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金川之战从乾隆十二年持续到四十一年，战事断断续续，清庭统共投入人力近六十万，耗费7000万两白银。
元代是钞票的时代，虽然赏赐了不少金银，但俸禄则是钞票为主。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了强行要求使用纸币的过程“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却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够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纸币依赖君主的权威，也为君主带来的便利，明朝曾经想像元朝一样发行大明宝钞，然而并没有成功。
清朝也有银票，却由户部发行。白莲教起义后各地运输金银成了麻烦事，镖局已经无力送商人的钱回家。相对于因为盐引案大伤元气的两淮盐商，在边境挣钱的晋商积累了不可计数的财富，他们开始南下，开起了票号，从事着包括官银在内的兑换业务。
乾隆五十年五月，乾隆和往常一样要去热河，内务府为此要提前做准备，按照惯例，随行侍卫们需要在出发前到内务府广储司领取帮贴银子，然后到街上的钱庄去兑换散碎银子，以便于路上使用。
然而10天后，一部分侍卫拿着银锭却没有换到碎银，银铺的伙计告诉他们，这些银子是“低潮银”，不能按照标准银兑换，侍卫们自然不信，请出掌柜亲自验证，其结果和伙计说的一样，银锭到成色不足，也就是所谓的“低潮银”。
这些银锭是直接从内务府取得的，而内务府的银库则在紫禁城太和殿的西侧，银库开库有严格的流程，必须要有三人同时在场，闭库事也要两人共同签画锁封，粘在锁上，每晚有库官值班，但值班的人不掌握钥匙，而是由乾清宫的侍卫集中保管六库钥匙，并且需要得到内务府总管的准许。
也就是说不会存在偷偷摸摸将银锭调包的情况，除非官员监守自盗或徇私舞弊，而负责这件事的正是质郡王永瑢。
得知这件事后，永瑢立刻将发出去的帮贴银子追回，会同几位内务府大臣对银锭进行了查看，得出的结论也是成色不足，只有正常官银的六七成。
然后大臣们对太和殿旁边的银库银两进行了详细清点，大概少了7万两，这个数目并不大，但关键是它是在紫禁城里发生的。
虽然内务府可以勒令那些皮箱店老板关张不卖东西，却不可以强迫银铺必须接受成色不足的银锭，银票的管控就更严格了，即便是筹措军费也不敢随便印。
和珅在热河修须弥福寿之寺的经费由军机处报奏，理应是由户部拨款白银百万两，但这笔钱和珅自己想了办法筹到了一部分。
首先是犯官杨魁的议罪银2万两，还有AH巡抚闵鄂元解交银子1.5万两，然后是自兵部侍郎高朴抄家得来的金银玉器，变价所获的13.9万两。
高朴是前两淮盐政高恒之子，与慧贤贵妃、高晋是一个宗族的，这一次他贪的是玉石买卖。
XJ出和田玉，但从康熙年开始就禁止私采，真正执行是在乾隆平定准葛尔之后。
高朴到任后却和阿奇木伯克鄂对一起，组织维吾尔族矿工采玉，再命汉族客商运往内地售卖谋取暴利。
这还不是皇帝震怒，要对高佳氏严惩的原因，鄂对死后，高朴曾经上奏，希望让鄂对的儿子来继承阿奇木伯克的职务。
唐朝藩镇节度使到了后期也是世袭罔替的，乾隆为了回避，将鄂对的儿子派往KS，并将KS的阿奇木伯克调往叶尔羌。很快新到任的阿奇木伯克就发现了高朴私自采玉的事情，还有其他问题。
采玉的地方位于深山峡谷，地势高寒，夏季雨水多，容易发生山洪，采玉工作本就非常艰辛，又要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矿工们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时间一长人人都不堪重负，商量着要逃跑。
这些矿工里只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开采，他是这些矿工的领头人，如果逃亡，不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他，他一死，其他人不知道怎么采玉，其他人就会被放回家了。
但是采矿工人们不愿意他那么做，领头人于是往万丈悬崖下纵身一跃。
愤怒的矿工们抬着领头人的尸体到山下讨要说法，新的阿奇木伯克只要没有眼瞎就能看见，高朴塞了50个元宝给他，希望他能三缄其口。但是自清朝统一XJ后，朝廷派驻这里的军政官员就习于逸乐，欺压民众，乾隆三十三年爆发昌吉叛乱，三十年发生过维吾尔人叛乱，如果这三千矿工也发生叛乱，阿奇木伯克难辞其咎。
于是他将此事报给新任的乌什办事大臣永贵，永贵又用八百里加急告诉了乾隆，乾隆立刻批复奏折，让永贵亲自去高朴所在的地方，拔了他的顶戴花翎，将案内人犯收押质审。
亲自参加了平定准葛尔的阿桂知道此事重大，他奉命查抄了高朴在京家产，在其家仆的信中看到这些和田玉被送到了苏州、扬州、江宁等玉雕发达的城市，于是乾隆又派了江南河道总督萨载和江苏巡抚杨魁前去稽查。
杨魁就是那个交了2万两议罪银的杨魁，高朴的事他没有参与，可是官场来往，谁知道会不会有赃物被当成礼物送到他的手里。
此人办理过徐述夔有关的文字狱，见过抄家灭族的场面，可能是觉得怕了，所以办差的时候并不实心，最终降两级留任。
后来王亶望事发，他曾经协助总督陈祖辉一起查抄其家产，陈祖辉调换赃物的事他有没有参与无人得知，反正他在福建当巡抚时得病，上书希望告老还乡，回京途中病死了，乾隆也就没有抄他的家。
高朴案牵连甚广，乾隆大骂“此等孽种，不惟国法锁不容”，高朴不仅被判了斩刑，而且还没有押解回京执行，因为乾隆的命令是不许他的尸骸回内地。完了可能觉得还不解恨，让人将高朴碎尸万段，将其喂狗。
