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凤凰琴》获得各类大奖并轰动全国的那些日子，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乡下快乐地教书，并没有看到，文艺的电影不可能到乡下来，这样从城市里来的人激动地向我们提起这部影片时，我们的反应有些冷淡和无动于衷。然后，我在一个周日的下午，伏在床上读到了刘醒龙原著，小说《凤凰琴》，那是一本往期的文学杂志。读完后，特别不满，不屑，觉得书中除了国旗那段真实外，写的苦太过，太别扭，雕琢的痕迹太明显，明老师为民转公竟然追求了一辈子，至死方休，太夸张了吧？
但真的就有民办老师工作了一辈子，追求了一辈子。
据我所知，我们这儿从50年代开始设村办小学并有了民办教师；1972年政府开始采取推荐与招考的形式将优秀民办教师转为公办；1977年全国的民办教师人数达到471.2万人，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6%；在中国人口入学高峰期，有部分村办小学办了初中。但我到学校教书的时候，政府已经停止执行民办老师转公办的制度一些年了，可能是《凤凰琴》小说和电影巨大的影响，终于引起人们对农村教育的重新关注和重视，于是，作为重视的一个方面，或者，国家对乡村教育有了新的规划，我们这里的“民转公”政策再次启动，从而改变了一些民办教师的命运。
“民转公”政策分两步走。第一个阶段从1993年起，鼓励青年民办教师同初中毕业生一道参加全市统一中考，从中选拔优秀者去中级师范深造，毕业后由教育局统一分配，成为公办教师。参加招考的资格是：教龄五年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下，有民师任用证。每年录取二十名左右，而当时全市大约有二、三千名民办教师。我参加了两次民师考师范，第一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十二名，人家只录二十名；第二次，我终于考到第十七名了，人家改变录取策略，把指标分到乡镇，一个乡镇招一个，我又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
每次知道自己去不成时，我心中就有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照样乐呵呵。录取了，读师范，一次性仅学费就要交5000元，这对我们这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啊。当时，虽然我的月工资涨到了174.5元，但那巨大的缺口，就是倾全家之力也借不到的。
第二阶段是自1997开始将优秀民办教师直接转为公办教师。其中有“免试直转”一项，是专门惠及老教师的。我所尊敬的老教师们，都是从十八九岁开始教书，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三十年及以上教龄，没有中断，直接转为公办教师”，这个政策令多少人喜笑颜开！而这没有间隔的三十年又浸透了他们多少汗水！然后，教龄三十年以下，按各种圈圈杠杠有资格的，首先是文化考试，再加上考核。考试分数啦，教龄啦，各种证件啦，奖状啦，绩效啦，种种种种复杂的计算、核实，让一些中年教师跑了不少路，担了不少心。不过，大家都很坦然，打分排队，老老实实，一个一个来，有怨言也没有办法的。
1997年，我也免试直接转成公办教师了，时年，我28岁，是那一年全市114名中最年轻的“民转公”老师，完全属于意外之喜。
皆因这政策还有一项：“有大专文凭，教龄达到一定年限，免试直转。”
我在到学校教书去之后的第三年，跟着城里上班的同学一道，自费参加了荆州电大函授大专的学习，当时单纯地想法就是：“有机会读书就去读呗，好歹也是个大学。”在一片质疑声中，属一意孤行的那种。在我年薪500元左右的那几年，我的函授大专学习报名报考费花了1067元，这都不算，我还跑坏了一辆自行车。学习地点在县城荆州电大分校内，时间是每周日。从我们村到县城，抄近路，有四十六七里，途中要渡过两道河。每到去上课的日子，妈妈早早煮饭，我吃了，背了两本书，乘着曙色出发，在大堤上猛踩自行车，把一个又一个骑行的人扔在后面。有几次，还有小伙子以为我有意和他赛跑，不服气地在后面追呢，我才顾不了那么多，瞄了一眼气愤愤自以为是的对手，脚踩得更加用力了。到达电大后，在大教室里面和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听课，做笔记，完后，街上到处看看，不过就是人，无趣，就顺便到市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去借书了。下午的课程完成后，我又骑着自行车原路如飞而返。
函授大专快毕业时，电大要求学员交调查报告和毕业论文。我窝在学校里苦思冥想了两个星期，终于完成了一篇关于农村青年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调查报告，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地写在材料纸上。要交稿了，因学校期中考试，又遇农忙等等情况吧，我去不成，也懒得去，灵机一动，从镇邮局里面把它寄了出去。等我两个月后再次去电大的时候，电大副校长王国权老师的夫人陈老师一看见我就说：
“哎呀！你的调查报告一寄来就不管了！材料纸怎么行呢，得用文稿纸誊正的。又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联系不上。我只好跟你誊写了，我眼睛又不行，5000多字，抄了好几个晚上呢！不然的话，你误了交稿就不能准时毕业了！”
当时陈老师满头白发，说这话时，温声细语，一点也没有责怪的意思。我愣愣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仅这份为我抄稿的情意，陈老师就是我的恩人之一。
然后，我的毕业论文未得到指导老师的任何刁难，一次搞定。
我凭着这一纸文凭，虽然过去了十一年，算是轻轻松松地转了正，成了一名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从此再无后顾之忧，正式起薪，已是1999年。另外的一部分人就惨了。2001年，全市实行民办教师大清退，凡是之前在种种考试中未能过关斩将的老师，一刀切地回家去，大家黯然离开了自己的教学岗位，有人哭了，从此一蹶不振；有人转投他行，后来发达了；当然也出现了女民办教师躺在我市教育局长小车前，高喊“你不解决就碾死我们”的英勇事件。
我们宜山垱村小学当年的六个人，赵生军愤而走深圳，在一家打工学校继续课读生涯至今；郑义弃了教书，后来成了一名司法员；其余三人，在市里不同的中小学教书，均成为教学骨干。我，转成公办老师后，调到本镇中学当语文老师，不久，我们的小学就撤并到了镇小，大华作为校长坚持到了学校被撤的那一刻。
在我写本书最后这篇文字过程中，上午，我在国家“扶持薄弱学校”项目中正新建的校图书室忙了两节课；中午，为七年级女生进行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辅导；下午第一节，九年级语文，这已经是连续八届任教九年级语文了；第二节，七年级音乐。下课后，改了一叠练习本。
然后，我坐在电脑前，对本文作再一次的订正。
看来，这样的日子会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还似乎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