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溥仪在古老的紫禁城里接受着做皇帝的教育时，外面的天地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首先是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自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放弃了自上而下的温和革命，进而采取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斗争，从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在全国各地发动暴乱，弄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东扑西救，忙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朝廷内部的斗争更是愈演愈烈，而矛盾主要集中在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和袁世凯身上。载沣自从掌握朝政大权后，就有心想借机报其兄光绪皇帝10年囚徒生涯之仇，杀掉袁世凯，况且袁世凯的权力已大大威胁到清朝皇室的权力。不杀袁世凯，似乎清廷就会被颠覆，载沣咬牙切齿地说，没想到他又一次做了预言大师，袁世凯确实颠覆了清王朝的统治。
袁世凯是在当年李鸿章所建立的北洋新军里起家的，后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向慈禧告密，从此便青云直上，逐步使北洋军成了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装。公元1911年辛女革命爆发以后，乎握重兵的袁世凯成为清廷和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袁世凯此时大玩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装出一付既忠于朝廷，又不得不顺应时势的样子，规劝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交出政权，逼迫溥仪退位。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中的兵权、清王朝和赞成共和的虚假承诺，诱逼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答应由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要求。于是，在袁世凯的操纵下，6岁的溥仪不得不宣布退位，退居紫禁城，继续在宫里做他的皇帝。而袁世凯也顺利地接过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大印。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还在皇宫里享受着国民的膜拜。无论是后来的民国历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人，还是各地军阀及包括胡适这样的新潮人物，也无论是在私函还是在公文中，都仍然把溥仪称为“大清皇帝陛下”，国民们仍毕恭毕敬地尊称溥仪为皇上。
此时的溥仪，已经渐渐长大了。尽管自己已经退位，他还是学会了养尊处优的皇帝生活，同时也开始有了些不同于先朝先代皇帝的举动。其实生于这个时代的溥仪与明武宗之类的皇帝比起来，还是非常幸运的。溥仪在接受新鲜事物的时候，可以不用像明武宗之类的人遭到口诛笔伐、百般鞭笞，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逐渐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大多数文人都在忙于新思想的争论，根本无暇顾及这个躲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即使有时间，也会对这个皇帝的所作所为大加颂扬。
所以溥仪尽管曾受到过良好的封建帝王教育，尽管也曾萌生过恢复天下的雄心，但等到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到来以后，溥仪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超过了他想复辟帝位的雄心。尽管1917年辫帅张勋曾让他短暂地复辟了12天，但他对西方新生活的向往是越来越强烈。于是溥仪放着“御膳”不进，专吃西餐；放着象征皇权的龙袍不穿，偏要穿西服；放着大轿不坐，偏爱骑自行车；置祖宗的传统于不顾，把好端端的辫子一剪刀剪掉；放着大量可供“传话”的人不用，偏要装上电话；放着圣贤书不读，偏要订阅报纸……更有甚者，他为了骑自行车方便，竞下令将宫中所有的门槛锯掉，还曾想偷偷溜出紫禁城，去西方留学。这些举动，无不令皇亲遗老们担忧，于是便给他订下了亲事，于公元1922年12月1日为他举行大婚，一次就给他娶了一个皇后和一个妃子，试图用结婚来锁住这个“玩心”大发的皇帝的心。
大婚进行的那天，溥仪又一次动摇了，面对民国总统黎元洪为他婚礼所出动的大批保驾的军警，以及以民国政府名义送上的丰厚贺礼，使得溥仪明白了当皇帝的好处。于是，溥仪恢复祖业的雄心又再度萌发，新婚之夜，将皇后婉客和淑妃文秀扔在洞房里不管，跑到养心殿苦苦思索结婚以后如何“亲政”。
但溥仪的“亲政”还没有开始实施，他就不得不和皇后、妃子及太后太妃人等人离开了紫禁城，原因是第二次直奉战争，跟随吴佩孚进入山海关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15年的大清皇帝的生活。
