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决战的新战场
补遗之一
征夫泪
本文标题，如若依了宋仁宗朝代范仲淹在他陕西经略副使（西北军副军长）任上写下的边塞词《渔家傲》里的句子，前面还应当有“将军白发”四个字。
我隐去了它。尽管原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曾经当着我的面一字不漏地背诵了这首词。我只能说我不愿意重复，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本文的这位主人公的时候，他已经是满头霜雪了。
而那泪水，那并非来自古人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的情怀，却分明源于今天现实生活的溪流的泪水，正是我眼睁睁望着他一滴一滴掉落下来的呵……
-1-
开始，我只注意到了他右眼角附近的那颗黑痣。
北京，我的出生地。你恩赐给远道归来的游子的，难道竟是这样一场瓢泼大雨！
刚下火车，雨就落响了。钻进车站宽敞明亮的地下道倒是舒服，淋不着雨，还可以匆匆领略到一点儿北国夏秋之交的暖意。走出车站，那滋味就大不一样了：黄豆般的雨滴直接掉落在我蓬乱的头发上，渗入发根的部分则顺着头皮迅速涌上了我面部的“阶梯”，那额头下的睫毛，那睫毛下的鼻尖……我站在车站广场上，如同许多初来首都的外地人一样，看一眼过去在图片上见过的钟楼，瞥一眼陌生的新奇的街心，然后慌忙问得道路，各奔东西。
我的目的地是黄维的寓所。地址以及乘车路线都是舅父告诉我的：从火车站坐地铁到和平门，从和平门坐15路汽车到天桥，再从天桥坐106路电车到永定门。下车以后，方位朝西，需要扭头转身方才是永内东街。这样就可以数着门幢往前走，200米开外有一幢西三楼，西三楼四单元202号房间，便是我从四川赶去南京，再从南京寻来的目的地了。
我正是这样来到北京的。虽然千里迢迢，迢迢千里，却不能算做绕道。为了写一部原国民党战犯监狱生活的作品，我去南京采访了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舅父。舅父是支持我的，而且还希望我能够得到他过去的上司、有过更为漫长的监狱生活经历的黄维的支持。于是舅父为我开了黄维的地址，并且在我动身那天给黄维寄去一封航空信。
我不知道我在北京的路线是否有些绕道，反正循着这条路线，出现在202号门前的时候，雨水可没有少淋！唉唉，我简直被这场大雨征服了：蓬乱的头发完全湿透以后，连个子也不知不觉矮了一截，加之身上那件在四川老家做的深灰色咔叽中山服，本来就做得过长，长就长在一处罢，偏偏在我敲门的当儿，有一绺湿漉漉的头发从额上滑落下来，不偏不倚遮住了我的一只眼睛——我成了落汤鸡，这是没有什么怀疑的了，可是我更为相信，出现在黄维的两只眼睛里的将是世界上最丑的一只落汤鸡！
我在敲门，我为开门的人担心。
门开了，开得大大的；开门的人正是黄维，站得直直的。舅父给我看过黄维的照片，现在我看见的只不过是从照片上走下来的黄维：没有惊奇的神色，没有意外的表情，整个面部平淡得像是永远涂在房门上的浅灰色油漆。只有那平视着我的眼睛像是一道出现在房门上的裂缝，显示出一种变化的可能。
“黄伯伯，我是……”我期待着变化。他的平淡开始使我平静，现在使我不安。
“嗯嗯……”他打断我的话，自己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机械地横过胳膊，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顺着狭长的过道，我径自走进他的客房。客房不大，临窗的地方，却放着一张不小的写字台。写字台上面，横七竖八地堆着一摊书。靠近桌沿的那本书是平放着的，上面压着一封航空信。一点不错，那封信正是我舅父写来的。信笺被抽放在信封之外，我的心倒平平稳稳地钻进信封里去了！不是么？我终于有理由认为，黄维没有把我当做沿街乞讨的叫花子，而那时的北京街头，比我体面的乞丐有的是呀！
