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汪同三）
我们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之前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以扩大内需为主，特别是要以消费为主来拉动经济增长。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助于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中国经济应谨防欧洲化（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陆铭）
欧元区的矛盾在于，不同国家有统一的货币，却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借机扩张生产。
对中国而言，因为混淆了平衡和均匀的概念，导致过度追求均匀发展，最终导致效率损失。
新常态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权衡）
我个人认为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赶超方式发生了改变。
我不认为在这个长期的赶超上中国经济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
如何在宏观经济困难的背景下推行改革（法国亚洲中心主席 迪蒙柳）
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不可避免，中国政府对此也有预期，提出了经济新常态。
在这种宏观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恰恰需要逆行而上的改革。
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趋势的可持续性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沈开艳）
从西部地区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到达发展到顶点然后差异不断下降的阶段。如果其产业结构不断内生化，实现了经济增长推动力量的转型与优化，那么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更可能进入趋同过程。
中国经济关键是打好“组合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兆安）
为了确保今后5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6.5%以上，我们应该从五个方面打组合拳。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与中国经济（德国路特林根大学教授 尤·温德勒）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功，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发展成了一个政治、经济的大国。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经济体系当中，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特征，这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我认为李斯特的思想对于中国和当今的世界经济都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技术赶超模式的比较研究（韩国首尔大学教授 李根）
首先，技术体制对后发国家追赶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在中国和亚洲邻国都能发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是，最终的追赶甚至赶超成功有赖于打造本土企业的能力，而不应该仰仗外来直接投资。
再次，从东亚可见的另一个共同结论是，政府或公共部门的角色颇为重要，但并非总能导向成功。
中国提议建造秘鲁—巴西两洋铁路的经济影响（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教授 卡洛斯·阿基诺）
第一，此项目所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因为它允许货物从巴西经秘鲁运至中国及整个亚洲，从而节省时间和距离。
第二，地缘政治方面会产生很大影响。
第三，完成此项目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很大的。
中国的“赶下创新”（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丸川知雄）
所谓的“赶下创新”，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和本土人民所开发的技术和进行的创新，是他们以不同于发达国家同行的方式所达成的技术进步。
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其实技术创新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应该找到新的出路、新的方向。
上海自由贸易区金融改革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徐明棋）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是在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离岸人民币市场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上海自由贸易区承担了连接国内金融市场与海外人民币离岸的衔接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比较中国在美国和尼日利亚的投资：机遇、挑战和沟通策略（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教授 高红梅）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2014年拥有来自中国企业的超过180亿美元的总投资，而在2000年，这一数字仅不足20亿美元。
然而，在每一个新的全球市场上，由于文化差异以及从商习惯和思维模式的不同，经常会出现相关挑战。全球公司必须采用与所在地相容的新商业模式，如此才能在新市场上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