，力促改革，废除了以往的“籍田制”，改劳务地租为实物地租，消除了“籍田制”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弊端，国库收入增加，已有条件进行一系列的靖边战争（先后征服了西北的猃狁、东方的徐戎，扼制了西戎、南楚的进犯），并取得了胜利，始有“宣王中兴”。至此，西周这段270多年的曲折历史亟待总结（这一总结工作已由老子完成了，并写在《道德经》中）。到了宣王执政的后期，当宣王忠实的重臣召公虎死后，为了继续推进“料民于太原”的改革，抑制诸侯、贵族的抵制与反对，提升单逨的政治地位既是周宣王稳定政权之急需，也是为了总结西周历史经验的需要（准备修订《德》论的需要）。
3.修订《德》论提上日程
亲身经历危难，为“中兴”周王朝而奋斗了一生的周宣王，在进入晚年以后静下心来思考西周王朝的未来时，他最关心的是为了延续西周王朝的统治，在他有生之年该重点抓什么？当他回首西周王朝270多年由盛而衰、衰后而中兴的曲折历程时，他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更多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都迫切需要进行认真、深入的总结，并将它们补充到古公亶父的《德》论中去，以免姬周子孙重复历史的错误。因此，总结历史经验与修订《德》论乃周宣王晚年要抓的重点工作。此外，《德》论自古公亶父至周宣王四十三年已有300多年了，记载《德》论的五块龟板或已破损或因磨损而字迹模糊不清，已到了该重刻、复制的时候了。关键是在宣王的群臣中，该委派谁来担此重任。
经过作者对《道德经》深入全面的研究，确认《道德经》就是《德》论的修订本，《德》论没有失传，它以新的形式——“是以圣人”“故圣人云”“圣人不积”“圣人不仁”等，出现在《道德经》各章中。现在要探讨的是：赐逨十鼎是否与修订《德》论有关，修订《德》论的老子是不是单逨？
4.赐十鼎、升“历人”是修订《德》论的需要
从上述“老子”的必备条件可以看出老子与单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然而，西周王朝的单逨若无历人的官职与宣王“十鼎”的赏赐，单逨与老子的经历再相似，也不可能是撰写《道德经》的老子。因为，没有宣王的授命与超越王的权位是没有资格修订《德》论或撰写《道德经》的。此外提升单逨官职已是形势的需要：
——周宣王晚年亟须提拔新的大臣填补因召公虎之死而失去的重要支撑；
——周建国27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亟待进行总结，以修订、充实《德》论；
——古公亶父的《德》论从其问世之日起，代代相传直到周宣王，它一直是周氏家族“族规”、周王朝“以德治国”的宝典、王者必须遵从的言行规范。西周王朝的任何一位王都只有遵照执行的义务与责任，而无修改《德》论的权力，更何况一般的大臣；
——谁能担当上述两大重任？当宣王环顾其身边的合适人选时，首先落入眼帘的就是他少时的挚友兼兄长单逨，不论从经历、学识、对宣王的忠诚、宣王对他的了解、两人长期的私交与默契等角度来看，单逨都是无人可及的最佳人选。可是，单逨在朝中只是个虞林，还是副手！他与朝廷中的辅囯大臣相比，地位低了一大截，根本没有资格担此重任。这时的宣王才意识到，这些年来，他对这位少年时挚友与兄长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为了“改过”，完成提升单逨的政治地位（以弥补召公虎之死而导致的执政力的削弱）、总结历史经验、修订《德》论这三件大事，他必须马上将单逨推上西周王朝的至高——新圣人（超越宣王自己）的地位，并让群臣心服口服，而不致因“火箭式”的提升而引发朝廷“地震”。
5.宣王执政、用人的“妙笔”
首先，在四十二年赐逨两鼎，借此次赐鼎说明单逨任虞林一职已做出了出色成绩（显示其个人能力与忠心），表彰其历代祖先辅佐周王朝做出的贡献，以此说明单逨及其家族是最值得信赖的（其潜台词是谁能像单家8代忠心辅佐周朝）。为四十三年单逨七十大寿时，超越常规的大提升做准备，以免大家感到突然、不适，而引起“地震”或不服。
其次，升历人，赏十鼎，乘四马车的待遇是史无前例的特高赏赐（宣王继位后，曾授（能代王执政）歆父四匹马）（《毛公鼎》）。有研究者根据逨十鼎铭文，认为“历人”是专管甄别、监督朝中官员的。众所周知，监督官员之官职哪一朝都有，无须使用新的“历人”名称。若将“历人”与赏赐十鼎、四马车联系起来，显然，历人的官位远比监管、甄别朝中官员重要得多、高得多。赏十鼎一定是“历人”新工作的需要，即只有地位高于王的人才能做工作。
第三，所谓“历人”的主要职责，（据作者之愚见）就是由他领导一个班子，清理历史文献、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自西周以来根据《德》论、“以德治国”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并将它们补充到《德》论中去，以完成《德》论——周王朝的根本大法的修订（须知在周朝只有古公亶父才有资格做这“天大的事”。可是，现在古公亶父已故，时代又亟须修订《德》论，宣王自己却不能做这“天大的事”）。因此，为了修订周王朝300多年执行的“治国宝典”，必须从当代周王朝的群臣中“再造”一个比一般周王地位与权力更高的、能享受十鼎的“新圣人”，而后再委托（口授）他来完成修订《德》论这一“天大的事”（这件事“新圣人”可以合法地去做，但是碍于王者至高无上的尊严，却不得见于文字或挂在嘴上说，这大概就是历人主要职责未见于逨十鼎铭文的原因吧）。
众所周知，在周宣王的众大臣中精通《德》论者，除了宣王（自己不能修订《德》论）外，召公虎已死，当前就只有单逨。此外，有能力总结古代、西周300多年历史经验的人，大家（对于宣王时期的公侯大臣们来说）都心知肚明，非单逨莫属。并且周宣王都愿把自己置于“新圣人”之下，朝中又有哪一位大臣王侯敢不服单逨这一“新圣人”呢！如此大幅地将单逨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引发王朝内部的不服与乱象，除了宣王的领导艺术外，也与单逨的品德及平时在群臣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密切相关。
不知读者是否记得，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第70章）老子自诩为圣人，这不是老子可以随便说的。
特殊的工作往往需要享受特殊的地位、权力、待遇，这本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如中国历朝历代的“钦差大臣”和各式各样的全权代表，被授权者的职位往往都不高，权力却很大。又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供给制的岁月，飞行员的伙食标准就高出中央首长的标准且工资丰厚，还有从事火箭、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曾被授予中将级军衔……这些都是由于工作需要之故。
这就是我们从四十三年“逨十鼎”解读出来的故事，修订古公《德》论，乃是“历人”的主要任务之一，从事这一工作需要有高于王（与古公同等）享受十鼎的地位。本故事证明单逨具备修改《德》论、撰写《道德经》的一切条件。单逨没有辜负宣王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德》论的修订，写出了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还将指导人类未来的巨著——《道德经》。它的作者老子就是宣王重臣历人单逨。
这个“故事”虽是作者根据不会说话的资料推论、编造出来的，诸君信与不信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个热爱中华文化、尊重老子的炎黄子孙，都应该关心老子《道德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敢于正视它、攻克它。作者欢迎大家说出自己有根据的新故事，将我的故事全部推翻或部分否定都可以，恢复老子《道德经》的本来面貌才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最后，让《道德经》的思想照耀着我们，走向更光辉灿烂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