黄维走在我的身后。他一定是踩着我的脚印走进来的，因为从我扭身回瞥他的第一眼起，他就这样深深地低下了头。既然如此，还有看不见的么？我的脚印是这样潮湿，又是这样污浊。鞋底有多大，脚印就有多大。脚印有多脏，鞋子里面就有多脏……唉唉，我不是乞丐，我不会伸手，怪只怪我的皮鞋断了麻绳，鞋底和鞋帮之间，竟像饿汉似地张着大口……“你坐下！”黄维的声音是命令式的，短促的。而他那只拍打着沙发靠垫的手臂已经悬在半空多时了。
我不敢怠慢，后退两步，规规矩矩地在他指定的位置上坐下来。沙发对面低低地放着一把铺有线毯的凉椅。凉椅右侧歪斜着一个高高的竹管做的书架。书架是由于纤细的脆裂的竹管承受不了满架子书籍的巨大负荷而歪斜的。
“你脱鞋！”黄维已经站在我的前面，他弯下身腰，从凉椅下面取出一双皮革做的拖鞋。起身站立的时候，为了适从我的坐向，他把手中的拖鞋旋转了一圈，直到确信鞋口已经旋转到了我的正面，他方才重新弯下身腰，将拖鞋整整齐齐地放在了我那两只张着大口的皮鞋之间。
我歪斜着身子，如同对面歪斜着的书架，缓慢地沉重地抬起了腿，解开了潮湿的鞋带，套进了暖和的拖鞋。拖鞋的鞋尖擦得好亮呵！我在鞋尖上面，看见黄维的白发，干燥的白发……“你脱袜！”
黄维的头部一直是低垂着的，他也看见了好亮的鞋尖。可是他为什么看不见我的青丝，只看见了我潮湿的袜子呢！而且是这样眼疾手快，就在他发布他的第三道命令的同时，一双深蓝色的棉线袜子已经被他放在我的膝盖上面了——于是我又开始脱袜。当着别人的面亮出光脚丫子，据说是不礼貌的。但是既然这间屋子里的礼仪已经在白发青丝之间发生了错乱，我也就无所顾忌了。脱去潮湿的袜子，我盘腿坐在沙发上，让双脚在穿上黄维的袜子之前好好干一下水气。脚背倒是容易干的，主要是脚板，脚板被雨水浸泡白了，软软的，厚厚的，软得起了皱纹，厚得裂出小孔，那水气的隐身之处便在这里了……蒸发，无声地进行着。我的面前，却响起了一阵比一阵沉重、一阵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黄维穿的是黑色布鞋，灰色中山服，我却蓦地从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的反光里面，把他看成了一只黄黑相间的老虎！他的客房是他的铁笼，他在烦躁的时候只好这样来回乱步！可是，他为什么要死死盯住我的脚板？走过去，是为了看脚板上的皱纹么？走过来，是为了看脚板上的小孔么？
我捂住怦怦跳个不停的胸口，目光垂落到了黄维的双腿之间。谢天谢地，他终于并拢了，双腿像军人作立定姿势那样并拢了。呵，不不，他又迈出了左腿，他又开始了进军，目标正对着沙发，正对着我——我在躲闪，我在退却，我将后背紧紧地贴在沙发靠垫上面，要是可能，我愿意将整个身子都给陷进去。然而，我被黄维，被勇往直前的原兵团司令官给一把“抓”住了！他那瘦骨嶙峋的隆满青筋的手紧紧地重重地捏着我的肩头。动弹不得么？没有。那么是摇晃？是颤抖？是呵，是呵，我的身子被他的外力所摇晃，他的声音为他的内心而颤抖：
“……对不起……怪我们打败了仗，把国家丢了……害得你们……吃了苦头，吃了苦头呵……”
黄维的声音是沙哑的、低沉的，在我听来，却是脆裂的、炸响的，如同五雷轰顶，震耳欲聋！我惊恐，打了一个寒噤。我发怵，倒抽了一口冷气。然而我清醒，隔墙有耳，为了黄维，也为了我，我要奋力从黄维的手里挣扎出来，然后放下双腿，穿上皮鞋——为了抢时间，不妨就穿上他的拖鞋——去关掉那扇大大敞开着的房门！