被赶出紫禁城的溥仅，终于摆脱了那些迂腐不堪的王公大臣对他的束缚，他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实现“恢复祖业”的雄心壮志。此后，在日本使馆的保护下，溥仪放下了皇帝之尊，频频与那些手握兵权的大小军阀见面，花费大量金钱去笼络他们，企图通过他们发动的“兵变”，再把他这个皇帝重新扶上龙椅。但是，溥仪彻底失望了，这些军阀统统欺骗了他，或者对帮他复辟的事情无能为力。于是，溥仪将目光投向了一直“保护”他的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对这个末代皇帝倒也另眼相待，一直把他作为“皇帝”，尤其是日本军界，准备随时“支持”他“重登大宝”，这一切，给溥仪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公元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领土。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控制，日本人次定将溥仪迎回他的老家去，做“满洲国”的皇帝。对于这个邀请，溥仪喜出望外，身边除日本人的走狗郑孝胥以外，都极力反对他“北幸”，认为他这是第二个石敬瑭。南京的蒋介石也派人来说，只要他不去东北与日本人合作，可以恢复民国初的优待条件。但溥仪仍然不顾，于公元1931年11月1日夜，在日本军警特务的“保护”下，溥仪悄然前往东北，出任由日本人建立的伪“满洲国”的执政。
梦想复辟的傀儡皇帝
溥仪有些愤怒了，这并不是对日本分裂祖国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是对日本人背信弃义，取消他的帝位尊号而愤怒。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溥仪还是不得不屈就这个“满洲国”的“执政”，不管怎么讲，他还是在即位以来第一次“亲政”了。为了这第一次“亲政”，溥仪煞有介事地将“执政府”办公楼改名为“勤民楼”，然后每天早早起床，前往“勤民楼”“办公”。但不久他就发现，无论大小诸事，他这个“执政”只要在呈上来的文件上签个字，和那些“总长”们聊聊天就算完成“办公”了。而“军国大事”，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们决定的，甚至“满洲国”的大小官员，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然后他宣布任命的。这个“执政”，原来只是做一个招牌傀儡而已。
溥仪有些气馁了。但一年后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原因是日本人见他任“执政”期间非常听话，于是准备满足他当皇帝的愿望。在日本人的同意下，溥仪于公元1934年3月1日第三次登基，就任“满洲国皇帝”，年号“康德”。
溥仪满心欢喜地坐上了日本人为他搬来的龙椅，开始享受君临天下的一切“尊荣”：无论是在称呼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日本人似乎也对他有了足够的尊重，一切均按照日本天皇的礼制来对待这个“满洲国皇帝”。尤其是日本人于公元1935年4月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让溥仪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皇帝。在日本，溥仪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庞大的护航舰队、裕仁天皇亲自迎接、检阅日本三军、日本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使飘飘然的溥仪回来后就大谈满日亲善，说什么无论是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不忠于满洲皇帝，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不忠于日本天皇，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等等。
溥仪并非不知道自己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但他只要拥有表面的权威就可以了，至于是否有实权，他现在也不是那么看重。但随后日本人炮制的“帝位继承法”和命令溥仪的弟弟溥杰与一个日本女人完婚的举动，令溥仪彻底放弃了恢复祖业的妄想，不再追求实际的和名誉的皇帝，只求保住性命就行。于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溥仪唯日本人之命是从，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的政令、军令，到后来更是连自己的祖宗都不敢祭祀，把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于公元1940年请到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还得战战兢兢地听“准父亲”日本人吉冈安直对他的训斥，只有到这时，溥仪才会想起从临来东北前，身边的人所说的那句话：“不要忘了石敬瑭！”
溥仪傀儡皇帝的生涯直到公元1945年8月15日才算结束。这天，前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抓获了准备乘飞机逃跑的溥仪，并作为重要战犯，送到前苏联关押。
成为公民的末代皇帝
在前苏联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溥仪渡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在此期间，溥仪的个人生活方面依然按照皇帝标准，摆着皇帝的架子。他从不曾自已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有亲自洗过，这些事情，都交给了和他关押在一起的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甚至还有他的岳父荣源。提名也愿意以臣仆的身份，伺候着这个战俘皇帝，暗地里仍然是皇上，只不过不再明着叫皇上，而是改称“上边”。
因此，这个时候的溥仪，仍然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帝，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直到他于公元1950年7月被送回中国后，他才开始从皇帝到人民的转变。
