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红着眼圈，把杜聿明生前留给这个世界的话，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杜致礼。“家父没有给家里说些什么？”
文强接过话筒，他的回话也是肯定的。
那是杜建时从首都医院出来的当天晚上，文强进了杜聿明的病房。床头，坐着杜夫人曹老太太，她在哭，凄凄惨惨的声音：“你先去了，你叫我怎么办呀！我比你大两岁，我为什么不走在你的前面呀……”
杜聿明闭着眼睛，他似乎睡着了。
文强的心却被老太太的哭声震烈了：她是杜聿明获赦以后才从美国回来与丈夫团圆的，先前生活在普林斯顿，和大女儿杜致礼大女婿杨振宁在一起。杨振宁是诺贝尔物理奖金获得者，在美国，她的旗袍也泛着好福气的光泽，但是，她毕竟回来了，为了丈夫，为了大陆上唯一的亲人。而现在，这个“唯一”的位置很快就要让给她这位80高龄的老太太了，是重返美国定居，还是取道美国到台湾与儿子媳妇相聚？设身处境地想想，连文强也没有了主张……正在这时，杜聿明睁开了眼睛。他用模糊的却不混浊的目光，请文强走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文强的耳朵贴拢了他的嘴唇，他才把最后一桩心事，拜托给了他过去的副总参谋长：
“她，哪儿也不要去。就在大陆，就在北京！年岁大了，可以请组织上把她在陕西老家的侄儿调来照料一下……共产党待我不薄，我报不了他们的知遇之恩，也只好算了，哪里还能够让别人钻空子，找借口，说闲话，无端地给他们添麻烦呢……”
文强放下话筒的时候，眼圈也红了。
杜建时，文强，以及文史专员办公室在坐的郑庭笈，在过去的那页历史中，都是与杜聿明有过密切关系的人，或官场厚交，或同一个派系，所以此间在表达悲痛的方式上，虽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那页历史上与杜聿明兵刃相见你死我活的对手，他们让我看见了一个世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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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邓颖超，方毅，乌兰夫，肖克……和所有参加杜聿明追悼会的人一样，臂上系着黑纱，胸前戴着白花，在那徐徐缓缓的哀乐声中，步出政协礼堂休息室，顺着甬道，依次来到设在礼堂前厅的会场。
邓小平的脚步在会场正中位置停下了。他的两侧，陈放着排列有序的花圈，他的面前，悬挂着杜聿明的遗像。他似乎朝上凝望了一会儿，然后随着肖克将军的司仪，对着杜聿明的遗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直到默哀礼毕，他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这时候，出自一种并非好奇的心理，我在他斜对面的人群中悄悄地踮起了脚尖。呵呵，看见了，看见了他花白的头发，宽阔的额头，眉毛下边，我居然看见了他的发红的眼圈！
这是一种发现么？如栗对我来说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当我放下脚尖，侧过身子面朝黄维的时候，我立刻有了另一种发现：黄维的眼眶也红了，在他那身浅灰色中山服的映衬下，红得那么显眼，那么突然！
怪了，且不说过去黄维所属的陈诚集团与杜聿明所属的何应钦集团的无穷的芥蒂，也不说往日黄维本人与杜聿明本人的有限的交往，单凭黄维那个有着“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立冰之冻”说法的个性，在杜聿明的遗像面前，他有可能像我看见的那样红了眼眶么？至少我表示怀疑。而我相信，其间唯一的可能是，他被共产党人的真诚感动了，被由此带来的自己的广阔前景激动了！
我以为我没有猜错。
杜聿明递悼会开过以后，不知哪位老人在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壁头上，在靠近那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部分，贴了一张《人民日报》。这张报纸登了追悼会的消息，发了杜聿明的带黑框的照片。而肖克将军在悼词中的这句话，却不知又被哪位老人用红铅笔画着比黑框还要粗的杠：“20多年来，杜聿明同志力求进步，热爱祖国。做了许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工作。”
工作，成了杜聿留在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影子；他往日那句“活着能够多干就多干，死了好上八宝山”，成了他继续走动的军人气派的脚步：同事们以手代足，追赶他，超越他，则成了这里心照不宣的事情。
这不，事隔不久，黄维双手像抱婴儿那样抱着厚厚的稿子来了！他两肩轻轻一抖，大衣便如同昔时的披风一般飘飘洒洒地落进沙发。此日不开会，他无须入座，他旋风似的进了里屋，直端端地来到我面前，然后慢慢地从怀里取出稿件，抖抖索索地放在我的眼底。
我迫不及待地扫过题目，天啦！我敢打赌，文史资料的题目，恐怕我一辈子也遇不上这么长的：《大家都来关心支持从“地心引力”开发新能源，征服“重力”，创制“重力”发动机的研究实验，帮助把它搞成功，从而把重力（引力）这样的自然力自然能源转变为免费的无穷无尽的机械动力和电力，以根本解决能源问题，以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是文史资料的题目么？我抬起头，望着黄维血红的眼丝，惊讶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黄维说话了。他不管别人的事，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这份材料有好几万字，你看能不能够找人给我打印出来？当然，最好是不收钱。”
刚好我有个熟人在一家杂志社当打字员，我答应了他，然后，我随便问了一句：“黄老，你怎么不找政协？机关有的是打字机。”