迟了，迟了！那房门与客房之间的过道上已经响起了匆匆的脚步声……出现在客房门楣下的却是黄维的老伴。这位江苏籍老太太上街买菜回来，拎在手中的篮子里装满黄瓜、西红柿、鸡蛋、大葱，还有长长的一尾鲢鱼，难怪走得大气喘喘的。
老太太自然不认识我，但是，她那怔愣的目光是朝着她家老头子的。若是换成我，我也会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要从一个外人的肩头缩回手去，又为什么要转过身子，用后脑勺迎接内人的归来？“你去买一只鸡。”黄维对着窗户说。“你不是不能吃鸡吗？”老太太懂得老头子留客吃饭的意思，她故意问上一句，是等待黄维把头掉过来。她发现他的嗓门有些变调。黄维纹丝未动，连变调的通过玻璃反弹过去的声音也没有了。稍有片刻，作为对老伴的回答，也是对老伴纹丝未动的挑战，他猛一跺脚，继而将缩在胸部的右臂用力划下，燕子尾巴似的空悬在身体背后，再而化拳为掌，掌心在内，手背朝外，做了一个“去去去”的手势。
老太太眼睛一眨，顺从地转身走了。听音响可以知道，她拎着菜篮走进厨房，腾空篮子复入过道，步出门坎之际，还随手紧关了房门。虽然那“砰”的一声又让我心跳一阵，但是我感激老太太，因为是她替我做了我也许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真是这样的哩！眼下，客房里又是两个人了，然而，系住我们心颠的绳索，早已被老太太的皮鞋踩断，那僵滞的凝重的气氛，纵然因为闭门关窗的缘故还浓浓地弥漫在这里，但至少有满满一菜篮子被老太太方才给带出去啦——黄维的脚步又开始移动，缓缓地，拘谨地，甚至是无可奈何地，仿佛老太太给他留下多少空间，他就只能在这个空间寻找他栖息的目标。我的方位不属于这个范围了，他的范围除了那张大大的写字台便是凉椅，铺有线毯从而显得小小的凉椅成了他的死角。
黄维呆然在凉椅上坐下来，躺下来。双腿并在一起，鞋跟碰着鞋跟，鞋帮成60度分开；双臂贴着腰身，平平整整地搁在凉椅的扶手上面，连手指头都是伸得直直的。这就是说，只要他站起来，便是一个军人的标准的立正姿势！唉唉，连躺下也像军人的人此生我还是第一次见着——我坐在他的对面，注视着他那剧烈起伏的胸膛。渐渐地、渐渐地，他的呼吸均匀了；这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他仿佛睡着了。这时候，我才敢去看他的面部。在他浓黑的眉毛底下，开始，我只注意到了他右眼角附近的那颗黑痣，定睛看时，才在他下眼皮的皱纹里发现了一颗泪滴。而那弧线形的皱纹多么像是一棵古木的年轮；那灰扑扑的脸色多么像是涂在他家房门上的油漆；那从枯竭的性灵里强压出来的泪水，莫非就是油漆斑驳脱落以后，从木材中间流出来的晶莹透亮的植物油么？
呵，泪滴……
-2-
那么，泪滴是黑痣的溶化，还是黑痣是泪滴的凝固？
我在黄维家呆到下午一点，也就是刚刚吃完午饭便走了。是黄维叫我走的。不，是他命令我走的。当然，不是逐客令。
那是我们在客房隔壁的房间里围着小圆桌团团而坐的时候。黄维坐在他固定的坐位上，直挺着腰，双臂机械地平放在桌沿，像小学生上课的姿势那样端端正正，像大学生听课的神态那样聚精会神。我的嘴巴成了黑板，我的食指成了白墨；仿佛我的脸上写上了饥饿两个字。他连口都没有张一下，却眼睁睁地看着我怎样吃完了一碟鸡蛋，半条鲢鱼，两只鸡腿……我吃得过量了，用四川话说，就是吃得太胀了。老实说，我有一半是吃给黄维看的，让他看得高兴，坐得平稳。因为我毕竟不是为了这顿饭来的，我需要采访，只有等他恢复了常态，我才能够不虚此行。
然而，我想错了。要晓得，正是我的狼吞虎咽，引起了他新的更深长的不安！他显得那样慌忙，那样烦躁，以致我刚刚放下饭碗他就劈头盖脑地问：
“你今年多大了？”“30。”
