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张的是自佛他佛同念、禅净一致的无上圆顿法门,所以又说:“若人专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并告诫弟子不要错解“禅本无参,佛本无念”,因为这两句话既是醍瑚,也是毒药。
藕益大师57岁圆寂前,嘱咐弟子将遗体火化,骨灰投水喂鱼。圆寂两年后,弟子打开神龛,见头发长出来盖住耳朵,颜面如生,牙齿不坏。弟子不忍火化,就把遗体收在灵峰塔内。
庙前荒草乱,居士狮子吼——大清知识
外练海禁功,内行闭关禅(文字炼狱与清廷教规)
大清帝国基本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政策,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更加谨小慎微,提心吊胆,动辄得咎,大练海禁功和闭关禅。相比之下,佛教初传到隋唐时期基本上是外练吐纳功,内修开关禅。所谓内和外,功和禅,本无多大分别,戏说罢了,不必认真。
虽然如此,国人的修行从另一方面看却是很认真很认真的,甚至有点太认真了,着意太浓,不够放松,生怕出事。最后是让人家炸开“玄关九窍”(水陆海关),拳脚相加,枪炮齐吼,直捣死穴,终于至死不悟,懵懵懂懂就堕入了本不情愿的“大涅槃”。大清帝国于是清水泡汤,一干二净,粒米不剩。
国运轮转,历史兴衰,其有穷乎?
清朝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国力还可以,帝王也比较有作为,但同时也大兴文字狱,禁止文人结社,神经十分脆弱。顺治帝(1644~1661在位)喜欢参禅,在崇妃董氏死后,一度想出家修道,连皇帝也不想做了。康熙(1662~1722在位)爱好学习,古今中外学问都喜欢涉猎,并且利用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人)、白垩(法兰西人)等人给清廷编历书、造火炮、绘地图;又通过传教士上书教皇,希望多派天文历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传教士来华效力。康熙年间海禁也比较放松。但是康熙末年,新来的一批传教士在法国和西班牙支持下,上书教皇,要求改变利马窦等人早期的传教方式,希望从此不再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拜孔子和祖先。教皇同意了这个请求,命令在华传教士遵照实行。康熙闻讯勃然大怒,立即诏令严禁西方传教士活动。康熙初年,全国天主教徒达到10万多人,而康熙6年据礼部统计的僧众只有11万,可见当时对外开放的程度。
然而一怒之下就哄然关门,却也是自信不足的表现。康熙二年(1663)的文字狱也惨无人道,居然把庄廷?从棺材里拽出来戮尸,被杀者72人,充边几百人,就是为了浙江这个姓庄的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里头加了些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情,多有斥责满洲的文辞。
雍正皇帝(r723~r735在位)以禅家大师自居,自号圆明居士。他对禅学的确颇有研究,曾将古德参禅语录集成《御选语录》一本,加以评点,独有心得。然而作为一国之君,有时候自恃学问可能反而是个毛病,而且致命。雍正崇奉的佛爷似乎非常严肃,可能叫做“不许乱说乱动佛”,是为雍正禅一大宗风。魏道儒先生对雍正的禅学作过研究后,发现他的禅法独具特点,为史所罕见,难以归类,只好许其名日“雍正禅”,却也十分有趣。既然崇拜“不许乱说乱动佛”,像天然丹霞禅师那样将木头佛像取来烤火去寒,自然等于子孙焚烧祖先牌、臣下毁弃帝王位,是绝对不许可的了。又如德山宣鉴之流的喝佛骂祖,在雍正看来就如同家之逆子,国之逆臣,是人天共嫉,天地不容的。丹霞和德山既已作古,雍正是鞭长莫及了,当代的禅林却可以御笔一挥,以正宗风。说是镇压,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并非完全的错误,禅风日下,有一千条理由加以整顿。不过像丹霞之类居然在挞伐之列,吾皇陛下的整顿是值得研究和保留意见的。雍正4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考题里面有“维民所止”字样,就被朝廷看作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将查嗣庭啷当下狱。查嗣庭病死狱中后,又下令戮其尸。这只是雍正时文字狱较典型的一次。他在朝时,文字狱发生过许多次。最残酷的一次是吕留良之狱,最后也是砸开棺材,斩首戮尸,株连家族。
清代进一步在如何管束国民方面大动脑筋,大清律和保甲法精心设置,管制严厉。乾隆年间,海禁闭关达到高峰,只留广州一处开埠通商。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搞搞贸易保护主义,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弊多利少。自以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对外商一则以老大自居,加以怀远优惠;一则以夷狄视之,主要防止他们惹是生非,或者武力进攻。缺乏切实深入的了解和虚怀刻苦的学习。保护变成了作茧自缚,最后失去意义,走向反面。看来,中国人这一回是在劫难逃,注定要经过血与火的灌顶加持,才能开悟了。