“政协机关哪里会管这个事，文不对题嘛。”黄维将心比己，满脸正色，毫无怨气，“要是换成我，我自然也是管不了这许多的呀！”“那么你需要印多少份？”我这句问话的意思包括：你这份材料印些出来干什么哟！
黄维没说话，他笑了，笑得和小孩一样甜甜的。动作也像小孩：用食指伸进嘴巴沾点口水，然后落到材料扉页的右下角，像撩开什么秘密似的，一页一页地翻呀翻，一直翻到了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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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藏在宝匣最底层的稀罕玩意儿么？可惜先让杜建时看见了。他是悄悄走到黄维背后，然后一把从我的手里抢过去的。
黄维干愣着，听之任之。我晓得，杜建时也是他的支持者，虽然局限在严格的精神方面的范围之内。我在想，兴许黄维将这份材料打印出来，为的就是分送给那些支持他的人哩！
杜建时居然读出声音来。天津腔，脆生生的：“综上所述，当前要进行的初步实验，只要耗用200多公斤钢材，加工量不大，估计加工费有2000元上下就可以了。至于配套设备，电动机、发电机、变速箱等等，实验用后，仍可以作别用，即使实验要反复修改某些零部件，最后仍然得不到预期的结果以至失败，其损失也是很有限的，但是我有充分的信心取得完全的胜利！”
也许这段话的内容，实在般配不起抑扬顿挫的旋律吧，最后那个惊叹号，杜建时竟当做天大的问号来读了。读了也罢，怎么读都行，可是他将材料还到我手上以后，居然板着面孔质问黄维：“你写这个干什么？”
“要钱呀！”黄维不以为然。“你向谁人要钱？”
“那就要看谁人能够见到这份材料了！”黄维淡淡一笑，朝着我说，“如果只能印一份，我希望邓小平能够见到；印两份，我希望胡耀邦能够见到……”
我的妈呀！黄维说不完，我也帮他印不完，我简直不晓得该怎么办？更何况黄维没说完就走了，杜建时没听完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肚皮里头打秋千——解铃还须系铃人。几天后，我没有想到，分别伸出手来替我勒住秋千的两根绳索的，正是这两位几天前使我同时感到情绪反常的老人：黄维失之天真无疑；杜建时也明显缺乏耐性，要晓得，他原本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除了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生的资历，他还获得过加州大学专攻国际政冶的博士学位呢。
这天上午，文史专员们在政协礼堂听刘澜涛的报告，刘澜涛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讲话历来被他们认为是权威性的。临近中午才散会，他们登车就座准备回家吃饭之际，杜建时慌慌忙忙地穿过庭院，绕过柱头，直奔文史专员办公室而来。我知道他会来的，他家大门上的钥匙还挂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上呢。
杜建时很快转身回走，却差一点和刚刚进屋的黄维撞个满怀！黄维虽然姗姗来迟，我却也知道他准会来的。今天是我向他交付打印材料的日子，他不来才见鬼呢！至于他为什么要躲在杜建时的屁股后面走，不言而喻，自然是想避免上次那种不必要的麻烦了。
我站起来，拿起早已捆扎好了的纸包，朝他而去。殊不料，他却在杜建时面前毕恭毕敬地站住了，只不过双腿分得开了一点，胳膊也没有紧紧地贴着身腰，竟然是一副我从未见过的把门将军的姿态！
“你晚走一会儿行不行？我已经请司机把车子开走了。”“什么事？”杜建时满面狐疑。“我，我想——”黄维近乎朝后退了半步。真是的，要钱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不敢启口的呢？“我想请你把你的笔记本，借给我抄一下。就在这里抄……”
“只能在这里抄！”杜建时暗自笑了。出自学者治学的习惯，尤其是国际政治博士研究国内政治的需要，他在文史专员当中最长于记笔记。笔记使用的是英文，他要给英文不如他的黄维当翻译，这就给了他一个与黄维对话的新的适时的机会。
“刘澜涛在文史专员会议上的讲话。”杜建时手拿笔记本，摇头晃脑地读着，依然是天津话，却摹仿了刘澜涛的语气，“我说过，世界可以改造，人可以改造，沙漠可以变作绿洲，荒土可以变作田，只有历史不能改造。那么什么是我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呢？恐怕不能够否定，全面抗战是从西安事变以后开始的，就是说，蒋介石是点了头的，蒋介石对抗战也有功劳，宋子文回去是改组了南京政府的……”
读完了。黄维也记完了。杜建时开始趁热打铁了：“我说黄老先生，这么重要的讲话，你以为只是一位政协副主席的意见么？那才不是呢！刘澜涛后面站着邓小平，站着一批当今世界最富有思想成果的政治家，而思想成果是最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你就不怕把你那份价值‘2000元上下’的材料递上去，影响他们的工作，分散他们的精力，造成国家绝非什么电动机、发电机，变速箱可以比拟的重大损失么？是这个道理不是？我的黄老先生！”
黄维没有直接反应。我把100份打印材料整整齐齐地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没有问一问，也没有数一数。他的目光还对着杜建时，他的心思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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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涛晓得。
今日上班，刚坐定，他便看出了端绪：黄维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此时却为了这样一句问话，专程来到了邓锡的面前，“你叫我写的那篇东西，再过10天交卷好不好呵？”