“30岁还没有谋上差事？”黄维惊异的目光中包含着一种责备。责备的含义中存在着一种对比。那意思莫不是说：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是国民党陆军少将啦，偏偏你的而立之年为什么就立不起来呢？黄维迟疑了一会儿，随后他眉宇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开，看来他的思路很快就畅通了，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他那个朝代的人，包括他在内，现在都生活在共产党的世界。这样理解他的上半句话的时候，他那下半句话的凄楚的语调也就可以理解了，“你现在靠什么养家活口呢？”
“我在念书。”我有必要解释清楚，“我是1977年考上的，刚好有5年工龄，可以带工资念书。”
黄维似乎不知道我的解释为何物，他那重新集结的眉头表明，他有可能把我说的念书和蹦蹦跳跳的中小学生的事情连在一起了：“你念的什么书呵？”“我是四川内江师专中文系的学生……”自费外出采访，步入省会都市，尤其在那些不时迎面而来的名牌大学学生面前，我不好意思在我这件中山服衣袋上方佩戴我那枚遭人白眼的“内江师专”校徽。但是，在黄维面前，我没有自惭形秽。当然，也有虚伪（不是虚荣），我们专科学校只有“中文科”，没有“中文系”，我之所以要这样回答黄维，主要在于让他听懂我需要表达的全部意思。
“你在上大学！”他听懂了“，大学不是早都开学了吗，你跑出来干什么？”“我出来，为的就是采访各位老前辈……学校放了暑假，我才出来的，怕时间不够，我请好了一个月的事假……”“你是请假出来的？”黄维使劲地嗅着鼻子，发出冷冷的尖利的声音。浑沌的眼睛也突然睁开了，眼珠被挤到眼角，呈露着最大面积的通红而胀鼓的血丝：“我以为你没有职业，你舅父才写信给我的……唉，唉，你现在不好好念书，去写什么文章，去卖什么文章呵！新旧社会一样，找碗饭吃不容易的，你要珍惜，你要靠自己，你不能让学校把你除名，你无论如何要赶快回去……”
黄维连珠炮的轰击，顺着他的目光斜打过来。没有击中我的头部，却封住了我的嘴巴，我的舌头，我的呼吸！
“培我，你怎么这个样子说话？”老太太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招呼她家的老头子，“小黄来趟北京不容易，你不留他多玩玩……要是他舅舅晓得了，你不难为情我可要难为情呢……”
“你晓得什么？你晓得个屁！”黄维抬起胳膊，一巴掌打在小圆桌边，吓得老太太抱在胸前的碗碟一晃一晃的。老太太扭头走了，黄维也霍然起身，仅以半步之差尾随在她的背后。他自然不是追她去的。
通过那窄长的过道，老太太进厨房去了，黄维进客房去了。来自过道的空气的对流才把我从窒息的窘境中解救出来。虽然得以复苏，得以喘气，得以长叹短吁，但胸部之不适仍在继续之中。于是，我不得不果断地离开饭桌，也来到这窄长的过道，来到这分手的路口，迎候那告别情景的光临。
老太太从厨房出来了。她拎着我的皮鞋和袜子。开饭之前，她把它们搁在了点燃着的煤气灶侧旁的一个铁架子上面，现在正好烘干。而淌在我心里的感激的泪水却是烘不干的：老太太哟老太太，她趁我弯腰换鞋换袜之际，一把朝我上衣袋里塞进了30斤粮票、20块钱……黄维从客房出来了。其实，客房比厨房距离我还要近些。之所以迟到许久，那是他的步履艰难得多，动作也笨拙得多。他双手拿着我的帆布挎包，递给我之前，他是通过结实的背带空悬在自己的胸部的。挎包里装着我的笔记本、钢笔，以及牙刷牙膏洗脸毛巾之类的几件小东西。我来时挎包是扁瘪的，现在还是扁瘪的，黄维似乎什么东西也没有给我。可是我知道，只有我才知道，这位满头霜雪的老人，已经把他储蓄在心底的最大的偿还，连本带利地交付给我了！