如此衰弱的朝廷,无论推崇什么,都难以到位,致使儒释道乃至西方宗教都慢慢步入凋敝状态。虽说是以儒治国,但是周孔圣人的大家风度是很难梦见了,宋明理学也终于变成一具僵尸。道家佛家就更加不用提。佛家的轨迹,在禅净合一的主流中,进一步直趋“净土”,因为人间实在是臭秽不堪,无足留恋。在世菩萨们似乎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通,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化腐朽为神奇的回天之力,甚至苦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样,“佛法在世间”的通灵之偈,念了千百年之后,最后仿佛是突然发现念错了,原来佛法只在西天而已,于是只好双腿胡跪,一心西向,口念弥陀。 -
又由于乾隆年间将中唐以来一直沿用的政府颁发度牒的制度,一举废除,从此僧尼杂滥不堪,以至于无法收拾。消极地求神拜佛变成了所谓正宗佛教。
在这种情况下,居士佛教的突起,仿佛就是一个必然,看来他们并不怀疑“佛法在世间”的真实意义。最后,甚至一大批连居士也不是的人物,既不念佛,也不修禅,却成了拯救中华民族出离苦海的中坚力量。所说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此之谓也。
另外,藏地佛教受到清廷多方扶植,目的是联络感情,绥靖荒服,怀柔远人。可是,一旦藏僧达到总藏民的一半,对于不许娶妻生子的黄教戒律来说,就有无法维持的危险了。
莲花出淤泥,居士洒热血(净土大师与居士佛教)
一、极乐之大梦(净宗十二祖际醒大师)
清代莲花大片凋零,但是净土尚有大师出世,劝人念佛,策人往生,如清初的截流大师(1628~1682),一心精进念佛,从者颇众,被奉为十祖。又如省安大师(1686~1734),跟从灵鹫和尚参禅得悟,灵鹫想嗣法给他,他居然不受,辞走他处,专持佛号而终,被尊为十一祖。此外还有十二祖际醒大师,十三祖印光大师。
际醒大师(1741~1810)区别两种梦境,以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一切诸法都是梦幻,念佛修行也是法,也是梦幻,那又有什么用呢?际醒说:七地菩萨以前,都是梦中修道。无明大梦,即使是等觉菩萨也睡不醒,惟有如来一人是大觉者。不过娑婆世界的梦,是从梦人梦,梦之又梦,转展沉迷。而极乐之梦,是从梦入觉,觉之又觉,乃至于大觉。
际醒大师姓马,字彻悟,京东丰润县人。从小博通经史。22岁得了一场大病,从此深感幻身无常,有出家之心。病好后,削发为僧,贯通性相二宗法要,尤其精于法华三观。后又参禅,大得玄解,每每对后学说:“永明延寿大师是禅门宗匠,尚且归心于净土,何况当今末法时代,应该更加精进才是。”说到动情之处,常常潸然泪下,听众也莫不涕泗沾襟,为之动容。
彻悟有十六字诀念佛法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行愿持佛名号。
嘉庆5年,彻悟大师搬到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传法10年。与弟子同甘共苦,担水运柴,修墙补屋,一一躬行。常劝人发大菩提心,痛念生死,并有八事相告——(1)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2)以深行愿,持佛名号,是净土正宗;(3)摄心专注而念,是下手方便;(4)折服现行烦恼,是修心要务;(5)坚持四重戒法,是人道根本;(6)种种苦行,是修道助缘;(7)一心不乱,是净行归宿;(8)种种灵瑞,是往生验证。
嘉庆15年,际醒大师手结弥陀印,安然而逝。异香满空,容貌如生,光泽异常,多日不变。
二、世有惭愧僧(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1861~1941)是陕西人,早年学儒,对佛法多有攻击。后来得了几年病,病中反省,知道以前不对。此后投奔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顿入佛门,别号常惭愧僧。
常惭愧僧患有眼疾,几乎失明。由于这个眼病,悟到身体是苦的根本,从此一心念佛,直至肉眼大明,病症痊愈。因此更加相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26岁进入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业。后去普陀山法雨寺,在藏经楼20年,苦读精思,不问世事,昼夜念佛,证得念佛三昧,著有文稿95篇。世人极少有知道的。
民国时候,高鹤年居士,取出大师文稿数篇,印入上海《佛学丛报》。
徐蔚如等居士拜读后,合掌欢喜,叹未曾有,直称“大法凌夷,于今为极。不料当今尚有具正知见如我师者。”于是搜集印光大师手稿,辑为《印光法师文钞》行世,徐蔚如亲自做序称:“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也。”