“好，好，真是好极了！黄老，现在就差你那篇《第12兵团被歼纪要》了！”身穿解放军干部制服的邓锡，激动得扔下钢笔，霍地一声从办公桌前站起来。他原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幕僚人员，解放后一直在解放军一个院校任教，此时他是被文史办公室借调来北京，专门负责《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这本书的组稿工作的。“其他62篇稿子都送进印刷厂去了，昨天，还送去了政协副主席王首道的题词呢！”邓锡又说。“王首道怎么题的？”黄维追问道。
“这样一句话——”邓锡背得，“《淮海战役亲历记》一书的问世，为研究我国近代史、特别是军事史，又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参考材料。”
“那，那我5天以后交来！”
黄维说完，掉头便走。看得出来，他不甘落伍，而王首道的题词刺激性地鞭策了他！不是么？他不写，书也照样得出，他不动，地球也照样得转。然而他毕竟在走动了，虽然走下台阶的时候，身子不免趔趄，但是他没有从这个地球上滑落下去……杨伯涛目送着黄维的背影，不觉轻轻叹了一声。他理解黄维，黄维是他的老长官。可是谁能够理解他，理解他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人生有限，进取无量”这两句话呢？
他可是一个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的典型人物了！早在刚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这位原国民党5大主力之一的18军最后一任军长，虽不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却能够“心切切、情长长，伏在案头上”，写了一篇毛主席曾经亲自过目并予以赞扬的长达6万余字的军事资料《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
尔后，陈诚在台湾出任国民党副总统之际，为了有助人们从历史到现实地了解时事，跟随陈诚将近20年的杨伯涛，又写了洋洋洒洒8万多字、题为《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的文史资料。这篇文章在《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发表以后，黄维、方靖以及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邱行湘、上海市政协文史专员宋瑞珂曾提出过不同意见，但那不要紧，杨伯涛认真修改，一遍复一遍，直到《人民日报》在报导文史研究工作时例举了这篇文章为止。
还写什么呢？杨伯涛自然是要写的。“文化大革命”初，当他那支笔被红卫兵缴去，缴得他比解放军当年缴他的枪还使他心痛时，他去找过政协的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够回湖南芷江老家种蔬菜，卖了菜，他可以再买一支笔。好在他有了更好的办法了，他向红卫兵表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完“笔”归赵，于是他写了一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记解放战争国民党军的溃灭》的军事论文，5万来字。
再写什么哟？邓锡要的那篇《第18军从进攻到被歼》，他早就写好了。而且把他的经历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摆一摆，“被歼”以后他被俘，被俘以后进监狱，首批特赦被释放，葡萄架下度时光……虽然不能说灯油将尽，却也是路到尽头，再也没有什么文史资料可写。所以，杜聿明去世以后，他主动担任了文史办公室新设“杜聿明传记写作小组”组长，尽管如此，由于他不是杜聿明系统的人，除了动员别人提供史料而外，他也近乎无事可做。
然而，此时此刻，他分明在写，写得如此酣畅，写得这般动情！涂的是百无聊赖的春山翰墨吧？写的是自我陶醉的秋水文章吧？我想，如果他此间写下的东西，居然与文史资料沾亲带故的话，那么我倒真需要看看，究竟什么是“山重水复”，什么是“柳暗花明”？
哦哦，是一首诗！
唉唉，诗又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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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门万户生野烟，冈头水曲敌垒环。
古城夹道驰倭马，大江天堑泛寇船。
鼍鼓卷地突蛇豕，阱饵擒蛟伏关山。
锻就吴钩备一击，遥指虾夷不复还。
读完杨伯涛的诗句，再看诗前小引：1941年守备宜昌西岸，重九登天台观远眺。标题虽然叫做《感怀诗草》，但他的情绪的流向却是我始料不及的：他似乎在逆转，朝后仰了个趔趄——我突然想起中学物理课本上关于力的运动的常识，常识告诉我，他的这个“趔趄”，正是这个地球飞快旋转，这个社会大步向前的佐证！是这样的么？是自然与社会的迭合，还是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我忍不住启口问道：“杨老，刘澜涛一席话，就变成了你的一首诗么？”“不，它应该变成一本书！”杨伯涛双手直直地撑在案头，眼睛微微仰视，“继《淮海战役亲历记》以后，我们还应该编一本《抗日战事亲历记》，当然，和上本书一样，它也应该是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事隔数日，当杨伯涛这段话几乎完全一致地从董主任的口里说出来，当董主任那段话几乎完全一致地被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通过，那冰雪覆盖着的文史专员办公室，便又一次抗衡了时令的羁绊，直朝着绿荫深处，一头栽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