其实溥仪是非常不愿意回到中国的，不论是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还是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谁都不会放过他这个皇帝。蒋介石曾警告他不要去东北跟日本人合作，而只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对共产党的印象，也形同“洪水猛兽”。因此溥仪曾争取过流亡海外，甚至拿出部分价值较差的珠宝首饰捐献给前苏联政府，但溥仪还是来能得偿所愿，还是被移交给共产党的中国。
溥仪临回国之前，就认定自已必死无疑，处处在进行翻身斗地主的中国人民，肯定会将他这个头号大地主碎尸万断。可是他又一次错了，回到国内后，政府并没有处死他，而是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溥仪受到了与其他战犯同等的待遇，洗澡、换衣服、发生活必需品，甚至还给配发了香烟。这使溥仪感到非常震惊，但接下来的事情，又让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战犯管理所看见他仍然暗地里享受着唯我独尊的生活，于是便将溥杰等家族成员分开，安排他和其他战犯住在一起。从此，这个战犯皇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面对从来没有碰过的牙刷，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把牙膏挤出来，涂在牙刷上，他还得自己穿衣服、吃饭、整理床铺、洗脚、洗衣服，甚至还得和别人一样值日，打扫房间卫生，提倒马桶。面对这些难题，溥仪开始选择的是抵制，他认为这是人民政府对他的有意难堪，但同时他也为自己事事落于人后而痛苦不已。这对，战犯管理所的同志终于来找他谈心了。溥仪终于明白，共产党是不可能杀他的，而是要把他改造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让他做新人，进入新社会，过新生活。
在战犯管理所同志的帮助下，溥仪渐渐学会了生活自理，再也不会出现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就已经出操；他还没洗漱完，别人已经开始吃饭的情况，他已经能够满心欢喜而又骄傲地站在别人面前说：“瞧，我已经能够自己补衣服了！”
但他真正完成改造，还是在公元1955年外出战犯管理所参观和公元1957年会见七叔载涛。
公元1955年，战犯管理所带着溥仪一行到东北各地参观，请各方面人述说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和伪满政权的倒行逆施，面对当时唯伞是从、犯下滔天罪行的溥仪，人民并没有过街喊打，而是以热情帮助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昔日的皇帝，这使得溥仪深受感动。溥仪看着新中国的成就，回想着过去的无知和残暴，慢慢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并开始有了过正常人生活的盼望。
公元1957年，溥仪又见到了七叔载涛。载涛告诉溥仪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和青年一代，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力尽所能，载涛更是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载涛来见溥仪时，毛泽东还要他代问这个“皇上”好。深受感动的溥仪真的改变了，真的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再是那个曾想恢复祖业的封建帝王。
公元1959年，溥仪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发的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释放，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工作，后来又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并开始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
此时的溥仪，已经是孤身一人，原来的皇后婉容成了疯子，而淑妃文秀则与他离婚，成为历史上唯一的敢于与皇帝离婚的妃子。日本人还曾给他找了一个妃子，但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个妃子也离他而去。因此已过天命之年的溥仪，仍然过着单身生活。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排下，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一个普通的女护士李淑贤于公元1962年4月29日结婚，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婚后，溥仪夫妻相亲相爱，使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正当溥仪沉浸在幸福生活中的时候，病魔已经进入他的身体，他患的是肾癌。虽然有妻子细心的照料，虽然有周恩来的关怀，虽然有专家为他精心治疗，这个末代皇帝还是于公元1968年10月17日病逝，享年61岁。
溥仪病逝后，按照周恩来的特别指示，年后八旬的载涛主持将溥仪的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公元1980年5月29日，党和国家政府为溥仪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将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