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后记

“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作为《现代传播》的一个重头栏目，到今年正好诞生10周年了。

30年历程，《现代传播》所积累的办刊体验是丰富而又深厚的，10年探索，“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所呈现的学术成果也是丰硕而又开阔的。当翻开1998—2008每一年的总目录选择入选丛书的篇目时，才感到从450篇中选出30万字的容量是多么为难！

经过几次筛选，几次讨论，从最初的50篇到30篇，最后确定为25篇。虽然很多优秀篇章只能忍痛割爱，但这20多篇论文，仍能体现出刊物的学术追求与办刊思路，反映出影视艺术及各门艺术在现代传播中的发展概况、特点与趋势。

本卷的作者基本来自高校，绝大多数为知名度较高的传媒学者，并且博士生导师占90％。这似乎也说明了一个现象：在对传媒艺术的学术研究活动中，高校的研究者是最多的，也是成果最丰厚的。

《现代传播》30年的路程，前10年走的是专业化路线，通过广播电视专业特色研究来体现其价值；之后10年呈现其个性化特色，力图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探究传媒现象；而近10年，《现代传播》突破单一的专业化和个性化，突出传媒学术研究特色。应该说，“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栏目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的研究成果，真实而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宗旨。

其一，电视艺术研究在理论层面逐步深化。

10年中，“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所呈现的原创性理论观点形成栏目的亮点。2001年曾庆瑞的《论电视剧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了电视剧艺术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命题：电视剧艺术学方法论的科学本体内涵；电视剧艺术学研究方法择定的指导原则。这两个命题为电视剧艺术学这一新兴学科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2002年胡智锋的《电视传播艺术：一个学术命题的新的整合》将电视研究中存在的两种不同领域——电视传播学与电视艺术学两者的中间地带交叉整合，提出了“电视传播艺术”这一学术命题，并对其内涵和外延作以界定，初步构建了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理论框架。2004年丁海宴的《电视艺术的生态观念》，从多维视角探讨电视艺术的本质，提出了“生态综合”的观念。这些学术命题和理论主张不仅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也体现了理论探索的意义与价值。

其二，电视传播研究向更宽的视野扩展。

作为以广播电视研究为中心的传媒学术期刊，10年来《现代传播》的研究视点在不断提升，研究视野在不断扩展，呈现了一些“大传播”的宏观视角。例如黄会林以“受众”为艺术创作的始点与归宿来思考电视剧的传播与生存；颜纯钧从传播角度进入电影史研究，关注电影由艺术向传播的转向；高峰、张子扬则以传媒业界的视角，对当下电视剧优质生产和有效传播提出了富有新意的标准与路径；王伟国从尊重审美需求、遵循美的规律为出发点探讨电视剧的审美化问题；周安华则以精神与心理关注为重心，探讨当代长篇电视剧所体现的人文关怀；而廖祥忠则从数字技术入手，阐述了新媒体背景下艺术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所产生的变革。此外，施旭升的《作为当代大众文化叙事的中国电视》、曾田力的《影视剧音乐的文化价值取向》，都以当代大众文化传播为背景，分别探讨了电视媒体和音乐艺术在当下的文化属性和价值取向。

其三，以媒介视角为研究特色愈加鲜明。

10年来，该栏目在传播艺术的探究上越来越呈现出媒介化视角，即以媒介特性来审视传播的特点和规律。这既是向“现代传播”的进一步归依，又是媒介社会环境下的一种自然选择。如隋岩以传播学视角关注传播媒介与艺术形态演变之间的历史呼应，提供了“艺术研究的媒介视角”；如张晶、于隽以“文学与传播艺术的深度融合”对文学与传播艺术的关系提出了建构性的观点。如周华斌、杨燕的戏曲研究同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载体”紧密连接，为戏曲这一古老艺术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引导；如黄匡宇对电视语言模型的寻找、苗棣对中外电视谈话节目的比较、胡智锋对电视节目编排策略的提炼、张育华对电视剧叙事时况艺术处理的探微；尤其是张凤铸对中国20年中八部精品电视剧的评析，都是立足于电视的媒介特性来审视艺术传播的特点。

其四，对媒介“热点”持以“冷思考”。

10年间，大众文化的兴盛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加之飞速发展的传媒技术的推动，使一些新的传播方式和艺术表达成为了可能，因此不断出现一些传媒“热点”和传媒现象。面对这些“热点”和现象，“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不曾追逐与跟风，而是持以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批判。如张颂对“口语至上”的批判、高鑫对“超级女声”的思考、尹鸿对电视真人秀节目元素的分析，以及李立对“电视娱乐热”的品评……这些具有针对性的批判性研究，构成了《现代传播》的一道独特的景观。

坚信“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栏目在编者、作者、读者的共同呵护下，将不断走向更加理想的境地。

李立

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