狗在满洲女真人眼里算是“天龙”，内务府都是用肉喂猎狗的。
永瑢被过继后无心政治，就像以前的质亲王允禧一样，因为允禧淡泊名利，钟情于诗画之中，所以雍正对这个弟弟特别好。
永瑢分府出去的时候得了一座当铺，后来用度不敷，乾隆给了他另一个当铺“庆春当”，里面本利钱有两万四千多两，同时还给了内务府一千八佰间官房的租银。
广储司案发后，这个案子也被传得沸沸扬扬，那个擅长诗画，喜欢天算的质郡王立刻将相干人等全部召集起来隔离审讯，并且得到了成文签字的口供，等查明了案情后，永瑢立刻上报皇帝，请求议罪，并且主动请罪，认为自己失察，而其他六库的相关官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皇帝给予严厉惩罚。
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广储司除了盐政和关税等项是官方成色银锭，其他的如抄家入库的银子成色不齐，办理入库手续的人漫不经心，将低潮银当成足色银子入库了。因为时间久远，积累的低潮银就多了。内务府会给一些皇室宗亲发用度，而这些皇亲国戚们通常会要成色高的银两，以便在兑换时换取微利。
成色好的出去了，低潮银留了下来，所占比例就多了，7万两低潮银占总库存的十分之一。
奏报到了乾隆手里，只是批了“知道了，钦此”，然后罚了和珅与永瑢三个月俸禄，有品级的罚俸禄，凑足失察的低潮银总额十倍，没品级的挨80大板，就这样结束。
质郡王号“九思主人”，比“三思而后行”还多了三倍。
小郡王“想”世袭他父亲给他留下的职位，可是在他留在京城新婚期间，那个位置已经被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给占了，四十八年因为车登多尔济私自给了乌拉黄缎照票被罢免，后来请拉旺多尔济任库伦大臣，蕴端多尔济为帮办，从此小郡王开始了两头跑的生活。
没想到第二年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劫持了汉商，不仅拿了货还不放人，屡次下了檄文都没用，到了乾隆五十年恰克图集市就停了。
好动的小郡王当然不能闲着，然后他把盟会搬到木兰围场，库伦和乌里雅苏台各率领好手习围。
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也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满汉全席，就是几千人一起吃火锅，羊肉是从蒙古运来的。
乾隆很高兴，对内务府进行了褒奖，但没有谁去争这份功劳。
就在前一年的三月，隆福安死了，六个内务府大臣变成了五个，分别是永瑢、和珅、金简、德保、福长安，以前他们每个人管一个库，如果不安排新人进来，他们五个大臣里总有一个要掌管两个库府。
自打圆明园失火，永珹自己丢下乾隆率先逃跑后，他就被过继，并且轻闲了。他的长子旻惠在第二年出生，永珹没怎么管他，而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就落下病根，没多久就死了。等绵惠14岁，永珹也死了，绵惠没有继承他父亲的亲王爵位，只是个贝勒，乾隆勒令金简去代为管教。
用贝勒的话来说，金简只是个包衣奴才，有什么资格管他？
他的娘是侧福晋完颜氏，也就是说金简是绵惠贝勒的亲舅爷。
永珹生了五个儿子，就这么一个活到了成年，而贝勒33岁就死了，没有留后，披麻戴孝都是找的过继的儿子，他继承的爵位还要降一级为贝子。
王亶望的父亲可是清官，否则乾隆也不会用他。但有什么样的父亲不代表有什么样的儿子，举人就吃了这个亏，他也没有料到自己存钱的钱庄会“骤然”倒闭了。
钱庄最怕挤兑，当他赶到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最终他通过官司才拿回了一点。
这个新的东家倒不是挥霍了父亲的家业，而是卷进了长芦盐案里。长芦自春秋战国开始就出产好盐，但乾隆爱玉，长芦盐商也就买玉，然后给盐政朝贡。但这次出问题的不是盐引、不是盐政，而是盐商自己。
内务府借出去的款利息大概是12%，比一般的高利贷低很多，但他们主要借给“常有往来”的商家。
借钱要还利息，借得越多还得越多，等借到利息都还不起了，那就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没人想过盐商也会还不起钱。
不只是内务府，连举人存钱的钱庄的少东家也不知道，最后发现这些个盐商资不抵债，把全部家当都清算了还差内务府79万两。
这些“家当”内务府全部卷包了，一点没给民间留下，有可能剩了点，反正少东家没分到，不过这只是长芦欠款的冰山一角而已，这是个群体事件，不是一个长芦盐商欠钱了。
到了嘉庆皇帝，长芦朝贡就是一些丝绸，不再要值钱的东西了，当地盐业也走向了衰败。
而他们欠款很大程度和金川之战有关，主动一点把钱捐出来，还能博个报效的“热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长芦盐商可以借到内务府的贷款，而且还不上还没有引起皇帝震怒。
另外还有“银贵钱贱”的问题，各个地方的铜钱质量不同，不方便远距离流通，白银的成色比较好鉴定，成了远距离流通的货币。平民买盐都是用的铜钱或者碎银，他们的铜钱可和直隶的不一样，一千钱不值一两银。
反正长芦的衰败是个复杂的问题，举人只能认栽。
再说小郡王去漠北不光是当帮办，他还要巡检，和布里亚特人“打交道”，举人到了那边很难说有什么用处。
留着以后好见面，毕竟这世道，谁知道会碰上什么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