文稿刊布之后,求学者不可胜计,师名远扬。后来创办弘化社,20年中印行佛典佛像,不胜枚举,佛经可能有四、五百万部,佛像百万多幅。
三、居士不在家(杨文会居士等)
居士佛教的兴起,在清代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清初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中叶有钱伊庵、江沅、裕恩、张师诚等;清末有杨文会、沈善登等。尤其杨文会,大力开启民国一代居士佛教,功不可没。
杨文会(1837~1911)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殁于1911辛亥革命年,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那时侯,中国丛林出家佛教已经奄奄一息、荒草纵横,清朝腐败不堪,洋兵蠢蠢欲动。居士杨文会出世,负有弘扬佛教于乱世的历史重任。随后便有诸多居士佛学家接连应世,以一腔热血,鼓吹革命,重振佛威,乃至血溅朝野。
仁山先生,名文会,安徽石埭(石台)人。从小聪明过人,饱读天文地理历数音韵和黄老经书,善于交际,生性豪侠,舞刀弄枪,骑射技击无所不习。后因病中读佛典,大有感悟,立志佛教事业,大量印刻佛经,加以流通。
据说文会少年时曾经跟随祖父见过曾国藩。曾国藩一见就很赏识他,劝他求取功名,文会却说“我不要异族的功名。”反清之心甚浓,不愿考举做官。曾国藩一笑置之,吩咐自己的公子曾纪泽好好栽培文会。曾纪泽出使欧洲的时候,请文会帮忙,任参赞之职,实权在手。他流转欧洲,注意学习西方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强国之道,购回了一批科技仪器。后去日本,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发现了唐宋时期流传到日本的佛学经典,许多已为中国所无。特别是唯识宗瑜珈行派的经典,其中博大精深的形而上学思维和条理严密的因明逻辑体系,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不禁慨叹“道在斯矣!”遂将窥基《唯识述记》等经疏300余种引回中国,选择重要的刻印出版,流通于世。
南京金陵刻经处是他和十几位好友共同募捐集资建立的重要基地。
1907年,他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自编课本,延请苏曼殊教授梵文英文,培养弟子,准备赴印度传法。太虚大师和谢无量居士都在这里学习过。后来经费不足,只得停办。1910年,他又联合同仁创办佛学研究会,担任会长,讲授佛法,不幸于一年后去世。
杨文会居士调和各宗,注重义学研究,晚年归宗净土。盛名所及,海内外学人多有敬仰者,影响了一大批居士和学佛人。著名的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身殉国的谭嗣同;提倡佛教三大革命和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学贯中西、热衷于教育和社会进步的现代文化启蒙导师梁启超;国学大师和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章太炎;佛学大师、继承先生遗志创办支那学院的欧阳竟无等。此后,佛教名流吕秋逸、梁漱溟、熊十力、王恩洋、黄忏华等,都就学于欧阳公门下。
在家居士的弘法活动,曾经引起出家僧人的不满,一时口诛笔伐,互有问答论战。时至今日,更有连居士之名也没有的,津津乐道于佛教,而置庙门于不顾。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尽述。
1907年,他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自编课本,延请苏曼殊教授梵文英文,培养弟子,准备赴印度传法。太虚大师和谢无量居士都在这里学习过。后来经费不足,只得停办。1910年,他又联合同仁创办佛学研究会,担任会长,讲授佛法,不幸于一年后去世。
杨文会居士调和各宗,注重义学研究,晚年归宗净土。盛名所及,海内外学人多有敬仰者,影响了一大批居士和学佛人。著名的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身殉国的谭嗣同;提倡佛教三大革命和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学贯中西、热衷于教育和社会进步的现代文化启蒙导师梁启超;国学大师和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章太炎;佛学大师、继承先生遗志创办支那学院的欧阳竟无等。此后,佛教名流吕秋逸、梁漱溟、熊十力、王恩洋、黄忏华等,都就学于欧阳公门下。
在家居士的弘法活动,曾经引起出家僧人的不满,一时口诛笔伐,互有问答论战。时至今日,更有连居士之名也没有的,津津乐道于佛教,而置庙门于不顾。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